史书中的载言、载文和征引，也各有体例。言，指当时人所说的话。文，指的是当时人写成的文字成品。征引，是引用别人有关史事的叙述或评论，不属于当时的言和文。刘知幾《史通》的《载言》、《载文》、《言语》等篇，有论到载言、载文的体例。他从记言、记事这两种古老的体例出发，认为“言、事有别”，人物传记只可记事，不可载言。他主张仿纪传体之书志体裁，以文辞另立“章表书”、“制册书”，专以记言。他这里所说的言，其实是文，同《载文》所说的并无区别。《载言》、《载文》于言、文没有严格界限。但刘知幾的基本倾向还是明确的，即不主张在人物传记里写入大段的言和文，批评《史记》、《汉书》中贾谊、晁错、董仲舒、东方朔等传“唯上录言，罕逢载事”，指摘《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子虚》等赋，《汉书·扬雄传》载《甘泉》等赋，《后汉书·班固传》载《两都赋》、《马融传》载《广成颂》，是“喻过其体，词没其义”，“无裨劝奖，有长奸诈”。《史通·言语》在载言方面提出另一个体例上的要求，是“时人出言，史官入记”，即语从其实，提倡口语。他不赞成“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主张在载言上不失天然。刘知幾的这些意见和设想，并不都是可行的。章学诚说：“唐刘知幾尝患史传载言繁富，欲取朝廷诏令、臣下章奏，仿表志专门之例，别为一体，类次纪传之中，其意可为善矣。然纪传既不能尽削文辞，而文辞特编入史亦恐浩博难罄，此后世所以存其说而讫不能行也。”[31]所以，他主张在纪传中仍有适当的载言和载文，而将大量的文辞另外编集成书，谓之“文征”。他主编的《和州文征》，包括奏议、征述（含记传、序述、志状、碑铭诸体）、论著、诗赋等内容。这是对刘知幾上述主张的重要修正。

史书载言重在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揭示事物发展过程和反映历史形势。《史记》记项羽见秦始皇出巡说：“彼可取而代也！”写刘邦观秦始皇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写陈胜反秦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三个人有三种口气。《史记·张丞相列传》记：“帝（汉高祖）欲废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为太子，大臣因争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这两个“期期”，使周昌正直、盛怒、口吃的神态跃然纸上。像这样的载言，话并不多，但把人物的性格特点写得十分鲜明、突出。《资治通鉴》写赤壁之战前，记诸葛亮说孙权的谈话及张昭、鲁肃、周瑜等人的议论，反映了战前各种不同的思想及其统一的过程。像这一类的载言，写得很成功，给史文增添了光彩。《史记·淮阴侯列传》记韩信初见刘邦，论项羽、刘邦形势优劣及刘邦采取的方略，《三国志·诸葛亮传》记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的隆中对策，这些分析当时政治形势的言论，都是载言的精彩之作。

史书载文在体例上的主要要求，是选载有用之文：或反映一代军政大事，或反映个人生平遭遇，或是文学家的代表作品。如李斯的《谏逐客疏》，贾谊的《过秦论》、《论积贮疏》，晁错的《论贵粟疏》、《论守边备塞书》、《论募民徙塞下书》，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大人赋》，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诸葛亮的《出师表》等，都是载文的很好的例子。清代史家赵翼认为，班固《汉书》“于文字之有关于学问、有系于政务者，必一一载之”，此皆“经世有用之文”[32]。

关于史书的征引，顾炎武曾经提出三条体例上的要求：一是“凡述古人之言，必当引其立言之人；古人又述古人之言，则两引之，不可袭以为己说也”。二是“凡引前人之言，必用原文”。三是“引用书意”，即“略其文而用其意”。[33]这是极精辟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