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地点、人物是历史记载必须具有的重要内容。如何记时、记地、记人，这是史书中重要的体例，历来为史家所重视。

史书记时，跟历法有密切关系。一定时期史书的记时，一般总是按照这个时期通行的历法记录的。如果这种记录是有地域性的，它还可能是按照这一地区特有的历法来记录的。

殷周记年月，都用数字表示顺序，记日则用干支。后人沿袭了这种办法，同时也有用干支记年、用数字记时的。又有太岁记年法，《尔雅·释天》说：“太岁在甲曰阏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强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维，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阳。”“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在卯曰单阏，在辰曰执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协洽，在申曰涒滩，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阉茂，在亥曰大渊献，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奋若。”这种记年法也像干支记年之以干支相配，如阏逢摄提格，用干支来表示，即甲寅。太岁记年法在史书中用得不多。

在甲骨文中，记时的形式还不大完备。很多卜辞，有月日而无年。比较完备的形式是于记事开端用干支记日，于末尾记月，紧接着再记年，如：

癸未，王卜……在四月，隹王二祀。[24]

癸卯，王卜……在九月，隹王五祀。[25]

金文的记录有不少是不记时的，而记时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先写月，写一月历程中的某一部分，再写日，最后写年。如《小盂鼎》在开始写“惟八月，既望，辰在甲申”，而在结尾写“隹王廿又五祀”。又一种写法是按年、月、日的顺序来写的，这种写法在后来成为通行的款式。《春秋》记时，是按年、四季、月、日的顺序来写的，这在以后的官修史书中得到长期的沿用。

史书记时有两种情况比较复杂。一种情况是在同一年内，出现了不同政权的不同纪元，其中包含对立或割据政权的纪元、少数民族地方的政权的纪元和农民起义军的纪元。对此，史家按照史书的具体情况作了不同的处理。如《三国志》合魏、蜀、吴三国史为一书而又有各自独立的部分，即在记事中分别用三国的纪元。《宋书》、《南齐书》、《魏书》和《周书》等都记的是对立政权的史事而所记只限于一国，也就分别使用一国的纪元。《史记》记春秋战国时期的列国，各有专篇，也分别用各国的纪元，而另立《十二诸侯年表》和《六国年表》，把各国的纪年互相对照以传统的盟主周的纪元排在第一位。《资治通鉴》和《稽古录》记割据时期史事，总是以作者心目中的正统政权为标准的纪元。总之，在纪元比较复杂的情况下，史家各有处置。

史书记地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中国古代史家记地有两个特点，一是重视地理区划的建置、因革，二是注意到地理条件对社会生活、历史发展的影响。这可以说是古代史家记地的最重要的体例。杜佑说：“凡言地理者多矣，在辨区域，征因革，知要害，察风土。”[26]他说的前两条是关于地理区划的建置、因革，后两条是地理条件跟社会生活的关系，而它们又不是截然分开的。《史记·河渠书》是史书中记地的专篇，但所记只限于河渠。《汉书·地理志》开创了史志中专讲地理的比较完备的体例。它记载了郡县建置原委、户口多寡，述其风俗，考其山川，内容很恢廓。其后，史家纷纷仿效，续作的有称作“地理志”，也有称作“郡国志”、“州郡志”、“地形志”的。其体例，都是在《汉书·地理志》的基础上有所损益。历代行政区划时有变动，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自然环境和水利工程屡有变异，以及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等，给史书的记地带来很大困难：“地理参差，其详难举，实由名号骤易，境土屡分，或一郡一县，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离合，千回百改，巧历不算，寻校推求，未易精悉。”[27]因此，自南北朝开始，不少史家于史书记地时特重地理的因革变迁。如北齐魏收著《魏书·地形志》，记述元魏一朝的州郡建置及户口多寡，而于汉、晋以来的因革变化亦有所涉及。南朝梁沈约所著《宋书·州郡志》，是作者的力作。它不仅记载了宋的建置情况，而且尤详于汉、魏以来的因革变化及“侨置”郡县。其后，这种记地而又重视其因革变化的传统体例，在杜佑开创的典制体史书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宋以后还不断地出现了专讲沿革地理的著作，而明末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则是这方面的巨制。此书首列历代州域形势；次叙明朝行政区划，由总序、地图、正文构成，正文以府、州、县为纲，并分别述其域邑、山川、关隘，另附有特见、附见、互见。接着，总述山川、河漕、海道；最后，以记载分野结束，全书130卷。它不仅吸收了以往史书记地的各方面内容，而且在记地的体例上也有所创新。

中国古代的史家，如司马迁和班固，都重视地理条件在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史记·河渠书》说，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郑国渠筑成后，“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货殖列传》把当时中国经济地区分为山西、山东、江南和龙门、碣石以北，并历举关中、三河、燕赵、齐鲁、楚越的地理条件在经济、政治和风俗上的反映。《汉书·地理志》篇末，备言各地风土，而《沟洫志》则以川河关系到“国之利害，故备论其事”。此后史家在地理条件方面也不断有所论述，如《隋书·地理志》说，扬州的宣城等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宋书·州郡志》也说扬州“土壤膏沃，有茶、盐、丝、帛之利”。南北朝以后，中国南方社会经济迅速发展，除了有社会的原因，还有地理条件方面的原因。《辽史·地理志》说，幽州、并州、营州“其地负山带海，其民执干戈、奋武卫，风气刚劲，自古为用武之地”。说明这一地区的历史发展及其与中原地区的关系，不是无关紧要的。明末清初，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是讲地理条件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120卷，是作者在“历览二十一史、十三朝实录、天下图经、前辈文编说部，以至公移邸抄之类，有关于民生之利害者随录之，旁推互证”的基础上写成的，其主旨在于“务质之今日所可行，而不为泥古之空言”[28]。《读史方舆纪要》不仅叙述沿革地理，而且详论“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得失之迹”[29]。二顾讲地理条件，都是为了经世致用。前者重在讲地理条件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后者重在讲地理条件与军事的关系。

史书记人，在体例上比记时、记地更加复杂，这不仅是因为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而且还由于作为社会的人，其情形必然比时、地更生动，更富于变化。以往的各种体裁的史书，只有纪传体史书以记人为中心。因此，古代史家讨论记人的体例也往往是围绕纪传体史书展开的。刘知幾在《史通·列传》中强调纪和传的区别，认为《史记》纪项羽、《后汉书》纪皇后，其实都是传；而《三国志》的吴主传和蜀主传，其实都是纪。在《史通·人物》中，他提出立传的标准是“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批评一些史书当传而不传、不当传而传，或当纪而不纪、不当纪而纪的偏颇。这里，主要是涉及史家的见识，但也跟记人的体例有关。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对记人的体例有更丰富的议论，如《传记》说：包举一生可以为之传，随举一事也可以为之传；就是“见生之人”，也不是不可作传的。他主张在地方志里应效法《汉书·百官公卿表》的体例，“表职官姓氏”，于“姓名之下注其乡贯、科甲”，所记职官范围就大得多。他认为“世系牒，重于户口之书”，主张广泛撰写谱系之书，“以司府领州县，以州县领世族，以世族率齐民，天下大计，可以指掌言也”，把记人的范围扩大到全国上下。他提出以往的《列女传》开始都写“郡望、夫名”，是很不妥当的，主张“以女氏冠章，而夫名、父族次于其下，且详书其村落，以为后此分乡析县之考证”。[30]

中国史书在记人方面有许多复杂的情况，一方面要求史家运用体例，另一方面也要求史家具有见识。例如，专传、附传、合传、类传的灵活运用，为不同的人物立传，所取材料各不相同，所叙重点也各不相同，以符合其身份和特点。再者，对不同的历史条件，史家记人的情况也一定有区别。例如，《史记》以很多篇幅记诸侯各国，南北朝至唐初史书多记世家大族，辽、金、元史详记少数民族，明清史书主要记官僚。又如《史记》、《汉书》有《游侠传》，《后汉书》有《党锢传》，《梁书》有《止足传》，《新唐书》有《藩镇传》，《宋史》有《道学传》，《明史》有《阉党传》，这都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代风貌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