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限、标目和编次，是关于史书内部全面安排的体例。

断限，是说断于何时，限于何代，是史书所记史事的起讫年代。晋武帝时，“朝廷议立晋书限断”，荀勖、王瓒、贾谧三人各提出一种意见，发生争执，一直闹到晋惠帝即位后，“更使议之”，才得到解决[21]。所谓“限断”，也就是断限。这是史书上提出断限的第一次的明确记载。事实上，断限的思想和运用比这早得多。司马迁在《史记》全书最后的一句话是：“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这里讲的就是断限。班固说他的《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也交代了断限。其后，司马光著《资治通鉴》，“起周威烈王，讫于五代”，同样明确了本书的断限。这些，都是从全书总的断限来说的。如果从一部书的各个部分来看，或因需要阐述某些史事的渊源，或因需要补充前史之所阙，往往在局部上要突破全书的总的断限。《汉书》表、志，上溯周、秦；沈约《宋书》诸志，起自曹魏。刘知幾在《史通·断限》中对它们进行批评，认为是失于断限。其实，他的批评有些过分，未察前人深意。刘知幾还说到关于少数民族的史事“前撰已著，后修宜辍”，否则这不仅失于断限，甚至成了“骈指在手”、“附赘居身”，这也不能认为是正确的看法。史书断限，各有通观全局，求其大体。

史书断限，各有标准。古代史家断限的标准往往为的是明“正闰”、辨“僭伪”、定正统。班彪著《王命论》，主张“汉德承尧”，班固也提出“汉绍尧运”，这是在给汉皇朝定正统。上引荀勖、王瓒、贾谧三人为晋书断限发生争论，实质是以魏为正统还是以晋为正统的争论。宋元时期，这种以“正统”为断限标准的观念，有更突出的表现。直到二十世纪，出现了以社会发展阶段的性质作为断限标准的历史著作，传统的断限标准才被新的断限标准所代替。

标目，是在一部书内，按照不同的内容分别标出来的。先秦人著作，很少书名，但有篇名，这往往是取篇首的几个字命名的，不是按内容标目。汉人著作才有按每篇内容标目的。司马迁的书在他生前虽还没有《史记》的名称，但书中各篇已各有标目了。

编次，即编辑撰次之意，这是指史书在内容上的分类和顺序上的编排。史书的编次，是受史家的历史见解支配的。司马迁撰《项羽本纪》，置于《秦始皇本纪》和《高祖本纪》之间，是为了肯定项羽在秦汉之际的历史作用。陈寿著《三国志》，以曹魏为纪，蜀、吴为传，形式上是以魏为正统；但他分叙三国史事，蜀、吴二主虽以传名，实为纪体，以显示出“三国”格局。杜佑的《通典》，以《食货》为首，表明作者对经济制度在历史中的重要地位有较深刻的认识。刘知幾《史通·编次》主张东汉历史应为更始立纪，批评《三国志·蜀书》不当“首标二牧（指刘焉、刘璋），次列先主（指刘备）”。这些，都是撰述者或评论者的历史见解在史书编次上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