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论和注释也是史书中的组成部分，也都各有一定的体例。这里说的议论，是史家对史事、人物的评论；注释，是史家对史书内容和字句的解释。

议论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直接关于史事的，这是一种独立的史书体裁，上一节已有论列；另一种形式是刘勰所说的“赞”和“评”，“赞者明意，评者平理”，总的目的是为了“辨史”[34]。这后一种议论，不是独立存在的史书体裁，而是在叙述史事的基础上的赞和评，即史书所包含的论赞部分。

史书之有论赞，由来已久，名目也很多。刘知幾说：“《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二传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记》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扬雄曰撰，刘昞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史官所撰，通称史臣。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赞焉。”[35]这里所举的十几种名称，都是作者对有关史事和人物的议论，或是“明意”，或是“平理”，都离不开总结事之成败，评论人之善恶，集中反映了作者的见解和旨趣。

古代史家大多很重视史书中的议论。范晔自称：他撰的《后汉书》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而篇末赞语，“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36]。像他这样欣赏甚至夸耀自己史论的史家，史学史上并不多见。不过，这确实说明范晔对议论的重视。《汉书》的史论，历来是受到推崇的。范晔认为，“古之著述及评论，殆可少意者”，然“班氏最有高名”[37]。刘勰称赞《汉书》十志“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遗味”[38]。刘知幾夸奖《汉书》论赞“辞惟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翩翩奕奕，良可咏也”[39]。如果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史记》的史论，是更应当受到重视的，本书已有多处引证和阐述。此外，《资治通鉴》里的“臣光曰”，也有不少精彩的议论。议论的基本要求，是所论不能离开史实；否则，就会成为“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俪事”[40]的夸夸其谈。宋人洪迈说：“作议论文字，须考引事实无差忒，乃可传信后世。”[41]这话说得好。近人撰写的史书，其议论部分，大多采取夹叙夹议的形式。也有采用书前总论，在自序、绪论中对所述史事作总的评论；或采用篇后论，如“简短的结论”。

注释也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自注，二是他注。他注是注释他人之书，属于历史文献学范畴；自注是作者对其所撰写之书的注释，是史书的体例之一。

自注的开创，始于司马迁。章学诚说：“太史自叙之作，其自注之权舆乎！”[42]他又说：“史家自注之例，或谓始于班氏诸志，其实史迁诸表已有子注矣。”[43]另外，《史记》纪传部分时有“语在某纪”、“语见某传”，也都属于自注性质。后来《汉书·地理志》每述一郡县，则于其名称之下，自注其建置、沿革，然后续书正文，述其户口多寡，辖境大小。而《艺文志》则往往于著录书名之下，自注其撰者姓氏、起讫年代、所述内容、存佚情况等。这一类自注，章学诚称作“大纲细目之规矩”，从内容上看，它是对正文的补充。《通典》自注，在这方面有很高的成就。自注也用以考核史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察其本意，当是《通鉴》自注。胡三省将《考异》与《通鉴》合为一书，并不违背作者初衷。这类自注，专对史事进行考核，以明其去取之由，对读者十分重要。宋人范冲撰《神宗实录》，别为《考异》五卷，完全仿效司马光撰《资治通鉴考异》的做法。章学诚认为这都是“近代之良法”。自注作为“史学家法”[44]之一，是应当受到重视的。至于刘知幾说的“大抵撰史加注者，或因人成事，或自我作故，记录无限，规检不存，难以成一家之格言、千载之楷则”[45]，虽非全无一点道理，但因此而否认撰史中自注的重要性是不妥当的。

议论和注释虽非史事本身，但如在体例上掌握适当，同样是一部优秀史书所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