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学的萌生，是在中国历史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动中出现的。这个大变动开始的标志，就是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马克思以洞察世界历史进程的深邃的眼光，评论了英国的对华鸦片贸易（他认为这种贸易是以走私的形式进行的）和鸦片战争，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反抗。他曾经这样指出：“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1]又说：“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2]马克思的这些话，揭示了这个大变动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深刻的历史内涵。中国近代史学，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萌生和发展起来的，从而使它带有十分鲜明的时代特色。

第一个特点，是传统的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注入了救亡图强的民族危机意识。中国古代史学历来有经世致用的传统，如孔子著《春秋》而尊周礼，司马迁讲成败兴坏之理，陈寿、袁宏、刘知幾重“名教”，杜佑强调探究典制政经，司马光意在明前世之是非、考当今之得失，顾炎武等人则着重国计民生，而“彰善瘅恶”、“彰往察来”更是历代史家所主张的。这无疑是一个优良的传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优良传统，所以当外国侵略者用大炮轰开国门的时候，史学家们的经世致用思想乃日益注入了民族危机的意识，从而在自己的著作中反映出救亡图强的要求。龚自珍在鸦片战争前的许多言论表明，他是当时具有这种时代敏感和危机意识的第一位史论家。鸦片战争之后，魏源、夏燮、张穆、何秋涛、姚莹等，都写出了具有这种强烈时代感的历史著作。中国古代史家的经世致用思想，多以中国历史上的治乱盛衰、是非得失为参照系；而这时的史家则不能完全满足于这个原有的参照系，于是提出“师夷长技”的主张，并逐步确立起以世界历史为又一个参照系的经世致用思想。史学风气的这种变化，逐步改变了传统史学的格局。

第二个特点，是传统的历史变化观点注入了近代改良主义的社会思想，成了近代改良活动的历史理论上的根据。中国古代史家，从史墨开始就有了关于社会历史变化的认识，后来司马迁提出了“通古今之变”的撰述任务，这个命题也就成了许多优秀史家不断探索的历史主题之一。那么历史向何处变呢？古代史学上有不同的认识。有以三代为极盛之世的历史倒退论，有以五德终始说为根据的历史循环论，而历史进化观点在古代史学上是占主导地位的。司马迁、杜佑、王夫之等这些最有影响的史学家，都具有历史进化思想。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以至于上溯到封建制刚刚产生的那些历史年代，这种历史变化的观点，主要是历史进化的思想，是进步的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观察历史、说明现实的理论根据，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积极作用。鸦片战争以后，一些史学家、思想家，一方面震撼于民族危机，认识到只有变革社会才能挽救局面；一方面因走出国门，面向世界，接受了外国的近代社会改良以至于社会革命的思想，从而把中国史学上原有的朴素的历史变化思想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王韬、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著作，都以倡言变法、改良为主旨，而君主立宪则是他们所憧憬的社会理想。而邹容、陈天华、章太炎、孙中山等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更进而宣扬社会革命的历史理论，认为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的统治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世界历史来看，这种社会改良、社会革命的历史观点，都具有近代的性质，而同传统史学中的历史变化思想有所不同。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康有为，是穿着古人的服装、借用古人的语言来宣扬社会改良思想的，这也可以说明中国史学上历史变化思想的联系和发展。

第三个特点，是传统史学中的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注入了近代进化论思想，使中国史学在历史理论方面开始具有近代意义上的内涵和形式。中国古代史家论“势”和“理”，包含了深刻的历史进化观点；他们在论说国家起源、郡县制优于分封制、“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等一些重大历史问题时，也反映出这种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但这种朴素历史进化观点，在理论形式上还没有比较系统的阐述，而大多是一些理论的片断；在具体运用上，就多数史家来说，还缺乏比较明确的自觉意识而往往表现为就事论事。19世纪产生于欧洲的进化论，是关于事物按照量的积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逐渐向前发展的理论，它包括宇宙无机物的进化、生物的进化和社会的进化等自然历史过程。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一些来华的传教士和洋务企业的译书机构，对进化论有一些片断的介绍。康有为、谭嗣同是较早受到这种进化论影响的人物。康有为把古老的“公羊三世说”和《礼记·礼运》篇的大同、小康思想，同进化论结合起来，阐说他的具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性质的历史进化理论，为其通过变法建立君主立宪制的主张张目。他在《论语注》中写道：“人道进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部落，而成国家，由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渐立酋长，由酋长而渐正君臣，由君主而渐至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他一方面说是“验之万国”，一方面还是要循之圣人，认为“孔子之为《春秋》，张为三世”，就是“推进化之理而为之”[3]。他在《大同书》里又说：“神明圣王孔子早虑之忧之，故立三统三世之法，据乱之后，易以升平、太平，小康之后，进以大同。”[4]可见，他是以尊圣、附会的方法来宣扬历史进化论的，其中自然包含了许多弱点。同时，康有为只主张渐变，不主张激变，所以他的历史进化理论带有庸俗进化论的性质，反映在社会思想上是只主张改良而反对革命。

从历史理论的观点来看，严复对西方进化论的介绍和阐述，有更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宣传达尔文主义进化论和斯宾塞进化哲学的基本观点，倡言变法、救亡、自强的主张。光绪二十四年（1898），他译述的《天演论》正式出版。《天演论》一书本是赫胥黎宣传达尔文的通俗读物，严复译述此书的主旨是“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5]。严复在《天演论》译述的按语里，推崇斯宾塞的《综合哲学体系》，宣传它的普遍进化理论。严复所介绍和阐述的进化论思想，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梁启超在讲到康有为、严复所宣扬、阐说的进化论时，认为对“以史学言进化之理”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严复所倡言的进化论，也只是停留在“循序而进”的阶段，同康有为一样，都带有庸俗进化论的性质。其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才突破了这个局限性。在严复的著作中，还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的思想，把自黄宗羲、唐甄以来对君权的批判提高到更具有理性主义的水平。他在《辟韩》等文中激烈批驳君权神授的腐见而倡言民权思想，认为民是天下“真主”。这些见解，在历史理论和史学批判上引发了对“君史”、“民史”的划分，批判“君史”和倡导“民史”，是近代史学萌生的重要标志之一。

20世纪初年，梁启超揭起“新史学”的旗帜，以及他对史学之社会功用的许多阐述，都同这几个特点有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而夏曾佑所著《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1904—1906，商务印书馆分3册出版，1933年再版时更名《中国古代史》），虽是一部未完成稿，但它在历史理论上是按历史进化论为指导，在表现形式上是按章节体写成，反映出关于中国历史之撰述的新面貌。此书以上古、中古、近古为三个历史阶段，上古以西周以前为传疑时代、春秋战国为化成时代，中古以秦汉为极盛时代、魏晋南北朝为中衰时代，隋以下未及卒述。中国古代思想家如韩非、史学家如刘知幾都有关于历史之划分阶段的说法，其中虽也包含有历史进化的朴素认识，但与近代的历史进化论不可同日而语，而他们也不曾按照自己的认识写出相关的历史著作。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还继承了司马迁“述往事，思来者”和中国古代史学上“彰往察来”的优良思想传统，他在此书的序言中写道：“智莫大于知来。来何以能知？据以为推而已矣。”这也表明，近代史学的萌生，还是同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有内在的联系。

总的说来，清代后期的史学，一方面是传统史学的延续，一方面是近代史学的萌生。至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则传统史学日衰，近代史学日盛。这是当时中国史学发展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