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穆的《蒙古游牧记》

清代前期的史家，在历史地理之学的撰述方面有很大的成就，《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读史方舆纪要》等是最有代表性的几部。它们反映了当时史学之经世致用的学风。鸦片战争前后，史学的经世致用之风再次炽热起来，而且带有民族危机的时代紧迫感。清代后期的边疆史地研究的兴起，是一个突出的反映。早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龚自珍已着手对西北史地的研究，并把这种研究同时务密切联系起来。他以两年的时间，撰成《西域置行省议》一文（见《定庵文集》），率先提出在新疆设置行省的必要性，筹划、建议极为详尽、具体。他最后写道：他的各项建议，“现在所费极厚，所建极繁，所更张极大，所收之效在二十年以后，利且万倍。夫二十年，非朝廷必不肯待之事，又非四海臣民望治者不及待之事，然则一损一益之道，一出一入之政，国运盛益盛，国基固益固，民生风俗厚益厚，官事办益办，必由是也，无其次也”。这些话，反映了他对于边疆事务的重视和远见。鸦片战争之后，研究边疆史地者多了起来，其中以张穆、何秋涛、姚莹最为知名。

《蒙古游牧记》是张穆的代表性著作。他撰写此书的动因，是考虑到清朝建立以来，“内地各行省府厅州县皆有志乘，所以辨方纪事，考古镜今”，而蒙古地区则无志乘专书；官修《大清一统志》、《清会典》虽有所涉及，“而卷帙重大，流传匪易，学古之士尚多懵其方隅，疲于考索。此穆《蒙古游牧记》所为作也”[6]。为了“辨方纪事，考古镜今”，他决意填补这一清代志乘撰述上的空白。张穆撰《蒙古游牧记》还有一个直接的诱因，即他应祁寯藻的邀请，校核其父祁韵士遗著《藩部要略》一书。《藩部要略》是记载蒙古王公贵族世系、事迹的编年体史书。张穆认为：“其书详于事实，而略于方域。”[7]他曾对祁寯藻明确表示：“今《要略》编年书也，穆请为地志以错综而发明之。”张穆的计划，得到了祁寯藻的支持，卒能“俾就其事”[8]。张穆的初衷，是使这两部书“相辅而行”，但他的成就却超出了他的预想。

张穆从道光十七年（1837）前后开始撰写此书，至道光二十六年（1846），他“致力十年，稿草屡易”，写出了《蒙古游牧记》16卷。其中前12卷已经定稿，“末四卷尚未排比”，而他在3年后不幸病逝。后经何秋涛以10年之功，补辑了后4卷，校阅了全书，于咸丰九年（1859）由祁寯藻资助刊刻行世。

《蒙古游牧记》以方域为骨骼，以史事为血肉，记述了内外蒙古自古代迄于清代道光年间的地理沿革和重大史事。作者自序主要内容和编次说：“今之所述，因其部落而分纪之。首叙封爵、功勋，尊宠命也；继陈山川、城堡，志形胜也；终言会盟、贡道，贵朝宗也。详于四至、八到以及前代建置，所以缀古通今，稽史籍，明边防，成一家之言也。”所谓“因其部落而分纪之”，是记蒙古各部所属之盟的游牧所在；所谓“封爵、功勋”，是简述各部的历史，而尤着意其与清廷的关系；所谓“山川、城堡”，是讲地理特点和军事形势；“会盟”是讲蒙古地区的政治活动，“贡道”是讲蒙古各部与清廷联系的通途；所谓“详于四至、八到以及前代建置”，是说明对各部方域及地理沿革的考察是本书的重要内容；“稽史籍，明边防，成一家之言”，反映了作者的撰述要求和经世目的。据此，《蒙古游牧记》卷一至卷六记内蒙古哲里木盟、卓索图盟、昭乌达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卷七至卷十记外蒙古汗阿林盟、齐齐尔里克盟、喀鲁伦巴尔和屯盟、札克必拉（赖）色钦毕都哩雅诺尔盟；卷十一至卷十六记阿拉善额（厄）鲁特蒙古、青海额（厄）鲁特蒙古、杜尔伯特蒙古、旧土尔扈特蒙古和新土尔扈特蒙古。标目都赘以“游牧所在”字样，以明其详于“方域”之旨。卷七之首有《外蒙古喀尔喀四部总叙》，卷十一之首有《额（厄）鲁特蒙古总叙》，卷十四有《额（厄）鲁特蒙古新旧土尔扈特部总叙》，反映了全书在结构上的严谨。

《蒙古游牧记》是以清朝时期蒙古各部及其所属之盟、旗为基础，写出了蒙古从古代至当世的历史演变、地域沿革，写出了它与历代统一皇朝的密切关系，而尤详于它与清皇朝的密切关系。它在表述方法上是由今溯古、由地理而兼及相关史事，反映出作者在撰述思想上具有时代感和历史感相结合的特点。作者撰此书，意在填补清朝统一国家的地方史乘；由于蒙古分布地域的辽阔和它与清皇朝的兴起、发展有特别重要的历史联系，故在史乘中具有特殊的位置。这在书中都有强烈的反映。如卷一首叙科尔沁部，科尔沁部又先叙右翼中旗，这是突出了科尔沁部在清朝初年历史上的非同寻常的作用。其文载：右翼中旗，“本靺鞨地，辽为黄龙府北境，金属上京路，元废。札萨克和硕土谢图亲王游牧”。又载土谢图（一译为图什业图）亲王之由来说：“奎蒙克塔斯哈喇曾孙翁果岱，翁果岱子奥巴，世为察哈尔诺颜。天命十一年，以奥巴先诸蒙古来降，妻以庄亲王舒尔哈齐女孙，授和硕额驸，封土谢图汗。子巴达礼，崇德元年叙功，封札萨克和硕土谢图亲王，去汗号，诏世袭罔替（按原注：“巴达礼长子巴雅斯呼朗，顺治二年尚固伦崇康公主”），掌右翼五旗事。”这一段记载，说明了清廷入关前后同科尔沁部的特殊关系，其中包括互通婚姻的关系。至于奎蒙克塔斯哈喇，前文交待说，他是“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十四世孙”。张穆于注文中屡引康熙、乾隆的诗作及御赐墓志、碑文等，以证这种历史的联系。如引乾隆入科尔沁境诗，首二句便是：“塞牧虽称远，姻盟向最亲。”又引乾隆赐科尔沁左翼中旗达尔汉亲王后人色布腾班珠尔诗，也有“世笃姻盟拟晋秦”、“此日真堪呼半子”等句。由此，也可以看出作者撰述的深意。又如卷十四，详载土尔扈特部之一部分因准噶尔部“恃其强，侮诸卫拉特”的缘故，在和鄂尔勒克带领下“走俄罗斯，屯牧额济勒河”，“厥后稍就弱，俄罗斯因称为己属”，但因“土尔扈特习蒙古俗，务畜牧，逐水草徙，与俄罗斯城郭处异；衣冠用缯罽，复与诸卫拉特绝异”，于顺治十二至十四年（1655—1657），和鄂尔勒克后人“相继遣使奉表贡”，“康熙中，表贡不绝”。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在渥巴锡时，终于“挈全部三万余户内附”。于是作者写道：“自国初绥服蒙古以来，至是乃尽族而臣之。”作者在注文中征引了乾隆御制《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以丰其记，其中有几句话是：“始逆命而终徕服，谓之归降；弗加征而自臣属，谓之归顺。若今之土尔扈特，携全部，舍异域，投诚向化，跋涉万里而来，是归顺，非归降也。”作者详记此事，自然是对土尔扈特部的爱国之举的肯定，同时也反映出作者本人的爱国情怀。但是，百余年中，土尔扈特部走而复归，这件事却具有更深远的历史意义。此书在鸦片战争之后咸丰九年（1859）刊行，对时人有重要的启示。祁寯藻在此书序中论蒙古所处地理位置的重要和本书的价值时写道：“如科尔沁、土默特之拱卫边门；翁牛特、乌珠穆沁之密迩禁地；四子部落，环绕云中；鄂尔多斯，奄有河套。至于喀尔喀、杜尔伯特、土尔扈特诸部，或跨大漠，杭海诸山，或据金山南北，或外接俄罗斯、哈萨克诸国，所居皆天下精兵处，与我西北科布多塔尔、巴哈台诸镇重兵相为首尾，是皆讲经制者所当尽心也。承学之士，得此书而研究之，其于中枢典属之政务，思过半矣。”《蒙古游牧记》所叙“方域”，包括现今中国境内的内蒙古、新疆、宁夏等少数民族自治区和青海、东北三省蒙古族活动区域，以及今蒙古国。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祁寯藻的这些话，写在咸丰九年，尤能反映出这书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

《蒙古游牧记》吸取了《清会典》和《大清一统志》中关于蒙古的资料，而其征引则上自历代正史中关于北方和东北少数民族的史传、地记，下至道光年间的诏敕、文书，搜罗广博，而尤注意吸收前人和时贤在蒙古史、元史撰述上的成果。作为地理书来看，作者借鉴了《洛阳伽蓝记》的写法；作为记事之书来看，作者借鉴了《通典》自注和《资治通鉴考异》的方法。全书的注文要多出正文的分量，显示了作者丰富的学识和考证的精良。祁寯藻称赞此书说：“海内博学异才之士尝不乏矣，然其著述卓然不朽者厥有二端：陈古义之书，则贵乎实事求是；论今事之书，则贵乎经世致用。二者不可得兼，而张子石州《蒙古游牧记》独能兼之。”又说：“然则是书之成，读史者得实事求是之资；临政者收经世致用之益，岂非不朽之盛业哉！”[9]这里，除“二者不可得兼”的说法未必妥帖，而对《蒙古游牧记》的评论应当说是中肯的。

何秋涛为此书末4卷所做的补辑工作，竭尽心力而又不掩原作之美，凡补辑之文皆标出“补”字，凡补之注皆标明“补注”，以与原文、原注相区别。其治学的严谨之风、诚实之心，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