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统史学的延续

这里说的“传统史学”，是指包括清代前期史学在内的整个古代史学，换言之，即指近代以前的中国史学。但是，传统史学的发展也并不是在清代前期和清代后期之间可以断然划出一个界限的；它在清代前期经历了一个总结性的发展之后，在清代后期还有一个发展上的余波，并在20世纪初结束了自己的历史。所谓传统史学的延续，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这里说的史学的“分化”，主要是指近代进化论的思想在史学中有逐步明显的反映，在具体表现上是对传统的历史观念和历史撰述内容的批判；同时也指在历史撰述倾向和史家之历史视野的变化。这些变化是逐步发生的，它同传统史学的延续虽不可截然分开，但它们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传统史学的延续，在很大程度上说，就是清代前期史学的延续。这种延续，确已是传统史学发展的强弩之末了。清代前期的史家，除已论述到的各家之外，还有：马骕，编撰《绎史》160篇，记“太古”至亡秦史事，在综合编年、纪传二体方面有创造性的发展。顾栋高，编撰《春秋大事表》50卷，舆图1卷，附录1卷，分类列表，记春秋各国史事，订讹、议论，多有新见，是关于春秋史的重要著作，并对表的运用有所发展。谢启昆，撰《西魏书》24卷，补西魏未有专史之阙。吴任臣，撰《十国春秋》140卷，专记五代时期十国之事。邵远平，编撰《元史类编》42卷，多有补于《元史》所未详者。汪辉祖，撰《元史本证》50卷、补1卷，钱大昕序此书是“自摅心得，实事求是，有大醇而无小疵”。钱大昕在元史撰述、考订上，有《补元史氏族表》3卷、《补元史艺文志》4卷、《元史考异》15卷、《辽金元史拾遗》5卷。毕沅，主持编撰《续资治通鉴》220卷，是记宋、辽、金、元时期史事的编年体史书，邵晋涵对此书撰写出力较多。高士奇，编撰《左传纪事本末》53卷。谷应泰，撰《明史纪事本末》80卷；此书撰成于《明史》之前，可与《明史》相考证，是纪事本末体史书中较好的著作。浦起龙，在前人注释的基础上，撰《史通通释》，注《史通》之用典，释《史通》之论旨，在史学理论方面有参考价值。总的来看，这些史家的撰述，不少属于重修、补撰之作，开创性的撰述不多。清代后期传统史学的延续，大致属于这类性质，且呈江河日下之势。今撮其要，略述如下：

关于前朝史撰述。清代前期，史家在元史、蒙古史方面的撰述较多，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清代后期，这方面的成绩也很突出，主要有：魏源撰《元史新编》95卷。这书参订旧史，博采元人撰述，吸收邵远平、钱大昕等人的研究成果而成书，文字流畅可读。洪钧撰《元史译文补证》30卷（内缺10卷）。作者以出使俄、德、奥、荷的条件，借助于波斯人拉施特哀丁所著《史集》的俄译本和多桑《蒙古史》的英译本等外国学人著作，撰成此书，考证、补充《元史》的误阙，于先元时期的蒙古史尤有裨益。这是中国学者利用外国文献研究中国历史较早的尝试。屠寄撰《蒙兀儿史记》160卷，作者利用旧史，吸收魏、洪成果，兼以对西北、东北实地考察所得，撰成此书，内容丰富，考证精赅。其《凡例》说明本书对材料的处理次第是：“《秘史》无者，乃取之《元史》及《亲征录》。史、录无者，旁采之元、明人著述。必华书一切俱无，始不得已而择取近代译述之史文。每一名物，全书前后一贯，以省读者心目之力。”这是清代学人200多年中研究、撰述元史、蒙古史的集大成者。后来，柯绍忞又在洪、屠研究的基础上，撰成《新元史》257卷，那是民国八年（1919）的事了。以上都是纪传体史书。采用编年体撰述前朝史的，主要有夏燮的《明通鉴》100卷。此书包括“明前纪”，记元末事；“明纪”，记明朝事；“附编”，记南明事，而用清朝年号。全书材料丰富，作者撰有考异，以明材料的去取异同。作者之意，是以此书接《续资治通鉴》。以纪事本末体撰述前朝史者，主要有李铭汉所撰《续资治通鉴纪事本末》110卷。此书吸收陈邦瞻、毕沅等人的撰述成果，融汇、改作而成。其中元代部分21卷，为作者次子李于锴续成。全书记宋、辽、金、元事，上接袁枢《通鉴纪事本末》。还有李有棠所撰《辽史纪事本末》40卷、《金史纪事本末》52卷。这二书，是为补《通鉴纪事本末》以下历朝纪事本末之阙而作。二书正文，各据《辽史》、《金史》等正史；其考异则分别参考《契丹国志》、《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其他各种撰述数百种，以及《大金国志》、《金节要》、《金志》等各种文献数百种，文字分量多于正文。它们因事命篇，便于反映辽、金的历史面貌，且于正史有考订之功。

关于人物传记汇编。这主要有钱仪吉所辑《碑传集》和缪荃孙的《续碑传集》。《碑传集》（初名《百家征献录》、《五百家银管集》）160卷，又卷首2卷、卷末2卷。作者搜集500多种碑版状记、方志别传、诸家文集辑成此书。全书分为宗室、功臣、宰辅、部院大臣、内阁九卿、翰詹、科道、曹司、督抚、河臣、监司、守令、校官、佐贰杂职、武臣、忠节、逸民、理学、经学、文学、孝友、义行、方术、蕃臣、列女等25类，收录自天命至嘉庆六朝200余年中2200余人传记，并一一注明材料来源。《续碑传集》86卷，是作者博采清人著述及若干方志凡300余种辑为此书。其体例略仿《碑传集》，于分类上删去宗室、功臣、逸民，合并理学、经学为儒学，新增客将收录华尔、戈登等，共22类。全书收录自道光至光绪四朝约90年间1100余人传记，其中辑者自撰10余篇。对所收录传记之有错误者，乃为夹注，予以考证。这两部清代人物传记汇编共收入人物3300余人，内容丰富，颇多参考价值。其扬善隐恶之弊，为历来碑传、行状之难免，唐代史家已极言之；故在采用上，仍需做具体分析。近人闵尔昌辑成《碑传集补》60卷、附录1卷，以补二书之不足，所补以清末人物居多，也有参考价值。此外，清代前期，阮元于嘉庆四年（1799）撰《畴人传》46卷。而后，道光二十年（1840）有罗士琳撰《续畴人传》6卷，光绪十二年（1886）有诸可宝撰《畴人传三编》7卷，二十四年（1898）有黄钟骏撰《畴人传四编》11卷、附卷1卷。它们在科学史上有一定的价值。

关于史注和史书辑佚。清代后期的史注，成就突出的是王先谦的《汉书补注》。自南朝至隋唐之际，治《汉书》成为专门之学，称为“《汉书》学”。唐初颜师古承家学影响，作《汉书注》，从文献学上总结了唐初以前人们研究《汉书》的成果，是史注中的佳品。自宋迄清，研究《汉书》的成果代有所出，但总的来看，尚未有取代颜注者。王先谦博采宋、元、明、清诸家之说，尤重清人考辨成果，在颜注的基础上作成此书。王注搜罗繁富，于制度、地理的考订尤见功力，可与颜注相媲美，并行而参用。王先谦是著名的历史文献学家，他还有《后汉书集解》、《合校水经注》、《日本源流考》等述作，又曾编印《十一朝东华录》、《皇清经解续编》等书。这时期的史注比较重要的还有李文田的《元朝秘史注》15卷，这是关于《蒙古秘史》的注本。作者参据正史，搜罗宋、金、元三朝有关史乘笔记，吸收本朝学人撰述成果，凡六七十种，注成此书。在考订史实、疏通史文方面，对原书多有功绩，对清人的蒙古史、元史研究多有裨益。还有沈曾植的《元秘史补注》15卷，李注详于地理，而此书则详于史事和音读，以及人名、地名的考证。这两部史注，是清代学者关于蒙古史、元史研究和著述的一部分，它们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清人对于这个领域的重视。这时期的史书辑佚，以汤球用力颇多，所得甚丰。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东汉史、三国史、晋史的著作各有多种，故《隋书·经籍志》有“一代之史，至数十家”之叹。裴松之《三国志注》保存了丰富的三国史撰述成果；唐、宋以后，诸家东汉史、晋史，除范晔《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志》和唐修《晋书》外，都已散佚。清代前期，汪文台辑成《七家后汉书》，约略可见当时撰述的风貌。汤球的史书辑佚，乃集中于诸家晋史的佚文零简。辑有王隐、虞预、朱凤、何法盛、谢灵运、臧荣绪、萧子云、萧子显、沈约九家《晋书》，以及陆机、干宝、曹嘉之等九家编年体史，还辑有习凿齿《晋阳秋》、杜建业《晋阳秋》、萧方等《三十国春秋》、崔鸿《十六国春秋》等，这对于后人认识两晋、十六国时期的历史面貌和两晋至南北朝时期的史学面貌，有很大帮助。此外，他还辑有刘珍等《东观汉记》、皇甫谧《帝王世纪》、谯周《古史考》等书。《清史稿·汤球传》说他“少耽经史，从（俞）正燮、（汪）文台游，传其考据之学”。他的史书辑佚工作，在中国史学上应占有重要的位置。

清代后期，传统史学的延续并不限于这几个方面，其他如方志的纂修、历史笔记的撰述，都有一定的成绩。这里所说的，是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此外，官修史书也还在延续，为着叙述上的方便，已在阐述清代前期史学时约略论及，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