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1613—1682），本名绛，后更名炎武，字宁人，自号亭林山人，江苏昆山人，后人尊称他亭林先生。他同黄宗羲、王夫之一样，都有一段抗清复明的政治经历。在学术思想上，他们都具有早期启蒙意识和民主主义特点。顾炎武治学，重视读书和实地考察相结合，而力倡“致用”之学。他一生的著作很多，《日知录》是史学上的名作；《天下郡国利病书》是他纂辑的一部地理书，集中地反映了他的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他的单篇论著，经后人编辑为《亭林文集》，反映了他对专制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治学主张；他汇记历代都城史实而成的《历代宅京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辑录都城历史资料的专书；他纂辑的地理书《肇域志》，是《天下郡国利病书》的姊妹篇，在久经湮没后，近年已被发现。这些撰述，除《肇域志》鲜为人见外，它们在史学上都各有自身的价值和影响。
顾炎武力倡经世致用之学，言论甚多，可谓不遗余力。他的总的指导思想是“文须有益于天下”。他指出：“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46]他自谓：“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47]又指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他说他的《日知录》一书，“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48]，其中“治道”占有重要位置。钱大昕论顾炎武学术说：“亭林先生博学通儒，所撰述行世者，皆有关于世道风俗，非仅以该洽见长。”可谓深得顾炎武治学宗旨。
顾炎武对于史学的经世致用极为重视。《日知录》卷十六“史学”引唐人殷侑批评“史学废绝”、建议在科举考试中加强“史科”的言论，并且指出：“今史学废绝，又甚唐时。若能依此法举之，十年之间，可得通达政体之士，未必无益于国家也。”殷侑的建议中，指出科举考史，“但问政理成败所因，及其人物损益关于当代者，其余一切不问”。顾炎武很赞成他的看法。他强调说：“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49]又说：“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为不可阙矣。百年必世养之而不足，一朝一夕败之而有余。”[50]他的这些言论和主张，都在于把史学跟“明道”、“救世”、“经世之用”结合起来。
顾炎武的史学活动，鲜明地体现出他的“经世致用”主张。他撰《营平二州史事》一书，是从一个方面揭示明亡的原因，“岂非后代之龟鉴哉”[51]。徐元文（顾氏之甥）题《历代宅京记》说：“先生勖语：‘必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必有济世安民之识，而后可以考古论今。’”这是道出了此书的宗旨。而《天下郡国利病书》是最能反映顾炎武“经世之用”史学思想的代表性撰述。他在这书的序中说：“崇祯己卯，秋闱被摈，退而读书。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间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深切地反映了顾炎武的历史使命感和经世济国的抱负，这也正是纂辑此书的目的。他说的“舆地之记”，即《肇域志》，重在详历代建置，地理沿革；而“利病之书”，即《天下郡国利病书》，重在详各地山川形胜、物产资源、风俗民情以及农田水利、工矿交通、户口赋役等“利病”之所在。他在《肇域志》序中说明纂辑这一部书的方法是：“此书自崇祯己卯起，先取《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之。凡阅志书一千余部，本行不尽，则注之旁；旁又不尽，则别为一集曰《备录》。”[52]《天下郡国利病书》的纂辑当与此大致相同。这书虽是纂辑前人论述，但在反映经世致用之旨方面却十分突出，尤其对于明代的经济、政治得失，更是作者所特别关注的。
《天下郡国利病书》是一部未完成稿，作者前后纂辑20余年，分订34册。原稿未定次第，后人编次为：北直隶上，北直隶中，北直隶下，苏上，苏下，苏松，常镇，江宁庐安，凤宁徽，淮安，淮徐，扬州，河南，山东上，山东下，山西，陕西上，陕西下，四川，浙江上，浙江下，江西，湖广上，湖广下，福建，广东上，广东中，广东下，广西，云贵，云贵交趾，交趾西南夷，九边四夷。其后又有分订为50册者，以均厚薄。原书不分卷，后有分为100卷或120卷者，只可作为参考。卷首有一篇总论，编集前人论述，分地脉、形胜、风土、百川考4个部分，略述全国山脉分布、地形特征、气候土壤、水系源流。此书由地理而论“利病”，不仅关注于江浙、内地，也关注于边疆地区，兼及中国与有关国家的地理关系和贸易关系。它记各地的自然环境，政区划分状况和戍守形势等，而以记各地经济状况为主，这使它在地理书中独具特色。它记述经济状况的方面很宽广，包含漕渠、仓廒、粮额、马政、草场、盐政、屯田、水利、赋税、徭役、户口、方物等，其中又以记述土地、赋役、水利最多。关于土地，它涉及土地的分配、占有和使用情况，土地兼并的发展，以及因自然条件的变化而引起土地变化和农田建设等。全书除对各地屯田兴废有较多的论述外，还记述了不同地区在区田、丈地清田方面的种种情况，记述江南地区沙田、洲田的情况以及荒田、勋田、僧田等情况。关于赋役，作者一方面注意于全国各地的赋役情况，另一方面则尤瞩目于江南的赋役之重。顾炎武重视《大学衍义补》的说法：“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53]又引证王象恒《东南赋役独重疏》之说：“人止知江南钱粮之多欠，而不知江南止完及七八分，已与宇内之重者相等矣；江南止及六、五分，已与他处之轻者相等矣。”[54]顾炎武在《日知录》里提出“苏松二府田赋之重”[55]的论点，当是他研究了明代全国赋役情况后得到的结论。此外，作者引证各方面的材料披露出：明代一条鞭法在有的地区“屡行屡止，致使忠实良民鬻田大半，户口尚高，经年累岁，独当各样重差，无息肩之日，苦累不可胜言”[56]；在另一些地区，已经到了“祖宗画一之规，易简之政，果终不可复哉，果终不可复哉”[57]的地步了。关于水利，作者汇集大量历史文献及前人的有关言论，对全国各地水利事业均有记载，有的着重胪列历代水利，有的着重分析一方水利现状，还有关于这方面的奏议、调查、记事、论著。值得注意的是，跟作者重视江南的赋役状况一样，他也十分重视江南的水利状况，故于江南水利论述尤多。这反映了明代江南在地理条件上的特点和社会经济上的地位。
《天下郡国利病书》在篇幅上以江南、北直隶、山东、陕西为最多，浙江、广东、四川、湖广次之，福建、云南、山西、河南、江西又次之，广西、贵州最少。这固然有作者在材料纂辑上的原因，但也大致反映了明代各地区在全国经济、政治中的地位的不同。这跟唐中叶以前人们讲地理、论食货必首推关中的情况相比，已不可同年而语。这书虽以辑录前人论述成编，但于选材、标目、编次之中，亦足以反映出作者开阔的视野、深刻的见解和经世致用的纂述目的；它虽是一部地理书，却蕴含着纂辑者的丰富的经济、政治思想和深刻的历史见识。
顾炎武对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同黄宗羲、王夫之一样，都具有早期启蒙思想的理性色彩和朴素的民主主义精神。这集中反映在收录于《亭林文集》中的《郡县论》9篇、《钱粮论》2篇、《生员论》3篇、《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等论文。《郡县论一》对封建、郡县的废兴提出了新的认识，顾炎武指出：“封建之废，非一日之故也，虽圣人起，亦将变而为郡县。方今郡县之敝已极，而无圣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如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也。何则？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这末了两句话，是揭出了封建、郡县弊端的本质，而“其专在上”则是针对封建专制主义提出来的。顾炎武对于郡县制必然要变以及如何变均持肯定而明确的看法，认为：“知封建之所以变而为郡县，则知郡县之敝而将复变。然则将复变而封建乎？曰：不能。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虽然他对于“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解释不免模糊，但他提出必须克服“其专在下”与“其专在上”的弊病而使封建郡县两种制度达到某种程度的调和，确是具有理性主义的天才设想。顾炎武在《钱粮论》中对于农民有谷无银而出现“人市”和“火耗”造成的“生民之困”[58]，深寄同情之心，并揭露了封建吏治的腐败，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他的民主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