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批判和经世致用方面，比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稍晚的唐甄、顾祖禹，也各有突出成就，这就是《潜书》和《读史方舆纪要》。唐甄（1630—1704），原名大陶，字铸万，后更名甄，四川达县人。所著《潜书》上下篇，共97目。上篇论学术思想，下篇论政治历史。时人论其治学是：“考古证今，求其成败得失之故，洞然心胸。晚而学道，奋以圣贤为归，默证潜修，多所自得。”称其书“为汉、唐以来所未有”，“为周、秦而后仅见之作”，“其文高处，闳肆如庄周，峭劲如韩非，条达如贾谊”[59]。唐甄尖锐地指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大将、偏将、卒伍、官吏杀人，“天子实杀之”；“杀人者众手，实天子为之大手”[60]。这是把批判的矛头直指皇权。他又指出：“治天下者惟君，乱天下者惟君。治乱非他人所能为也，君也。小人乱天下，用小人者谁也？女子、寺人乱天下，宠女子、寺人者谁也？奸雄、盗贼乱天下，致奸雄、盗贼之乱者谁也？反是于有道，则天下治，反是于有道者谁也？”[61]这一连串的诘问，也是直指皇权。唐甄把天下治乱归于帝王一人，这并不是正确的认识；但皇权是专制集权的集中代表，他把批判专制集权的矛头指向皇权本身，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积极意义的。

顾祖禹（1631—1692），字景范，江苏无锡人，人称宛溪先生。他以20年工夫，十易其稿，撰成《读史方舆纪要》这部地理书巨制。全书130卷，附《舆图要览》4卷，文字浩繁，结构严谨。它的正文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历代州域形势”。这是有关自上古至元、明的行政区划及其沿革，是历史地理部分。二是分叙全国各地方舆。这是以明代行政建置为次第，论述两京及十三布政使司所辖范围的地理形势：含序论，概述，分论各府、州、县、长官司的山川形势和城、镇、营、寨、堡、关、隘、桥、驿等军事设施。这是政治、军事地理部分。三是总叙全国山川分布。这是辑录前人著作中有关文献编纂而成，是自然地理部分。附录《舆图要览》有地图数十幅，图前有序，图后有表；其中“九边图”和《黄河图说》、《海运图说》、《漕运图说》等，也反映出作者对军事的重视。

《读史方舆纪要》是一部以地理为基础、以阐明军事上的成败为主要内容、以总结政治兴亡为目的的巨著。作者为各地方舆所撰的序论，最能反映出他在这方面的造诣和旨趣。顾祖禹论江南方舆说：“以东南之形势而能与天下相权衡者，南直而已。”[62]论河南方舆说：“河南，古所称四战之地也。当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争；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则岌岌焉有必亡之势矣。”[63]论浙江方舆说：“浙江之形势尽在江、淮，江、淮不立，浙江未可一日保也。”[64]这是分别用几句话就概括了不同地区的地理形势的轻重、得失，从中可以看到作者的功力和见解之深。顾祖禹在论述各地方舆时，注意结合社会历史的多种因素来评价它们的地位，这尤其显示出作者杰出的政治见解和军事思想。如他从漕运与京师的关系指出山东地理位置的重要；他以四川为例，强调险不足恃和人的主观作用，慨叹于“恃其险而坐守之，以至于亡，又岂唯蜀为然哉”；他一方面指出关中地理形势的重要，一方面又指出这种地理形势要发挥作用是跟一定的时机，人的行为和才能有密切的关系；他还从局部和全局的关系、按照不同的层次来看待某个地区之地理位置的特点（以上分别见山东、四川、陕西、湖广方舆纪要序）。这些见解，显示了作者的渊博和卓识。因此，《读史方舆纪要》历来受到人们很高的评价，称赞它“详建设则志邑里之新旧，辨星土则列山川之源流。至于明形势以示控制之机宜，纪盛衰以表政事之得失，其词简，其事核，其文著，其旨长，藏之约而用之博，鉴远洞微，忧深虑广，诚古今之龟鉴，治平之药石也。有志于用世者，皆不可以无此篇”[65]。说它“不征奇，不探异，网罗放失，于古今成败利钝之际，三致意焉”[66]；称赞它“其志之超迈，用力之专勤，而成书之浩博，亦既无复加矣”[67]；强调它的特点在于评论“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得失之迹”[68]。这些评论，都是很中肯的。

《潜书》和《读史方舆纪要》在历史批判与地理书的经世致用方面，也是带有总结性的重要著作，在清代前期史学发展上占有显著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