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黄宗羲的历史批判精神
明中叶开始发生的封建社会内部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微弱的变化，明后期的腐败统治和明末激烈的阶级斗争，以及明、清皇朝的嬗代，这些重大的社会变动，促使史学家、思想家重新看待历史，进一步考察史学同社会的关系，从而激发了他们的历史批判精神，也推动了经世致用史学思想的发展。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顾祖禹等人的著作和思想，突出地反映了史学发展的这个新的趋势。
在清初的史学家中，黄宗羲的历史批判精神具有鲜明的代表性。他的《明夷待访录》，是这方面的突出著作。这部书以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为核心，阐述了作者对于历史的批判性见解和进步的历史观。它包含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上、下）、建都、方镇、田制（3篇）、兵制（3篇）、财计（3篇）、胥吏、奄官（上、下）共13目21篇，涉及政治、经济、军事、财政、教育等方面。黄宗羲从历史发展上阐述了封建社会君主“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的变化过程，认为：“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8]这是从“公”、“私”观念上揭示君主的“逐利之情”，从而为“天下之大害者”。
黄宗羲对历史上封建专制政治的批判，集中表现在为臣之道、法的本质和君主世袭制等方面。他认为：“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吾以天下万民起见，非其道，即君以形声强我，未之敢从也，况于无形无声乎！非其道，即立身于其朝，未之敢许也，况于杀其身乎！”黄宗羲明确地指出了“为万民”与“为一姓”是为臣之道的根本区别，认为凡“出而仕”者，当以“为万民”为立身之道，非其道则不当“立身于其朝”。他进而指出：“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9]君臣父子关系，是儒家历来所宣扬和实践的三纲五常的核心，是以等级秩序为基础的名教观念的集中表现。因此，他抨击历史上以君臣关系比附父子关系的观念和做法，触及了传统的历史观念和社会伦理观念的本质。
黄宗羲从“一家之法”和“天下之法”的区别，阐述了他对历史上法制本质的认识，指出：“三代以上之法也，因未尝为一己而立也。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10]他还指出，三代之法是“无法之法”，后世之法是“非法之法”。这种对法的历史批判，同上文说的：“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以及“为天下”与“为一姓”的区别的思想，是互为表里的。黄宗羲针对明太祖废除宰相之制，指出君主传子之制的危害，认为：“古者不传子而传贤，其视天子之位，去留犹夫宰相也。其后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不亦并传子之意而失者乎！”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百官之设，所以事我。能事我者，我贤之；不能事我者，我否之。设官之意既讹，尚能得作君之意乎！”[11]他从传贤与传子的利弊，阐述了废除宰相制度的危害，进而揭示了君主世袭制的不合理性。黄宗羲对历史上政治制度的这几个方面的批判，都归结到对君主专制的批判，因而都带有根本的性质。从今天的认识来看，他的历史批判的方法论，一般还只限于以三代同后世相比较而论其是非，因而不能从君主专制政治产生、发展、衰亡的必然性上来揭示它在历史上的作用，这是他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所致。尽管如此，黄宗羲的历史批判精神所表现出来的激烈程度和理性成分，毕竟反映出时代的要求，是前人所没有达到过的。
《明夷待访录》还批判了封建社会中种种不良的习俗，作者指出：“何谓习俗？吉凶之礼既亡，则以其相沿者为礼：婚之筐篚也、装资也、宴会也，丧之含殓也、设祭也、佛事也、宴会也、刍灵也。富者以之相高，贫者以之相勉矣。”作者认为：佛与巫，是社会的两大“蛊惑”。“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有为佛而货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倡优而货者，有为奇技**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绝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圣王崇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12]作者以深刻的历史眼光指出：“民间之习俗未去，蛊惑不除，奢侈不革，则民仍不可致富也”；治天下者当以此为“末”而抑之，以至于“痛绝之”，而工商皆“本”，是应当受到鼓励的。从这里同样可以看出，黄宗羲对于历史的沉积和历史发展的要求，都各有明确的认识，反映了他批判的和进取的历史思想。
《明夷待访录》是一部具有鲜明的民主思想的史论、政论著作。顾炎武说，他对此书，“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13]，反映了当时进步史学家对它的高度评价。此书作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代表性著作，对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他梨洲先生。他是浙江余姚人，为清代浙东学派的开创者，对清初史学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他著的《明儒学案》以及由他始撰的《宋元学案》二书，是中国古代学术史著作的最高成就，同时奠定了学案体史书体制，在史学发展上有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