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史。清代实录馆是临时性的修史机构，而国史馆则是常设机构。关于清代国史的情况及其撰述，尚有待于详考。近人孟森曾著《国史与国史馆》一文[5]，根据《清会典》的记载，认为清代国史有纪、表、志、传的体例。所引《会典事例》记：从雍正元年（1723）“敕纂功臣传”、乾隆元年（1736）“国史馆总裁大学士鄂尔泰等恭进《太祖高皇帝本纪》”，到光绪三年（1877）“敕修《穆宗本纪》”、十年（1884）“奏准功臣馆纂办《昭忠列传》”等皆甚详。这说明清代除纂修实录外，修撰国史亦累朝不绝。据称，清国史馆所修历朝本纪“自天命至光绪朝，分满、汉文两种”，完好无缺，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6]清国史馆所修传记，重要的有《大臣列传》（稿本）、《满汉名臣传》（刊刻于乾嘉之际）、《国朝耆献类征初编》720卷（刊于光绪十六年，1890）及《续编》550卷（未刊布）。其中，《大臣列传》（稿本）已散佚大半，《满汉名臣传》所收为乾、嘉以前人物，数不及千，《耆献类征初编》及《续编》成书于清末，所收人物，超过前二书。这些传记，为后人撰写清史列传提供了原始资料。20世纪20年代，有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清史列传》80卷、东方文化学会印行的《国史列传》80卷，都是根据上述传记编次而成。《国史列传》收录500余人，皆乾、嘉年间人物，当出于《满汉名臣传》。唯《清史列传》，少部分出于《大臣列传》（稿本）和《满汉名臣传》，大部分出于《耆献类征》，大致反映了清国史馆所修清代人物传记的面貌，有今人王钟翰点校本行世（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此书分为宗室王公、大臣（包含大臣正编、次编、续编、后编、新办大臣、已纂未进大臣）、忠义、儒林、文苑、循吏、贰臣、逆臣8类，正传收录2000余人，附传收900余人，合计约3000人，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关于方略。这是清代官修史书的一种特殊形式，内容多记重大军事行动的始末，体裁一般是纪事本末体。为修撰方略，清廷专设方略馆，以重臣为总裁，书成而馆罢，不像国史馆那样是稳定的修史机构。方略，亦称纪略。其中，《开国方略》32卷，是较重要的撰述。它以编年体撰成，“不重于继明定中原，而重于自俄朵里以至赫图阿拉，因十三甲筚路蓝缕，得盛京而定王业”[7]，记述了满洲兴起的过程。乾隆三十八年（1773）敕撰，五十一年（1786）成书。据《清史稿·艺文志二》纪事本末类著录，道光以前敕撰的方略、纪略有10余种，如《平定三逆方略》60卷、《亲征平定朔漠方略》48卷、《平定金川方略》32卷、《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54卷、《正编》85卷、《续编》33卷、《临清纪略》16卷、《平定两金川方略》152卷、《兰州纪略》20卷、《石峰堡纪略》20卷、《台湾纪略》70卷、《安南纪略》32卷、《廓尔喀纪略》54卷、《巴布勒纪略》26卷等，是反映康、乾时期重大军事活动的记录。有一些方略，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对人民起义的镇压活动。从历史编纂学来看，方略是纪事本末体史书发展的新形式。它以一件重大史事为中心，把各方面的有关材料组织起来，以详其本末。

关于会典。清代官修史书还继承明制，纂修本朝会典，详载朝廷各机构的编制、职掌、事例。这是断代的典制体史书，在体例上近于会要的形式。清代的会典撰述，统称《清会典》（原名《钦定大清会典》或《大清会典》），一般是指光绪二十五年（1899）纂修而成的《光绪会典》。然清会典的创修，则起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此后有《雍正会典》、《乾隆会典》、《嘉庆会典》、《光绪会典》都是对于前朝会典的增纂，历经200余年。《清会典》100卷，以机构、编制、职掌为记载的中心，系以有关事例，取资于实录、国史及内廷有关档案编次。分述光绪二十二年（1896）以前典制，包括宗人府、内阁、军机处、六部、理藩院、都察院、诸寺监、八旗都统、内务府、神机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及垂帘听政、亲政礼制等。它还附有礼、乐、冠服、舆卫、武备、天文、舆地诸图，以为文字记载的补充。这可以看作是一部简要的清代政治制度史。

有清一代，在官修史书方面取得了很突出的成就，应当有专门的论著加以总结。上面所说的，只是其中比较重要的几种。还有一些官书，如康熙年间修成的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10000卷，乾隆年间辑成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收书约3500种、79000余卷，在历史文献的整理、汇辑方面，都是创举。《四库全书总目》200卷，在古代历史文献学的发展上，是一部总结性的著作；其中关于史部书的《提要》，在古代史学批评史上是具有总结性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