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还有两个史家，是在关于本朝史撰述上做出了成绩的。这就是焦竑和谈迁。

焦竑（1541—1620），字弱侯，号澹园，江宁（今江苏南京）人。万历十七年（1589），以殿试第一名而授官翰林修撰。后任东宫讲官，万历二十五年（1597）贬为福宁州同知，一年后去职。晚年起为南京国子监司业，年迈辞官，专心著述。

焦竑一生，著作很多，《明史·艺文志》经、史、子、集四类著录了他的书有十几种。他关于本朝史的撰述，主要有《国史经籍志》、《国朝献征录》、《玉堂丛语》。《国史经籍志》（一称《经籍志》）5卷，附录1卷，撰于官翰林修撰时。万历二十二年（1594），大学士陈于陛建议修国史，意以竑专领其事。焦竑辞让，乃先撰《经籍志》，其他皆无所撰，史馆亦罢。他的《经籍志》却有幸流传下来。本书体例多遵《隋书·经籍志》，各类皆有小序，以明分类之旨。而其分类方法，又参考了《通志·略》，全书含经部11类、史部15类、子部17类、集部5类。附录1卷名为《纠谬》，详析《汉书·艺文志》以下至《文献通考·经籍考》等公私所撰文献分类目录之误。因有这些特点，它受到后人的推崇。《明史》作者批评它说：“明万历中，修撰焦竑修国史，辑《经籍志》，号称详博。然延阁广内之藏，竑亦无从遍览，则前代陈编，何凭记录，区区掇拾遗闻，冀以上承《隋志》，而赝书错列，徒滋伪舛。”[106]《四库全书总目》甚至讥为“古来目录，唯是书最不足凭”。这些批评显然是过分了。

《国朝献征录》（一称《献征录》）120卷，人物传记汇编。国史馆罢后，焦竑仍有志于国史撰述。这书是他搜集自洪武至嘉靖间朝野人物传记资料，编撰汇集而成。所记人物，按68门分类，征引皆注明出处，保存了丰富的明中期以前人物传记资料。从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和焦竑的这两部书，大致可以看出明代史家在撰述本朝史过程中所做的一些基础性工作。这对后人治史是有启发的。

《玉堂丛语》8卷，是一部笔记体史料集，仿《世说新语》体例，记万历以前翰林人物言行。全书分行谊、文学、言语、政事、铨选、筹策等54门，书首有焦竑万历四十六年（1618）所撰小序《书玉堂丛语》，以及顾起元序和郭一鹗序。顾序概括了这书的性质、内容和特点，其文曰：“《玉堂丛语》若干卷……仿临川《世说》而记之者也。其官则自阁部元僚，而下逮于待诏应奉之冗徒。其人则自鼎甲馆选，而旁及于征辟荐举之遗贤。其事则自德行、政事、言语，而征摭于谐谑、排抵之卮言。其书则自金匮石室、典册高文，而博采于稗官野史之余论。义例精而权量审，闻见博而取舍严。词林一代得失之林，煌煌乎可考镜矣。”郭序称它“宛然成馆阁诸君子一小史然”。《玉堂丛语》是明代笔记中的上乘之作，保存了不少有意义的真实史料。[107]

谈迁（1594—1657），字孺木，号观若，浙江海宁人。原名以训，字仲木，号谢父。他比焦竑晚出生50多年，是明末清初人。明亡之年，他50岁。作为“江左遗民”，他深怀“亡国”之痛。作为史学家，他有更强烈的历史反省意识。谈迁以诸生身份，终生未仕。性喜博综，谙于典要，勤于撰述。著有《国榷》、《枣林杂俎》、《枣林外索》、《枣林集》、《枣林诗集》、《北游录》、《海昌外志》、《史论》等书。《国榷》是其代表作。

《国榷》104卷，又卷首4卷，是编年体明史。它上起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下迄明亡后一年（1645），即此书所说的弘光元年，所记其间约320年史事。此书初撰，成于明天启六年（1626）；再撰，成于清顺治十三年（1656），即著者去世前一年。书首有谈迁天启六年自序、喻应益崇祯三年（1630）序，以及谈迁补撰崇祯、弘光两朝史事后所写的跋语和再撰成书时所写的义例。谈迁撰此书的动因，是痛感明史撰述之无成，所见诸家编年史，“讹陋肤冗”，故“屡欲振笔”。其《义例》之末简记著述经过说：“天启辛酉（元年，1621），值内艰，读陈建《通纪》，陋之。私自笔录，渐采渐广，且六易稿汇至百卷[108]。丁亥（清顺治四年，1647）八月，盗胠其箧。拊膺流涕曰‘噫，吾力殚矣！’居恒借人书缀辑，又二十余年。虽然尽失，未敢废也。遂走百里之外，遍考群籍，归本于实录。……冰毫汗玺，又若干岁，始竟前志。”30多年的撰述经历，其间数易其稿。两度撰述，在这里他写得极其简略，以致初撰中遍阅崇祯朝邸报补撰有关的史事，再撰中曾北游故都调查访问、核定史实达两年有余，都没有提及。他为自己历尽艰辛而“始竟前志”感到庆幸。谈迁所撰《北游录》中，有不少地方记载了他北上调查访问的细节。

《国榷》所依据的史料，主要是明代历朝实录和崇祯朝邸报，同时“遍考群籍”，以求史事之真。喻序称谈迁集诸家之书“凡百余种”，吴晗考订《国榷》卷一至卷三十二引书多达120余家，以证喻说之确。[109]

谈迁历史撰述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国榷·义例》开宗明义就说：“横木水上曰‘榷’。汉武帝榷商税，今以榷史，义无所短长也。事辞道法，句榷而字衡之。”这种求实的思想是他撰述《国榷》的指导思想。他说的“归本于实录”，是针对那些“讹陋肤冗”的编年史说的，并非是盲从于实录；他说的“遍考群籍”，往往又是为了订正实录的阙遗和讹误，并非是尽信稗官、野史之说。《国榷》全书约430万字，写出了明代历史的全过程，它成于清初，但却是晚明史学上的一个壮举。《国榷》详于万历以后史事，因而保存了比较丰富的明皇朝跟建州女真之关系的历史记载。这是《国榷》在晚明历史撰述上的一大贡献。《明实录》是记述明代历史的主要文献，但它有不少隐晦和曲笔，《国榷》做了大量的补充和订正，这是它在晚明史学上又一贡献。

然而，谈迁既以“江左遗民”的身份“榷史”，也就不可能完全做到“事辞道法，句榷而字衡之”。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是，他对明末农民起义是仇视的，以至渲染农民起义军的残忍和恐怖，这在他记李自成进北京和张献忠进成都时尤为突出。其次，谈迁的史论，有不少地方反映出他对明皇朝统治的批评和对历史的反省。但他对明皇朝的深致眷恋之情，也妨碍着他对历史有更深刻的认识，他写崇祯皇帝之死，实际上要写出一个“圣明”之君“虽圣明无如之何，岂非天哉”[110]的悲壮场面，从而使他的历史观又罩上了天命论的神秘色彩。

谈迁在清代只生活了十几年，《国榷》初撰稿是在明亡前完成的，再撰稿因不曾刊刻而得免于清朝官方的干预以至于遭毁的厄运，使这部明朝人撰写的明朝史巨著得以流传于后世。从这几个方面来看，把谈迁视为晚明史学崛起过程中的一个殿军，或许是恰当的。

[1] 陆容：《菽园杂记》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79～180页。

[2] 吴晗：《记〈明实录〉》，《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2页。

[3] 郎瑛：《七修类稿》卷十三“三无”，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36页。

[4] 张岱：《石匮书自序》，《琅嬛文集》卷一，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18页。

[5]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史乘考误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61页。

[6] 钱大昕：《万先生斯同传》，《潜研堂集·文集》卷三十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682页。

[7] 初修《大明会典》成书于弘治十五年十二月，当在1503年，此处按常例，仍书为1502年。

[8] 《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九，《明实录》第2册，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783～784页。

[9] 宋濂等：《元史》附《宋濂目录后记》，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677页。

[10] 宋濂等：《元史》卷九十八《兵志》序，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509页。

[11] 宋濂等：《元史》卷一《太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页。

[12] 宋濂等：《元史》卷四十七《顺帝本纪十》，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986页。

[13] 参见邱树森：《元史评介》，《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第2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233、237～239页。

[14]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史乘考误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61页。

[15] 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史部大序，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92～993页。

[16] 张廷玉等：《明史》卷一百九十九《郑晓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274页。

[17] 郑晓：《吾学编》卷十二，《续修四库全书》第4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21页。

[18] 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八十三《儒林二·邓元锡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291～7292页。

[19] 李建泰：《名山藏序》，《名山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9页。

[20] 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四十二《洪文衡传》附《何乔远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287页。

[21] 朱国桢：《皇明史概》自序，元明史料丛编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84年，第36～37页。

[22] 《皇明大事记》卷一，刻本。

[23] 陆光宅：《刻宪章录跋》，《宪章录校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1页。

[24] 谭希思：《明大政纂要》卷十，台北：文海出版社，1988年，第623～624页。

[25] 《明史·艺文志二》正史类著录：“陈建《皇明通纪》二十七卷、《续通纪》十卷。”

[26] 陈建：《皇明通纪》序，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2页。

[27] 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三十七《冯应京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174、6176页。

[28] 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首《凡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9、52、57页。

[29] 冯明玠序、陈子龙序均见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0、38～39页。

[30] 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七十七《陈子龙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098页。

[31] 刘知幾：《史通》卷四《序例》，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81页。

[32] 成书于明清之际的有关明史撰述，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一书论之颇详，可参考。

[33] 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八十七《文苑三·柯维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367页。

[34]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九《史部·纪事本末类》，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39页。

[35] 于慎行：《读史漫录》卷十四，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511页。

[36] 参见史念海、曹尔琴：《方志刍议》，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页。

[37] 张廷玉等：《明史》卷九十七《艺文志二》地理类《大明志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405页。

[38] 《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九，《明实录》第2册，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149页。

[39] 郑晓：《今言》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9页。

[40] 《明太宗实录》卷二百一，《明实录》第8册，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2089页。

[41] 张邦政：《万历满城县志》序，《乾隆满城县志》序之二，清乾隆辛未刻本，第8页。

[42] 参见来新夏：《方志学概论》，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5～76页。

[43] 参见谢国桢：《明清笔记谈丛》前记，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页。

[44]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页。

[45]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一《菽园杂记》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204页。

[46] 钱枋：《野获编分类凡例》，《万历野获编》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7页。

[47] 张廷玉等：《明史》卷八十四《河渠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056页。

[48] 参见张廷玉等：《明史》本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870页。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九《河防一览》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612页。

[49] 张瀚：《松窗梦语》卷八《漕运纪》，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58、160页。

[50] 归有光：《三吴水利录》卷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页。

[51]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九《东吴水利录》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612页。

[52] 参见徐光启：《农政全书校注》出版说明，石声汉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页。

[53] 参见张廷玉等：《明史》卷九十七《艺文志二》故事类，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92～2393页。

[54] 参见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四《史部·政书类·存目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725页。

[55] 龚一柱：《读史集》序，《读史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48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265页。

[56] 参见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三十一《杂家类·存目八》，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118页。

[57] 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八十七《王世贞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381页。

[58]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八“严相处王弇州”，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09页。

[59]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小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页。

[60]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六十五《亲征考》，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11页。

[61]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六十八《命将考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73页。

[62]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七十八《赏功考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493页。

[63]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562页。

[64]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二《弇州山人四部稿》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08页。

[65] 参见顾诚：《王世贞的史学》，《明史研究论丛》第2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40页。

[66]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六十五《亲征考》，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16页。

[67]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十五《诏令杂考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615页。

[68]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十九《市马考》，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707页。

[69]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七十六《赏赍考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455页。

[70]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史乘考误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61页。

[71]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九《路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192页。

[72] 刘昫等：《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98页。

[73] 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九《国史部·论议二》，周勋初等校订，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6409页。

[74]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史乘考误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61页。

[75] 郎瑛：《七修类稿》卷十三“三无”，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36页。

[76] 张岱：《石匮书自序》，《琅嬛文集》卷一，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17页。

[77] 参见李百药：《北齐书》卷三十七《魏收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488～489页。

[78]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百二《文艺传中·萧颖士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768页。

[79]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十九《史记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64页。

[80] 黄叔琳：《史通训故补》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30页。

[81]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史乘考误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61页。

[82] 蓸寅等编：《全唐诗》卷六百三十《奉酬袭美苦雨见寄》，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7228页。

[83] 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国史》，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098页。

[84]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史乘考误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61页。

[85] 谈迁：《国榷》喻序，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4页。

[86] 刘知幾：《史通》卷十《杂述》，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54页。

[87] 刘知幾：《史通》卷十《杂述》，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56页。

[88]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二《刘子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71页。

[89] 王溥：《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杂录下》，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110页。

[90] 李贽：《藏书》卷首《世纪列传总目前论》，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页。下同引《藏书》卷首《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不另注。

[91]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六百八十六《编年纪传论》，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030页。

[92]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六百三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410页。

[93] 李贽：《藏书》卷首《世纪列传总目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1页。

[94] 李贽：《藏书》卷三十二《德业儒臣前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17页。

[95] 李贽：《藏书》卷三十二《德业儒臣·王通》，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27页。

[96] 参见李贽：《史纲评要》吴从先序，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页。

[97] 李贽：《史纲评要》卷四《后秦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1页。

[98] 李贽：《史纲评要》卷七《汉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5页。

[99] 李贽：《史纲评要》卷十七《唐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77页。

[100] 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文苑传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358页。

[101]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八《洪洲类稿》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603页。

[102] 王圻：《续文献通考引》，北京：现代出版社，1991年，第1页。

[103] 马端临：《文献通考》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页。

[104] 王圻：《续文献通考凡例》，北京：现代出版社，1991年，第1页。

[105] 《续文献通考》记事，上限大致起于宋宁宗嘉定初年，也有一些记事上溯到这以前的历史；下限，据卷八《田赋考·黄河中》所记，至万历二十九年（1601）九月。

[106] 张廷玉等：《明史》卷九十六《艺文志》总序，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44页。

[107] 参见《玉堂丛语》点校说明，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2页。

[108] 此处说的“汇至百卷”，当指天启六年（1626）时的书稿。明亡之后，作者增补崇祯、弘光时史事，卷数当有所增加。今本卷帙，系整理者近人张宗祥据几种传抄本斟酌厘定的。

[109] 吴晗：《谈迁和〈国榷〉》，《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33页。

[110] 谈迁：《国榷》卷一百，思宗崇祯十七年，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60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