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去世的第二年，即万历三十一年（1603），王圻所撰《续文献通考》刊行于世。这部典制体历史巨著的诞生，是晚明史学的又一个重大成就。

王圻，字元翰，上海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历官陕西布政参议。后罢绝仕途，“筑室淞江之滨，种梅万树，目曰‘梅花源’。以著书为事，年逾耄耋，犹篝灯帐中，丙夜不辍。所撰《续文献通考》诸书行世”[100]。王圻所撰诸书，见于《明史·艺文志》著录的有以下几种：《续定周礼全经集注》14卷（经部礼类），《续文献通考》254卷、《两浙盐志》24卷（史部故事类），《东吴水利考》10卷（史部地理类），《三才图说》106卷（子部类书类），《鸿洲类稿》10卷（集部别集类）；其未著录著者，还有《稗史汇编》175卷。以上，除《鸿洲类稿》（亦作《洪洲类稿》）是他的诗文集外，都是历史著作或与历史有关的著作。清人评论王圻说：“圻所著述，如《续文献通考》、《三才图会》（按即《三才图说》）、《稗史类编》诸书，皆篇帙浩繁，动至一二百卷。虽庞杂割裂，利钝互陈，其采辑编排，用力亦云勤笃。计其平日，殆无时不考古研今。”[101]在著述的繁富上，王圻是可以同王世贞并驾齐驱的。

《续文献通考》是王圻的代表著作。这部包含254卷的典制史巨著，共分为30门：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节义、职官、郊社、宗庙、王礼、谥法、乐、兵、刑、经籍、六书、帝系、封建、道统、氏族、象纬、物异、舆地、四裔、方外。书首载有王圻于万历十四年（1586）所书凡例16条，以及他所撰的《续文献通考引》；还载有温纯序文（万历三十一年）、周家栋序文（万历三十年）、许维新书后（万历三十一年）。王圻在本书引言中简略地说到了他撰写此书的目的：“文与献皆历朝典章所寄，可缺一也与哉？贵与氏（按指马端临）之作《通考》，穷搜典籍，以言乎文则备矣，而上下数千年忠臣、孝子、节义之流及理学名儒类皆不载，则详于文而献则略。后之说礼者能无杞、宋之悲哉！”[102]质言之，在马端临《文献通考》的基础上，充实“献”的部分，即“忠臣、孝子、节义之流及理学名儒”的言论，使“文”与“献”都得以广泛流传，“俾往昔贤哲举得因事以见姓名，而援古据今之士不至溟涬无稽”。在书的内容所包含的时限上以及门类的划分上，他是“辑辽、金、元暨国朝典故以续其后，而又增节义、书院、氏族、六书、谥法、道统、方外诸考，以补其遗”。至于这书的撰述经过，作者并未论及。据温纯序说，王圻同他同举进士，又同应召，乃“日相与聚谈今昔典故”，知王圻有致力文献之志，“肆力搜罗，且四十年，遂成此考”。从万历三十年上推，“且四十年”恰当嘉靖之末，王圻“搜罗”资料的工作当开始于此时。他在万历十四年手书凡例16条，或许是他正式撰述的开始。前一阶段大约二十一二年，后一阶段大约十七八年。

在典制史撰述上，《续文献通考》有三个方面是很突出的。首先，是门类的增多，唐代杜佑撰《通典》，全书分为9门。元初马端临认为：“杜书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固无以议为也。然时有古今，述有详略，则夫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不无遗憾焉。”[103]根据这一认识，马端临所撰的典制史《文献通考》，全书分为24门。王圻撰《续文献通考》，在这24门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节义、谥法、六书、道统、氏族、方外诸考。这六考中，谥法、六书、氏族等目，已见于郑樵《通志》的《二十略》；节义、道统、方外等目，是王圻所创立的。典制史之门类这种逐步增多的趋势，确如马端临所说，是“时有古今，述有详略”的客观需要。这里，包含着史学发展与历史发展之相互关系的认识。王圻所增节义一门，反映了明代社会统治者在思想领域的特点；所增道统一门，一方面是反映了“世教”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明代学人对思想的历史萌生了全面考察的要求；所增方外一门，反映了佛、道在社会生活中还有相当大的影响。王圻于各门之下，有的也增设了细目，往往反映出当时国计民生的迫切问题，这在下文还会论到。

其次，是十分重视辽、金典制。《续文献通考凡例》第一条指出：马端临《文献通考》绝笔于宋，然自宋宁宗嘉定（1208—1224）以后事，“什不得一”，而元代典故自亦未备，本书“悉依贵与目录，编次成帙”。这是本书所“续”之由来，即交代了它记事的上限。凡例第二条很重要，它指出：“宋真［宗］以后，辽、金事迹十居六七。旧考削而不入，岂贵与乃宋相廷鸾子，故不乐叙其事；抑宋末播迁之际，二国文献不足，故偶缺耶？然舆图之沿革，祥异之昭垂，及政事美恶之可为戒法者，恶可尽弃弗录。余故摭其大节，补入各目下，事则取之史乘，序则附之宋末。”[104]《续文献通考》上接南宋嘉定，囊括元代，下迄于明代当世，自无疑义。难得的是，王圻能够如此重视辽、金事迹，可谓史家卓识。尽管元、明大一统的历史会改变人们的民族关系观念，对历史提出更深刻的认识，但歧视“夷狄”的传统观念，毕竟不是可以一下子就消失的。在这一点上，王圻的历史思想是反映了历史的进步的。他没有去指摘马端临，而是提出两种人们都不难理解的可能性，反映出他对前朝史家的敦厚和宽容。

《续文献通考》记载了自宋宁宗嘉定以后至明神宗万历三十年（1602）以前，大约400年间，包括南宋、辽、金、元、明五朝的典章制度[105]，是《通典》、《通志》、《文献通考》诸多续作中的佳作，代表了明代史家在典制史撰述上的成就。

王圻的另外两部资料性著作，也颇具特色。一是《稗史类编》（一作《稗史汇编》）175卷。此书搜采野史笔记，分类编次，为28纲、320目，所载引用书目达808种之多。它同王世贞的《明野史汇》一样，反映了明代稗史之盛和学人对它们的重视。二是《三才图说》（一作《三才图会》）106卷，汇辑诸书图谱以类成编，包括天文、地理、人物、时令、宫室、器用、身体、衣服、人事、仪制、珍宝、文史、鸟兽、草木等类。其例，先图后文。这书采摭浩博，是关于天、地诸物和人的形象的历史文化类书，有较高的文化史价值。

王圻是一个知识渊博、兴趣广泛又有明确治史目的的史学家；他对历史文献的善于利用，是他在史学上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这两点，也正是王圻史学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