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的稗史，是泛指野史和记述历史琐闻、社会风物的笔记。野史，一是相对于官史而言，一是内容、形式不拘。唐人沙仲穆著有《大和野史》，是史学上最早以“野史”名书的散文笔记。自汉魏以来已有这种体裁，到唐宋而达于极盛；明清两代的笔记，种类繁多，至今还不能说出准确的数目。[43]《明史·艺文志》著录明代的稗史一类的撰述，主要见于史部杂史类和子部杂家类、小说家类。如祝允明《九朝野记》、沈德符《野获编》（即《万历野获编》）、蔡士顺《傃庵野钞》、李逊之《三朝野记》、孙继芳《矶园稗史》、王世贞《明野史汇》、黄汝良《野纪矇搜》等（以上杂史类），都是明确标为野史或稗史的，而更多的书则没有标出“野”、“稗”字样。而小说家类则多以“漫笔”、“漫录”、“杂记”、“杂谈”、“杂言”、“杂录”、“随笔”、“笔谈”、“丛话”、“丛谈”等名书，说明撰者的不拘一格。《明史·艺文志》杂史类著录215部、2232卷；杂家类著录67部、2284卷；小说家类著录128部、3317卷。这些书，并不都属于稗史，但稗史一类的书却占了不少分量。同时，也还有不少流传下来的明代稗史，是《明史·艺文志》没有著录的。这些书，一则可以补官史之不足，再则因其数量之多而扩大了同社会接触的层面。

明代稗史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皇朝掌故、社会风俗、重大事件、历史人物是几个主要的方面。举例说来，如余继登（字世用）撰《典故纪闻》18卷、陆容（字文量）撰《菽园杂记》15卷，是以记明朝故实为主的著作。《典故纪闻》的特点，是在记事方面考虑到以时间先后为序：卷一至卷五记洪武朝事，卷六至卷七记永乐朝事，卷八记洪熙朝事，卷九至卷十记宣德朝事，卷十一至卷十三记正统、景泰、天顺朝事，卷十四至卷十五记成化朝事，卷十六记弘治、正德朝事，卷十七记嘉靖朝事，卷十八记隆庆朝事。这给人以历史的脉络和整体的感受。作者友人冯琦为此书作序，概括此书记事的原则是：“凡关国家大政大本则书，非大事而于世为急则书，非大非急而为异闻见则书，非异而事所从起则书。”[44]作者所关注的，主要是“大政大本”、“于世为急”的“典故”。如卷二记明太祖总结汉、唐教训，建立严禁宦官干政的法度，卷五记洪武二十八年（1395）明太祖减少亲王以下各级宗藩“岁禄”的措施并明载具体数字，卷九记宣宗与臣下论政等，都是关系大政大本的。《菽园杂记》的特点，一是不仅记朝廷故实，也记地方风俗；二是不仅记事，也记人；三是不仅论今，而且说古，显示出作者独立的历史见解。本书卷五记洪武、永乐、成化三朝京营设置大略，卷九记成化以前巡抚、总督的增设、名目和职守，都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其卷一记吴中俗讳，卷三记江西民风勤俭，卷十记明代刻书之盛与滥，卷十二记严州山中用水轮灌田，卷十三记江南各郡种植情况以观民俗等，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明代社会人们的生产、生活和风习，也都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时人王鏊称：“本朝纪事之书，当以陆文量为第一。”[45]这话不免夸大，却也反映了此书在当时的影响。《四库全书总目》于本书提要说：“是编……于明代朝野故实，叙述颇详，多可与史相考证。”这是从史学上评价了它的价值。

又如沈德符所著《万历野获编》、谢肇淛所著《五杂俎》，以主要记明代社会风俗而著称。《万历野获编》20卷、《续编》12卷，取“谋野则获”的古意用以名书，首编成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续编》成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清人钱枋“苦其事多猥杂，难以查考，因割裂排缵，都为三十卷，分四十八门”[46]，每门之下更立细目，便于查阅。今传本尚有沈德符后人沈振据康熙时写本作《补遗》4卷，亦依钱氏分门之例，附于书后。此书内容丰富，对典章制度、治乱得失、山川风物、文人学士之琐事逸闻都有记载。《五杂俎》16卷，分天、地、人、物、事五部记事，作者撰述谨慎，且有识见，为《万历野获编》所不及。又如朱国祯著的《涌幢小品》32卷，内容十分丰富，于制度、风俗外，还记了明代中叶的一些人物。李乐著的《见闻杂记》11卷，也写了一些人物的行事。又如叶子奇所著的《草木子》记载了元末明初红巾军起义的事迹；吴应箕所著的《东林本末》和蒋平阶所著的《东林始末》，是分别用纪事本末体和编年体写出了明末“东林党”的事迹。这都是关于重大事件的记载。清代有留云居士所辑《明季稗史》16种，包含了关于明代历史的不少重要史料。

明代稗史种类繁多，内容广泛，这里所举只是几个比较重要的方面，大致亦可看出它在明代史学发展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