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治河、漕运与水利之史
经济史著作在明代史学发展上处于引人注目的地位。王圻撰《续文献通考》254卷，关于社会经济史方面的内容占42卷，计有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诸考，而以田赋、征榷、国用三考最详。《明史·艺文志》史部故事类著录诸书，有关经济史方面的著作占半数以上，名目有会计、田赋、均役、厂库、漕政、盐政、屯田、荒政等；地理类著录的有治河、水利诸书，亦与经济史有密切关系。这里仅就治河、漕运、水利之史和农政、盐政、荒政之史两个方面，略述其梗概。
《明史·艺文志》地理类著录治河之中，有刘隅、吴山各撰《治河通考》10卷，潘季驯《河防一览》14卷等多种；著录水利之史，有伍余福《三吴水利论》1卷，归有光《三吴水利录》4卷，许应夔《修举三吴水利考》4卷，王道行《三吴水利考》2卷，王圻《东吴水利考》10卷，沈启《吴江水利考》4卷等关于东南水利之史者多种。同书故事类著录邵宝以下诸人所撰漕政、漕运之史者多种。《四库全书总目》较《明史》晚出，它所著录有关的著作，比《明史·艺文志》要多一些。此外，明人笔记也多有涉及治河、漕运、水利方面的内容。
《河防一览》是明代关于治河之史的代表性著作。作者潘季驯（字明良，1521—1595）自嘉靖末年至万历年间，四奉治河之命，总理河道，首尾27年，成绩显著。万历七年（1579），在一次治河工成时，汇集前后章奏及诸人赠言，辑成《宸断大工录》10卷。后在此书的基础上进行增删，撰成《河防一览》。它包括敕谕图说、河议辨惑、河防险要、修守事宜、河源河决考各1卷，前人关于治河的议论和经验共9卷。该书大致是两部分内容，一是潘季驯治河的主张和经验；一是前人的治河主张和经验，而后者即关于历史部分占了全书卷数的三分之二。《河防一览》在详尽列举前人治河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作者本人的治河实践，提出了在当时看来是比较周全的治河主张，“大旨在筑堤障河，束水归漕；筑堰障淮，逼淮注黄。以清刷浊，沙随水去。合则流急，急则**涤而河深；分则流缓，缓则停滞而沙积。上流既急，则海口自辟而无待于开。其治堤之法，有缕堤以束其流，有遥堤以宽其势，有滚水坝以泄其怒。法甚详，言甚辨”[47]。后人指出，潘季驯治理黄河的方法“综理纤悉”，是综合治理的方法：通漕于河，即治河即以治漕；会河于淮，即治淮即以治河；合河、淮而合入于海，即治河、淮即以治海。故生平规划，总以“束水攻沙”为基本治河方针。[48]而潘季驯以水攻沙之法，也得自于前人治河经验的启发。《河防一览》总结了历代河决的情况和治河的经验，也反映了明代治河的新成就。又如黄克缵撰《古今疏治黄河全书》4卷，全书分黄河考略、治河左袒、三吴水利等目，上起商代祖乙之圮耿，下迄万历三十二年（1604）苏庄之决，最后陈述当时治河之方略。此书在阐述治河之史方面，有更明确的宗旨。
在明代，漕运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曾在穆宗朝任总督漕运的张瀚指出：“漕运乃国家重计，国初自永乐移都北京，军国之需尽仰给于东南。”而漕运又是跟治河密切相关的，张瀚写道：“若夫输运帆樯，必由河道。每岁舟千艘、粮万石，渡江淮以溯黄河，从此浮济入汶，逾沧瀛而达通惠，皆藉渟溜疏通。其中设堤岸以束奔腾，建闸坝以时启闭。虽浚凿排瀹，运用赖于人谋；而转徙变迁，缓急难调水性。”[49]这正是明代学人重视漕政和漕运史撰述的社会经济原因。漕政方面的著作，往往出于与此有关的官员之手。如《漕政举要录》18卷，是武宗时总督漕运的邵宝所撰。此书卷一至卷六为河渠之政，卷七为舟楫之政，卷八为仓厫之政，卷九为卒伍之政，卷十至卷十一为转输之政，卷十二为统领之政，卷十三至卷十五为纪载之政，卷十六为稽古之政，卷十七为准今之政，卷十八为杂录。这书主要讲漕政，但也有一些卷涉及漕运之史。漕运史方面的著作，有在世宗时负责总运江北的杨宏所撰《漕运通志》10卷。杨宏曾撰《漕运志》4卷，后扩展为“通志”10卷，考古今沿革。全书有六表三略：六表是漕渠（分为2卷）、漕职、漕卒、漕船、漕仓、漕数，三略是漕例、漕议、漕文。其序称：表立则经见，略辑则纬彰。表、略关系是经、纬关系。黄承元撰《河漕通考》2卷，是兼论治河与漕运的书，其上卷论河防，下卷论漕运，都是上溯历代而下迄万历中期，文颇简洁，是纲要式的通论。
不仅治河与漕运相关，治河也跟三吴水利相照应：治河是北方水利的大问题，三吴水利则是东南水利的关键。上述有的论治河之史的书也论及三吴水利，并不是偶然的。值得重视的是，归有光（1507—1571）所撰《三吴水利录》4卷，是专论三吴水利之史中有特点的著作。归有光在本书小引中写道：“司马迁作《河渠书》，班固志《沟洫》，于东南之水略矣。自唐而后，漕挽仰给天下，经费所出，宜有经营疏凿利害之论，前史轶之。宋元以来，始有言水事者。然多命官遣吏，苟且集事，奏复之文，揽引途说，非较然之见。今取其颛学二三家，著于篇。”[50]这是讲到了自唐以后，漕运与三吴水利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而专学之论，不被重视，此书编纂即为弥补这一不足。因此，这书前三卷是采辑前人论水利之尤善者七篇编次而成，其中郏亶书二篇，郏乔书、苏轼奏议、单锷书、周文英书各一篇，附金藻论一篇。作者自撰《水利论》二篇，编于卷四，并以三江图附于其后。其《水利论》是对前人所论“未尽之理”予以发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本书主旨在于：治吴中之水，宜专力于松江；松江既治，则太湖之水东下，而他水不劳余力。清人认为：“言苏松水利者，是书固未尝不可备考核也。”[51]同此书相比较，王圻的《东吴水利考》10卷则是以图为主的水利史著作。王著前9卷为图考，图各有说，于苏、松、常、镇四郡尤详；末卷为历代名臣奏议。此书颇多疏略，清四库馆臣甚讥之。然作者意图在于以图说与论议相结合，以考东吴水利之史，还是可取的。
自宋元以降，论治河、漕运、水利之史的著作逐渐增多，而至明代尤为明显地呈发展趋势。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进一步密切，以及人们对这种关系之认识的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人们加强了对社会经济史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