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史家私人所撰编年体本朝史也有多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薛应旂的《宪章录》，张铨的《国史纪闻》，雷礼等撰的《皇明大政记》，谭希思所撰的《明大政纂要》，陈建所辑、沈国元所订的《皇明从信录》，陈建所撰的《皇明资治通纪》等。

薛应旂所撰《宪章录》47卷（一作46卷），记洪武至正德间史事，其采撷多出于杂书，虽记事连贯然严谨不足。薛应旂著述甚丰，据《明史·艺文志》著录，他还撰有《方山诗说》8卷、《宋元资治通鉴》157卷、《甲子会纪》5卷、《皇明人物考》7卷、《隐逸传》2卷、《高士传》4卷、《浙江通志》72卷、《考亭渊源录》24卷、《薛子庸语》12卷、《方山集》68卷，在四部书的著录中均有著述，这样的学人是不多见的。薛应旂门人陆光宅万历二年《刻宪章录跋》云：

吾师武进薛先生恭集我祖宗列圣宝训、实录，次第编年，凡纂辑支蔓者悉为裁约，其有事关体要、逸在诸儒臣别撰者，亦量为采入。书成，题曰《宪章录》，盖以成宪典章，万世所当遵守，且追宗夫子“宪章文武”之意，以寓从周之义也。[23]

这段跋文，对于了解此书的编纂特点及作者的编撰宗旨，多有裨益。

张铨所撰《国史纪闻》12卷，以纲目体记明初至正德间史事，凡朝廷举措、名臣善迹，以及政事、民生、人物、国土、人口等，皆记其梗概，便于披览。作者有感于实录外间不能亲见，私家撰述难以取信，旨在撰一简要信史，使之广为流传，其用心可谓良苦。

《皇明大政记》25卷，是几位学人逐步撰述而成的：自洪武至正德九朝史事凡20卷，为雷礼所撰；嘉靖朝史事凡4卷，乃范守己所续；隆庆朝史事1卷，是谭希思所续。万历年间周时泰合刊行世，有郭正域序。此书亦近于纲目体，有正书，有分注，史料多采自实录。

谭希思所撰《明大政纂要》63卷，记洪武至隆庆十二朝政事，大事编年，有史有论，叙致简要，是一部较好的编年体明代政治史。例如，《太祖高皇帝》后论一方面论述作者本人的认识，一方面又引本朝学人论明代开国的举措说：

詹同之序《大明日历》有曰功高万古，曰得国之正，曰独运全智，曰敬天勤民，曰家法之严，曰兵政有统。谢铎有言，我朝度越历代者五事：一、攘克夷狄以收复诸夏；二、肇基南服而统一天下；三、威加胜国而锋刃不交；四、躬自创业而临御最久；五、申明祖训而家法最严。其善言圣治而扬休烈也哉！[24]

这种评说可以帮助人们对历史有一个总的认识和全局观念；至于溢美之词，当在所难免。

《皇明从信录》40卷，系陈建陆续所辑，沈国元订补，记洪武至万历间史事：《启运录》记朱元璋起兵至明的统一，继而续编《靖难记》至《武宗记》，后又补编嘉靖、隆庆两朝史事。沈国元再补万历朝史事，并将各次撰述合刊，统称今名。

陈建所撰《皇明资治通纪》（亦称《皇明通纪》）14卷[25]，记事上起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刘福通等起兵反元，下至明隆庆六年（1572）神宗即位，凡221年史事。此书断限、记事与上述《皇明从信录》中陈建所辑部分相仿，疑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撰写而成。作者于史事的叙述中时发议论，是此书的一个显著特点。陈建在自序中讲到，他写成《皇明启运录》后，有人建议他说：“昔汉中叶有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有荀悦《汉纪》，宋中叶有李焘《长编》，皆蒐载当时累朝政治之迹，以昭示天下。我朝自太祖开基，圣子神孙重光继炤垂二百禩矣，而未有纪者，子添述是志，盍并图之，以成昭代不刊之典也。”陈建起初是推辞了，认为自己“愧乏三长”，不敢“僭逾及此”。但他后来还是改变了初衷，他继续写道：

这一番话，深刻地反映出了作者撰述此书的社会条件及旨趣所在。

《皇明通纪》有凡例七则，其第一则云：

此纪仿《资治通鉴》而作，凡群书所载，必有资于治者，方采录之；细故烦文、无资于治者弗录。

其第四则云：

此纪叙载人物之贤否，言行之是非，一皆考据群籍，直书垂鉴，不敢虚美隐恶，以乖史笔。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谁毁谁誉！”览者幸鉴。

其第五则云：

《皇明通纪》凡例，意简而明，交代本书的体裁、原则、史与论的处置，十分了然，表明作者在史书编著上的良好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