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学人撰述的本朝典制史，以徐学聚的《国朝典汇》颇具规模。此书凡200卷，记洪武至隆庆间之典制。前33卷为“朝政大端”，通叙本朝典章故实；后167卷分述六部有关事实，凡200子目，分类辑录，一目了然，继承了前代典制体史书的优良传统。作者曾巡抚福建，且多有涉外事务经验，读其书，观其人，可以窥其著述宗旨。

冯应京所撰《皇明经世实用编》28卷和陈子龙等所辑《明经世文编》（亦称《皇明经世文编》、《皇明经世编》）504卷、《补遗》4卷，是明代学人所编撰的两部关于本朝史事的重要政书。冯应京、陈子龙二人的经历、仕途、行事，都有非常令人可感之处。《皇明经世实用编》按乾、元、亨、利、贞五集编次：乾集10卷，载明太祖御制心法、皇明祖训、亲贤、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元集2卷，载荐举辟召论、取士议、荐辟人物；亨集2卷，载久任超迁论、任官议、外任；利集4卷，载务农讲武论、重农考、经武考、任人、导和；贞集9卷，载正学育才论、礼学、乐学、射学、御学、书学、数学、正学考。此外，还附有边镇图、海防图、漕黄治绩图、农书图谱等。全书以“祖训”为纲，以制度沿革为目，讲求实用，以经国利民为其宗旨。《明史》本传记冯应京本事，多有感人处：“（万历）二十八年擢湖广佥事，分巡武昌、汉阳、黄州三府。绳贪墨，摧奸豪，风采大著。”继而同税监陈奉进行坚决斗争，乃招致毁谤而被逮。“应京之就逮也，士民拥槛车号哭，车不得行。既去，则家为位祀之。三郡父老相率诣阙诉冤，帝不省。”“应京乃于狱中著书，昕夕无倦。”史家最后评价他说：“应京志操卓荦，学求有用，不事空言，为淮西士人之冠。”[27]从这些史实和评论来看，此书可谓是用心血写成。

《明经世文编》是一部巨著，陈子龙、徐孚远、宋征璧主编，参与选辑者24人，参阅者142人。编者搜集大量官方奏议等文书以及私人文集千余种，网罗恢宏。卷首有徐孚远序、陈子龙序及他人所撰序文数篇，有宋征璧所撰凡例。全书载文3100余篇，以人为纲，以时为序，内容则涉及时政、礼仪、宗庙、职官、国史、兵饷、马政、边防、军务、海防、火器、贡市、番舶、灾荒、农事、水利、海运、漕运、财政、盐法、刑法、钱法、钞法、税课、役法、科举、宗室、弹劾、谏诤等丰富的内容，举凡社会状况、民族关系、中外交往，皆有详尽的反映。尤可贵者，所载之文，不加删削，保存原貌，这使本书具有更加可贵的文献价值与历史价值。本书亦因载有关于海西、建州女真之事而遭到清廷禁止，这也正说明了它在反映民族关系和统一国家历史方面的重要性。

本书《凡例》列举选编宗旨和原则，表明了选编者的思想，如：

——儒者幼而治学，长而博综，及致治施政，至或本末眩瞀，措置乖方，此盖浮文无裨实用，拟古未能通今也。唐宋以来，如《通典》、《通考》，暨奏疏、衍义诸书，允为切要，亦既繁多。乃本朝典故，缺焉未陈；其藏之金匮石室者，闻见局促，曾未得睹记；所拜手而献，扺掌而陈者，若左右史所记，小生宿儒，又病于抄撮，不足揄扬盛美，网罗前后。此有志之士所抚膺而叹也。徐子孚远、陈子子龙，因与征璧取国朝名臣文集，撷其精英，勒成一书，如采木于山，探珠于渊，多者多取，少者少取；至本集所不载而经国所必须者，又为旁采，以助高深，共为文五百卷有奇。人数称是，志在征实，额曰《经世》云。

——异同辩难，特以彼未通，遂成河汉。就其所陈，各成一说。……得失虽殊，都有可采，不妨两存，以俟拣择。

——此书非关彰瘅、弹劾之文，不能尽录，著其大者。非名教所裨、即治乱攸关，若乃其言足存，不以人废。

——藏书之府，文集最少，多者百种，少者数家。四方良朋，惠而好我，发缄色动。及至开卷，恒苦重复。予等因遣使迭出，往复数四，或求其子姓所藏，或托于宦迹所至，搜集千种，缮写数万。至条陈冗泛，尽牍寒暄，及文移重叠，又悉加剪截，乃成斯集。虽未敢云圣朝之洪谟，亦足当经世之龟鉴矣。[28]

这里所举出的几条凡例，除反复申述“经世”之旨外，有两点是很重要的：一是“异同辩难”、“不妨两存”；一是“其言足存，不以人废”。这两点，反映了编者的气度之大和胸怀之广，而这又正是建立在“经世”之旨的基础上的。

还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即本书对才、学、识之关系的思想，对记言与记事之关系的思想，都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新的阐发。本书冯明玠序起首写道：

有经世之才必济以经世之学，有经世之识始抒为经世之文。才与学、与识兼备而人重焉，虽无文可也；才与学、与识兼备而文行焉，虽欲无文而亦不可得也。

这是把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论从论史学扩展到论经世，是对才、学、识思想的重要发展，包含着对于史才之“三长”同经世之“三长”的密切联系的认识。本书陈子龙序起首写道：

这里讲到了记事之史同记言之史的关系，而尤强调了“言”的重要。从今天的认识来看，所谓“敷奏之章”、“论难之语”之所以重要，因为它们主要是思想遗产。从一般意义上说，撰写历史，首先要把事实写清楚；但是，任何事件、人物，如果离开了与之相关的言论，那么这样的事件、人物就必然显得苍白。至于像《明经世文编》这种内容和体裁的著作，强调记言之史的重要，自是理所当然的了。

《明经世文编》成书于明末各种社会矛盾及民族矛盾十分尖锐之际，其书名即突出地表明了编者的主旨。陈子龙是崇祯十年（1637）进士，在短暂的仕途中，他曾“事福王于南京”。福王是一个扰民而不理政事、享乐无度的人，陈子龙慨然进言：“中兴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复旧物。今入国门再旬矣，人情泄沓，无异升平。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内，臣不知其所终。”这些话，福王哪里听得进去，于是陈子龙愤然“乞终养去”[30]。没有几年，“漏舟”沉没，“焚屋”烟飞，而《明经世文编》却永久地留下了它的编者们忧国忧民的心迹。

就以上所举诸书来看，明代史家、学人所撰本朝史，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有种种不同，显示出各自的特点和整体面貌的活跃。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中概括出来它们的一些共同特点（包括长处和短处）。第一，它们在体裁、体例上尽管也有局部发展前人的地方，但总的倾向是随意性比较突出。刘知幾强调史书体例的重要，认为：“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31]一定的体例，是同一定的是非判断相联系的；一般说来，这并不是夸张。上述诸史，在这方面大多不甚讲究，是一个明显的缺点。第二，是史实的考辨功夫不够。上述诸史，或据实录，或采野史，都需要有所辨析，宋人如司马光、元人如胡三省、清人如乾嘉考史学者等，都十分重视这一点。上述诸史大多于此重视不够，也是一个明显的缺点。第三，上述诸史，作者大多强调经世致用，重视史学同社会的关系，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如冯应京狱中发愤著书，陈子龙“漏舟”、“焚屋”之论，比之于历代良史，可以无憾。第四，上述诸史，大多成书于万历年间，所记多关于洪武至隆庆间史事，这一方面说明明代史家关于本朝史撰述已包含了有明一代大部分史事；另一方面说明万历朝确是明代史学崛起的时期，而这将有助于人们全面认识明代史学。

这里所述明代史家的本朝史撰述，远不能表现出其全貌，一是史传部分从略，二是成书于清初者从略[32]，三是王世贞、李贽、焦竑、谈迁等史家的本朝史著作，本书将在下文阐述晚明史学的崛起时予以论列；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以从上述诸书中得到这样一个认识，即当人们走进明代史学这一领域时，或许会进一步感受到明代史学原本所具有的一种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