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私家所撰纪传体本朝史

有明一代，官府重实录而轻国史，以至于自始至终没有官府修撰的明朝国史问世。明代史家王世贞批评说：“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也。”[14]这无疑是极大的缺憾，但这种缺憾却又激发了私家关于本朝史撰述的热情。这样的现象在史学上是曾经出现过的，正如唐人批评魏晋南北朝时有些史职任非其人那样：“于是尸素之俦，盱衡延阁之上，立言之士，挥翰蓬茨之下。一代之记，至数十家，传说不同，闻见舛驳，理失中庸，辞乖体要。致令允恭之德，有阙于典坟，忠肃之才，不传于简策。斯所以为蔽也。”[15]官府修史不力，私家撰史活跃，这是修史活动中的辩证关系。唐人指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但又接着批评私家所撰之史的种种弊端而没有肯定它们应有的价值，却又有失公允。明代私家所撰本朝史的盛况及成就，弥补了明朝仅有实录而无国史的缺憾，是明代史学的重要方面。

据《明史·艺文志二》正史类著录，列于官修实录、年表之后的私家本朝史撰述者，有32种；而杂史类著录约190种。当然，其实际数字要比这更多一些。这里，略按纪传体、编年体、典制体各举其有代表性者，简述如下。

郑晓的《吾学编》、邓元锡的《明书》、何乔远的《名山藏》、朱国桢的《明史概》等，都是明代史家私人所撰的纪传体本朝史，其中《吾学编》和《名山藏》是比较重要的著作。

史称郑晓“通经术，习国家典故，时望蔚然”；“谙悉掌故，博洽多闻，兼资文武，所在著效，亦不愧名臣”[16]。郑晓是一个有政治实践和深厚史学修养的史家，曾奉命撰《九边图志》，“人争传写之”，足见其为时人所重。他的著述有《吾学编》、《吾学编余》、《征吾录》、《今言》、《古言》等。《吾学编》凡69卷，仿历代正史体裁而略有变通，含记、传、表、述、考共14篇，记洪武至嘉靖约200年史事。其编撰次第是：大政记，建文逊国记，同姓诸王表、传，异姓诸王表、传，直文渊阁诸臣表，两京典诠尚书表，名臣记，逊国臣记，天文述，地理述，三礼述，百官述，四夷考，北虏考等。从正史所包含的体例看，此书比较完备，只是名称有所变化；从所记史事、典制、人物来看，却并不完备，但作为一部简要的明史著作，还是有它的分量的。郑晓历任南京吏部、刑部、兵部尚书，通晓政务，志在经世，此书自亦反映了他的这个旨趣。他在《同姓诸王传》序中沉重而尖锐地指出了诸王膨胀与社会矛盾：

邸禄岁增，民财日窘，至有共篷而居，分饼而膳，四旬而未婚，十年而不葬者矣。嗟呼！骄溢则横而干纪，窘困则滥而思乱，其为祸一也。而不早为之所，可乎？略叙先朝典制为初王表二卷、五太子七十七王五庶人传三卷，明鉴戒焉。[17]

郑晓的见识是深刻的，所谓“骄溢则横而干纪，窘困则滥而思乱”，是从社会的上层和下层两个方面看到了潜伏的危机。所谓“明鉴戒焉”，正是全书的宗旨。此书下限有止于正德、嘉靖、万历等不同版本，表明了作者随撰随刻及其为世所重的情况。

邓元锡所撰《明书》（亦称《皇明书》）45卷，含帝典10卷、后妃内纪1卷、列传34卷，亦记洪武至嘉靖近200年史事。此书实际上只有纪、传两个部分，是不完备的纪传体史书。其编次以帝为典，后妃为纪，外戚、宦官居列传之首，诸臣传分臣谟、名臣，诸将传分将谟、名将等，均不合乎正史规范，反映了私家撰述的随意性。再有，他于孝行之外，另立笃行、义行二类，于道学之外，另立心学之门。邓元锡未入仕途，杜门著述，史称他“《五经》皆有成书，闳深博奥”；又说“元锡之学，渊源王守仁，不尽宗其说。时心学盛行，谓学惟无觉，一觉即无余蕴，九容、九思、四教、六艺皆桎梏也。元锡力排之，故生平博极群书，而要归于《六经》。所著《五经绎》、《函史上下编》、《皇明书》，并行于世”[18]。可见邓元锡思想上的矛盾，《明书》在编撰体例上的随意性正是这种矛盾的表现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明书》的史料价值并不高，但它对于反映当时的社会思想面貌是有意义的。

何乔远所著《名山藏》100卷，记洪武至隆庆200余年史事。全书分为37记：典谟、坤则、开圣、继体、分藩、勋封、天因、天启、舆地、典礼、乐舞、刑法、河漕、漕运、钱法、兵制、马政、茶马、盐法、臣林、臣林外、关柝、儒林、文苑、俘贤、宦者、列女、臣林杂、宦者杂、高道、本士、本行、艺妙、货殖、方伎、方外、王享等。其中典礼、乐舞二记未刊，舆地记不全。全书多采自时人之野史、旧文，保存了一些重要的史料，有较高的史学价值。时人称其书说：

读《典谟》诸记可绍衣祖考，读《天因》诸记可寅畏上帝，读《礼乐》诸记可陶淑性情，读《刑法》诸记可明慎出入，读《河漕》诸记可协国而安民，读《兵》、《马》、《茶》、《盐》诸记可兴利而蠲害，读《臣林》诸记可进君子，读《杂林》诸记可退小人，读《列女》、《高士》诸记可扬幽贞而奖廉静，读《方外》、《货技》诸记可抑**巧而服要荒。[19]

书中所谓的“记”，实则仍是纪、志、传的统称。私家著史不拘于体例，此亦明证。《明史》称：“乔远博览，好著书。尝辑明十三朝遗事为《名山藏》，又纂《闽书》百五十卷，颇行于世，然援据多舛云。”[20]《名山藏》采撷野史、旧文，难免有“援据”不当处，而其涉及清兵入关前海西女真、建州女真史事，使其被清廷列入禁书之列。这是此书之所以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的原因之一。

朱国桢的《皇明史概》（亦作《明史概》、《史概》）120卷，是一部比较完备的、对纪传体有所改进的综合体明朝史。为什么称为“史概”？朱国桢自谓：“未尝奉旨，不敢进呈。题曰《史概》，以别于全，上不能绘天，次不能华国，又次不能脍口。半世精神，一生事业，可谓云尔也已矣！”[21]这些话，是谦词，也是忧思。本书由五个相对独立的部分组成：《皇明大政记》36卷，编年记明朝史事，自明初至隆庆凡十三朝十二帝行事及朝政；《皇明大训记》16卷，编次明太祖所颁发的诰命；《皇明大事记》50卷，以专题形式记述政治、经济、典制、边务等凡120余事；《皇明开国臣传》13卷，记明初人物281人，附见76人；《皇明逊国臣传》5卷，记建文帝朝野死难诸臣166人事略。举例说来，《皇明大事记》按大事本末杂以人物传记和典章制度编次而成，如卷一为“淮右起义”、“江南定鼎”，卷二为“韩林儿”、“平陈友谅”，卷三为“平张士诚”、“平方国珍”等。作者在卷首写道：

大明太祖高皇帝家世履历与起兵渡江梗概，已见《御制大政记》及《滁阳王传》中，第天授虽奇，百神虽在在拥护，而中间辛苦顿挫与危迫存亡之际，上絜虞舜，下较汉祖，不啻过且倍之。此亦自来创业之主所未有者。……事既绝异，语又绝多，国史见其大凡，诸家不无小异。为再采摘，冠于大事之首，乃若延揽英雄，褒恤忠义，则太祖气魄、精神全注于此，不得以一时一事论也。[22]

这一段话表明，明人关于本朝史撰述数量是不少的，而且所记“不无小异”，作者意在有所匡正。本书晚出，一则参照官修实录；二则借鉴郑晓等前人私家撰述，故所记史事丰赡而有据，为其他私家本朝史撰述所不及。《皇明史概》中的前三部分，均被清廷列为禁书，故《明史》本传仅略记其仕途升降，而于其著明史则只字不提。朱国桢还撰有《涌幢小品》，是极有影响的笔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