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210卷，含本纪47卷、志58卷、表8卷、列传97卷，记载了从成吉思汗至元顺帝约160年间蒙古、元朝史事，而以记元朝史事为主，是明朝官修前代史的代表性著作。

洪武元年（1368）八月攻下元大都（今北京），十二月朱元璋即诏修元史。洪武三年（1370）十月，全书告成。在中国史学上，一个新的皇朝建立之初，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写出了前一个皇朝的历史，是不多见的。这反映了朱元璋和明初统治集团对于修撰元史之重要的现实意义，有极深刻的认识。洪武二年（1369）二月正式开局修撰元史时，朱元璋对廷臣们说：“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实录》，元虽亡国，事当记载，况史纪成败、示劝惩，不可废也。”他又面谕参与修史诸儒，说：“自古有天下、国家者，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故一代之兴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载之。”他叙述了元初“君臣朴厚，政事简略，与民休息，时号小康”，而此后，“至其季世，嗣君荒**，权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颠危，虽间有贤智之臣，言不见用，用不见信，天下遂至土崩。然其间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贤人君子，或隐或显，其言行亦多可称者。今命尔等修纂，以备一代之史，务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隐恶，庶合公论，以垂鉴戒”[8]。从政治斗争来看，这是一个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历史的评论。但朱元璋的话更有另一层深意，即不仅仅是为了“记成败”，还有“示劝惩”的目的。“劝惩”的范围，包括一切“君臣行事”。“记成败”是为了说明历史，“示劝惩”为的是警戒当今。朱元璋十分懂得史学同政治、历史同现实的这种关系，故于立国之初就提出了修撰元史的事情。从史学上看，朱元璋的话反映出他的深刻的历史意识，其中包含着自身的行为，也有将“是非公于后世”的思想。他说的“直述其事”、合于“公论”，也符合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总的说来，一个开国之君，不仅讲到了前朝历史的经验教训，而且讲到了修撰前朝史的现实意义和对于史学的一般认识，在朱元璋之前，也只有李渊、李世民等少数几个人能够如此。

《元史》的修撰事宜，以中书左丞相李善长为监修，以宋濂（1310—1381）、王祎（1322—1373）二人为总裁，集众人分工撰述。第一阶段，起于洪武二年二月，止于当年八月，撰成元顺帝以前的元史纪、志、表、传159卷，目录2卷，缮写装潢成120册，由李善长上表奏呈。上表称，这是一部“粗完之史”。其后，朱元璋“复诏仪曹遣使行天下，其涉于史事者，令郡县上之”[9]，以搜集元顺帝一朝史事。儒士欧阳佑等负责搜集史事的工作。洪武三年二月重开史局，续修元史，至当年七月，增撰纪、志、表、传共53卷。凡前修所未备者，大致补齐。宋濂、王祎、赵埙等合前后二书，厘分而附丽之，乃成210卷之《元史》。

《元史》在体例上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它的修撰者们对历代正史的体例做了全面的考察后，择善而从。《纂修元史凡例》反映出的这方面的史学思想，是值得重视的：“本纪。按：两汉本纪，事实与言辞并载，兼有《书》、《春秋》之义。及唐本纪，则书法严谨，全仿乎《春秋》。今修《元史》，本纪准两汉史。”“志。按：历代史志，为法间有不同。至唐志，则悉以事实组织成篇，考核之际，学者惮之。唯近代宋史所志，条分件列，览者易见。今修《元史》，志准《宋史》。”“表。按：汉、唐史表所载为详，而《三国志》、《五代史》则无之。唯《辽史》、《金史》据所可考者作表，不计详略。今修《元史》，表准《辽》、《金史》。”“列传。……今修《元史》，传准历代史而参酌之。”“历代史书，纪、志、表、传之末，各有论赞之辞。今修《元史》，不作论赞，但据事直书，具文见意，使其善恶自见，准《春秋》及钦奉圣旨事意。”从这几则凡例看，宋濂等人对于纪传体史书的体例确有通盘的考虑，而在纪准两汉书、表准辽、金史方面，尤可看出他们的史识。

《元史》详于本纪，共47卷，约占全书四分之一。它从铁木真写起而又上溯到其十世祖以下的简要历史，下限写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八月“大明兵入京城，国亡”，以及后二年元顺帝死，“大明皇帝以帝知顺天命，退避而去，特加其号曰‘顺帝’”而止。本纪中，世祖忽必烈占了14卷，顺帝妥懽帖睦尔占了10卷，是纪中最详尽的。

《元史》的志有13目58卷，其中天文、五行各2卷，河渠、舆服各3卷，选举、兵、刑法各4卷，礼乐、食货各5卷，历、地理、祭祀各6卷，百官8卷。《天文》、《历》二志，反映了郭守敬《授时历》的成果，记载了李谦的《历议》和郭守敬的《历经》等天文、历法史上的重要资料。《选举》、《百官》、《食货》、《兵》、《刑法》诸志，都写得内容丰赡，各具特色。《选举志》记载了科目、学校、铨法、考课的详情；《食货志》包含了经理、农桑、税粮、科差、海运、钞法、岁课、盐法、茶法、酒醋课、商税、市舶、额外课、岁赐、俸秩、常平义仓、惠民药局、市籴、赈恤19个方面的内容；《兵志》则据典籍可考者，主要记载了兵制、宿卫、镇戍，“而马政、屯田、站赤、弓手、急递铺兵、鹰房捕猎，非兵而兵者，亦以类附焉”[10]。《地理志》记载了元代辽阔的疆域和中书省、行中书省设置的情况，反映了中国古代区域建置上的重大变化，等等。《元史》“志”占全书四分之一多。

《元史》的表，继承了《史》、《汉》的传统和《辽史》、《金史》在这方面的灵活运用，立《后妃表》、《宗室世系表》、《诸王表》、《诸公主表》、《三公表》、《宰相年表》。《三公表》出于新创，《宰相年表》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元史》的列传写了各方面的人物和外域的情况。于诸类传中首创《释老传》，增立“工艺”人物并与“方技”同传。

《元史》以比较完全的纪传体皇朝史的形式记述了元代的历史，视野宏大，内容丰富，并在一些方面显示出独具的特色，为他书所不可代替。而《元史》纂修所据文献，以元朝的《十三朝实录》、《经世大典》、《国朝名臣事略》、《后妃功臣列传》和名臣碑传资料为主，兼及尚存之档案、文书。这些文献，明以后多亡佚，赖《元史》得以存其精华，从而也更加重了《元史》的文献价值。

从历史观来看，《元史》的基本倾向是重人事的。它也有不少宣扬“天命”和神意的地方，如说铁木真十世祖的诞生，是“阿兰寡居，夜寝帐中，梦白光自天窗中入，化为金色神人，来趋卧榻。阿兰惊觉，遂有娠，产一子”[11]；又说顺帝“知顺天命，退避而去”[12]，等等。

《元史》修撰的时间，前后两次合计只有11个月，成书之速也给它带来了不少缺陷、讹误。一是文献搜求的不完备，尤其是蒙文文献《脱卜赤颜》（即《蒙古秘史》，又称《元朝秘史》）未能利用，故于蒙古起源不曾涉及。二是在史料处理上的粗率，史事重复记载者屡屡可见，甚至有一人两传、两人合一者。三是人名、地名的汉译多不统一，由此致误者甚多。[13]《纂修元史凡例》称“志准《宋史》”，但它却没有撰艺文志，妨碍了人们对元代学术文化的了解。因此，后人不断对《元史》进行补正以至于重撰；但从整体上看，《元史》仍然是记述元代历史的最可信赖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