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浩繁的实录

明代的官修史书，关于本朝史事的，以实录和《大明会典》最为重要；关于前朝史事，以《元史》较有价值。自唐以下，纂修实录是历代官修史书的重要方面。明代历朝君臣重视纂修前朝实录，亦为定制，与唐宋时期无异。其不同于唐宋时期者，是唐宋时期的实录出于史馆所修；而明代则史馆合于翰林院，故实录由翰林院所修。明人陆容论明代修史制度说：“国初循元之旧，翰林有国史院，院有编修官，……若翰林学士待制等官，兼史事，则带兼修国史衔。其后更定官制，罢国史院，不复设编修官，而以修撰、编修、检讨专为史官，隶翰林。翰林自侍读、侍讲以下为属官，官名虽异，然皆不分职。史官皆领讲、读，讲、读官亦领史事。”[1]据此，可以做这样的概括：“国史、翰林，唐宋以来，划然为二：国史掌注记、修史，翰林则备文学顾问，至明合而为一。”[2]

明代实录的纂修，自建文年间迄于崇祯年间，先后纂修实录13部，包含除崇祯朝以外的15朝史事。兹列表如下页。

明思宗（崇祯帝）是亡国之君，南明福王政权曾筹划纂修崇祯实录，但倾覆之际，未能撰成。

明代历朝实录（所谓“睿宗实录”不计外）总计为2909卷，是关于明代历史的最完备的官修史书，史学上统称为《明实录》，今有1940年影印江苏国学图书馆藏本和1961年台湾影印北京图书馆藏本。在中国史学上，卷帙如此浩繁的皇朝实录大致完好地被保存下来，这是前所未有的。

明代实录的材料来源，在内取于诸司部院保存之奏章，在外则历朝特遣官分赴各省采辑先朝事迹，益以留中之奏疏、传抄之邸报。各地采辑先朝事迹的工作，有时也命地方长官领其事，虽有敷衍塞责的，但一般尚能认真对待，保证了实录所据材料有广泛的来源。明代实录的纂修，肇始于建文，终了于崇祯，首尾二百余年，且各朝实录皆独立成书，难得做到有统一的体例。《宣宗实录》卷首有纂修凡例52条，包含帝后、诸王、百官任免、选法、考课、户口增减、转输、漕运、盐粮、钞法、庆典、学校、科举、丧葬之礼、天象变化、纂修先朝实录及其他重要编撰活动、边境茶马之政、刑官平反冤狱、营建山陵、新开修治河渠等，皆一一备书。《宣宗实录》成书较早，它的凡例自然会对后来的实录纂修体例产生影响。

（续表）

《明实录》中，有的经过重修、改修，篡改了一些历史真相，如《太祖实录》、霍维华等改修之《光宗实录》；有的初修时即多有曲笔，如《英宗实录》、《孝宗实录》。因此，自明代以来，批评它的人很多，有的甚至认为明代“无史”[3]；“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4]。明朝统治者不修日历、起居注，也不修国史，仅以实录代国史，而实录又无日历、起居注、时政记等为据，这种情况促使人们加重了对《明实录》的批评。但批评近于全部否定，就不合乎事实了。

王世贞撰《史乘考误》，对本朝实录做了尖锐的批评，颇具卓识，同时他也冷静地窥见了它的历史价值。他认为：“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典章、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5]王世贞说的“国史”即指实录，并且认为它在记述典章、文献方面，具有其他史书不能代替的优势。万斯同论《明实录》说：“盖实录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所增饰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平心察之，则其人之本末，十得其八九矣。”[6]这是从人和事的记载方面肯定了《明实录》的价值。王、万皆为史学名家，都对明朝实录有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其论断大致反映了明代实录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