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元朝建立后，史家关于本朝史的有代表性的撰述。

《圣武亲征录》记成吉思汗、窝阔台统治时期史事，撰于元世祖忽必烈时期，作者佚名。其书久以抄本传世，既有原本之误，又有明、清抄本之误。故清四库馆臣谓“其书序述无法，词颇蹇拙，又译语讹异，往往失真，遂有不可尽解者。然以《元史》较之，所纪元初诸事实，大概本此书也”[9]。后经钱大昕表彰，张穆、何秋涛分别校正，此书渐为世所重，现以王国维《圣武亲征录校注》本为最佳（见《王国维遗书》）。此书记成吉思汗事，起于“烈祖神元皇帝”也速该“初征塔塔儿部”获其酋长帖木真，及成吉思汗出生和他命名的由来，止于成吉思汗灭西夏以还，死于途中，这占了全书的绝大部分。它记窝阔台事，起于他“即大位”而止于其病故，亦首尾完具，但所记甚简略。全书主要记他们二人的征服活动，文字简朴，有时也写出了征战的军容和战役的细节。如记札木合“以众三万来战”，时成吉思汗“驻军答兰版朱思之野”，乃“集诸部戒严凡十有三翼”，并具体写出了其中十“翼”的部署情况。如写窝阔台占领金人西京后，又遣哲别率兵取东京：“哲别知其中坚，以众压城，即引退五百里。金人谓我军已还，不复设备，哲别戒军中一骑牵一马，一昼夜驰还，急攻，大掠之以归。”这是写出了哲别用兵的机警和蒙古骑兵如旋风般地驰骋于疆场。下面一段记成吉思汗与金军作战尤富有情趣：

上之将发抚州也。金人以招讨九斤、监军万奴等领大军设备于野狐岭，又以参政胡沙率军为后继。契丹军师谓九斤曰：“闻彼新破抚州，以所获物分赐军中，马牧于野；出不虞之际，宜速骑以掩之。”九斤曰：“此危道也，不若马、步俱进，为计万全。”上闻金兵至，进拒獾儿觜。九斤命麾下明安曰：“汝尝使北方，素识太祖皇帝，其往临阵，问以举兵之由：‘金国何怨于君，而有此举？’若不然，即诟之。”明安来如所教，俄策马来降。上命麾下缚之曰：“俟吾战毕问之也！”遂与九斤战，大败之，其人马**死者不可胜计。因胜彼，复破胡沙于会合堡，金人精锐尽没于此。上归，诘明安曰：“我与汝无隙，何对众相辱？”对曰：“臣素有归志，恐其难见，故因如所教；不尔，何由瞻望天颜！”上善其言，命释之。[10]

这里写了好几个人物，九斤的谨慎，契丹军师的多计，明安的机智，成吉思汗的气度，都一一写到了。在写战事过程中，善于写出不同人物的个性，这是中国史书写战争的优良传统。《圣武亲征录》在这方面也有它成功的地方。

王国维根据本书记成吉思汗事只记岁名，而于窝阔台事则详及月日，疑前者事出“脱卜赤颜”（“国史”），后者则取《平金始末》等以益之（见《圣武亲征录校注》序），可备一说。

《元朝名臣事略》（初名《名臣事略》或《国朝名臣事略》）15卷，苏天爵撰。这是一部有关元朝前期、中期的人物传记，卷首有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欧阳玄序和至顺二年（1331）王理序，这大致可以说明它撰成的时间。此书收录元初至延祐年间（1314—1320）自太师诸王以下文武大臣共47人入传，依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为序加以编次。其所依据多为诸家墓碑、墓志、行状、家传，间亦取其他可信杂书。凡有所取，皆注明其所出，以示信而有征。若碑传、文集所记有异同者，则更以注文录出，以备考。全书起于穆呼哩（木华黎），终于刘因，均叙致井然，体例划一，反映出撰者著史的严谨精神。此书之功，是对有关传主资料的搜集、整理、编次。出于撰者手笔的，是各篇传记前面的提要，用以交代传主的名讳、郡望、任官、卒年及享寿多寡。如《太史郭公》事略卷首提要写道：“公名守敬，字若思，顺德邢台人。至元二年，由提举诸路河渠迁都水少监。八年，迁都水监。十三年，都水监并入工部，遂除工部郎中。是年，改治新历。十六年，迁同知太史院事。历成，拜太史令。二十九年，修会通河，命提调通惠河漕运事。三十一年，拜昭文馆大学士，知太史院事。累请致仕，不许。延祐三年卒，年八十六”[11]。读了这样的提要，再读“事略”，就一目了然了，也容易留下比较完整的印象。这是《元朝名臣事略》在编纂上的一个特点。

此书在反映元朝前、中期名臣面貌方面，欧阳玄的序做了如下的概括：

壮哉！元之有国也，无竞由人乎！若太师鲁国、淮安、河南、楚国诸王公之勋伐，中书令丞相耶律、杨、史之器业，宋、商、姚、张之谋猷，保定、藁城、东平、巩昌之方略，二王、杨、徐之辞章，刘、李、贾、赵之政事，兴元、顺德之有古良相风，廉恒山，康军国之有士君子操；其他台府忠荩之臣，帷幄文武之士，内之枢机，外之藩翰，班班可纪也；太保、少师、三太史天人之学，陵川、容城名节之特，异代岂多见哉！……[12]

倘若剔去其过分颂扬的成分，此书确是反映出了这些人物神采各异、事功卓越的风貌。此书在编纂方法上，参考了朱熹的《名臣言行录》的体例而始末较详，又参考杜大珪的《名臣碑传琬琰集》而不尽录全篇、有所弃取；后人撰《元史》列传及其他著述，颇多取资，故清人评论它“不失为信史”[13]。

苏天爵（1294—1352），字伯修，人称滋溪先生，是一个很有见识的史家、诗人、文章家和文献整理者。他鉴于“宋氏以来，史官不得尽其职，载笔之士多乖故实，宋人详而多曲笔；又以比时辽、金简而径，事多湮昧。于是著其故，辑其阙漏，别为《辽金纪年》”[14]。这反映了他对多民族史事的重视。他又以一人之力，分15类编纂《国朝文类》（即《元文类》）70卷，“合金人、江左，以考国初之作；述至元、大德，以观其成；定延祐以来，以彰其盛”，显示出文章家兼史家的见识，故时人称说：“是则史官之职也，夫必有取于是也。”[15]他还有诗稿、文稿等述作多种，《元史》本传称他：“其为文，长于序事，平易温厚，成一家，而诗尤得古法”，“中原前辈，凋谢殆尽，天爵独身任一代文献之寄”[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