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鉴》学的发展

南宋时期开始形成的《通鉴》学，在元代有了进一步发展。据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卷二编年类所考，关于《通鉴》方面的撰述有：

郝经：《通鉴书法》；

金履祥：《通鉴前编》18卷；

何中：《通鉴纲目测海》3卷；

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294卷，

又《通鉴释文辨误》12卷；

尹起莘：《通鉴纲目发明》59卷；

王幼学：《通鉴纲目集览》59卷；

刘友益：《通鉴纲目书法》59卷；

徐昭文：《通鉴纲目考证》59卷；

金居敬：《通鉴纲目凡例考异》；

吴迂：《重定纲目》；

徐诜：《续通鉴要言》20卷；

曹仲楚：《通鉴日纂》24卷；

董蕃：《通鉴音释质疑》；

潘荣：《通鉴总论》1卷；

汪从善：《通鉴地理志》20卷。

以上，凡16种[19]。可惜这些书大多已佚，留存至今的主要有《通鉴前编》、《音注资治通鉴》和《通鉴释文辨误》等。

《通鉴》学在元代的发展，跟统治者重视《资治通鉴》一书，自有一定的关系。元世祖时，置诸路蒙古字学，对诸路官员子弟之入学者及民间子弟愿充生徒者，“以译写《通鉴节要》颁行各路，俾肄习之”[20]。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江浙行省左丞赵简，请开经筵及择师傅，令太子及诸王、大臣子孙受学。遂命平章政事张珪、翰林学士承旨忽都鲁都儿迷失、学士吴澄、集贤直学士邓文原，以《帝范》、《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书进讲，复敕右丞相也先铁木儿领之”[21]。这说明，不论在科举方面还是在一般教育方面，《资治通鉴》都是作为重要的内容而受到提倡。元代《通鉴》学的发展，离不开这样的政治、文化环境。

元代的《通鉴》学，也反映出了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不论是注，是论，是补作、续作，它们都表明《资治通鉴》在史学上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宋、元之际的金履祥（1232—1303，字吉父）认为，北宋刘恕撰《资治通鉴外纪》记《通鉴》上限以前之事，“不本于经，而信百家之说，是非谬于圣人，不足以传信”。于是他采用邵雍《皇极经世历》和胡宏《皇王大纪》的体例，损益折中，“一以《尚书》为主，下及《诗》、《礼》、《春秋》，旁采旧史诸子，表年系事，断自唐尧以下，接于《通鉴》之前”，勒为一书，名曰《通鉴前编》。金履祥对于此书很自信，曾对门人许谦说：“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后王所当法；战国申、商之术，其苛法乱政，亦后王所当戒，则是编不可以不著也。”明代学者也称其“凡所引书，辄加训释，以裁正其义，多先儒所未发”[22]。此书旁征博引，对古代史事的考订用力甚多。但对“共和”以前史事记述不如刘恕以《疑年》处置稳妥，而“援经入史”亦非史家所尚，其于“好奇”亦不减于刘恕[23]。论者多以金履祥为南宋人，而元修《宋史》不曾为其立传，这是把他视为本朝人；明修《元史》为其立传，表明明人是尊重了元人的看法，钱大昕亦遵此说。

史学自身发展的这种内在要求反映在元代《通鉴》学上的突出成果，就是胡三省的《音注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