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蒙古秘史》的史学价值

《蒙古秘史》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比较全面地记载蒙古族的起源、发展、社会生活、军事征服活动，也在不同程度上记载了蒙古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面貌的历史著作。全书12卷，分为正集10卷，续集2卷，凡282节。原文是用畏兀儿体蒙古文写成，蒙文名称为《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或作《脱卜赤颜》、《脱必赤颜》）。明初，有汉文译本行世，至永乐时，收入《永乐大典》，书名改为《元朝秘史》，全书析为15卷而无正续集之分，内容与12卷同。此后，蒙古文原本遂佚。今有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8年11月第1版）行世。

据《蒙古秘史》书末所记：“既聚大会，于子年之七月……书毕矣。”有的研究者认为，此书当撰成于窝阔台（斡歌歹）十二年（1240）；但也有人认为它成书于稍早（1228）或稍晚（1252、1264）的年代。大致说来，它撰成于13世纪中叶，当是可信的。作者佚名。从全书着力记述成吉思汗事迹及其成书年代来看，作者当是成吉思汗及窝阔台同时代人。

《蒙古秘史》记事起于成吉思汗第二十二代远祖，迄于窝阔台十二年，约500年的史事。全书在内容安排上大致是：卷一，主要记蒙古族的起源和成吉思汗家族世系及有关蒙古族的社会情况；卷二至卷十一，主要记成吉思汗的活动、功业；卷十二，记窝阔台事迹。突出记述成吉思汗的一生及其业绩，这是本书的一个鲜明特点。它在史学上的价值是：

第一，它全面反映了13世纪中叶以前蒙古族的历史进程以及与此相关的北方民族关系的变化。从今天的认识来看，它通过写成吉思汗家族的繁衍，写出了蒙古族的发展、强大，蒙古族社会的婚姻关系、财产关系、阶级关系，以及军事征服活动和军事、政治制度的建立。如卷一写孛端察儿兄弟5人掳掠统格黎克溪一带的“无大小、贵贱、首尾，皆等耳”的“百姓”，于是，“至此有马群、家资、隶民、奴婢而居焉”[1]。卷二、卷三写成吉思汗娶妻，颇带传奇色彩；写他被三篾乞惕围追，历尽曲折、磨难而终于脱险，处处扣人心弦；直到他被立为“罕”，其处境才转危为安。这时期，成吉思汗家族的活动都在斡难河流域一带展开。卷四以后，写成吉思汗的一系列军事征服活动，而以写征服乃蛮部最有声色。其间，还交织着写出了成吉思汗与札木合合作的形成和破裂。这是蒙古族历史在北方广袤的大地上迅速向前发展的时期。其中，卷八写到了1206年“斡难河源”的大会，“建九斿之白纛，奉成吉思合罕以罕号”，“整饬蒙古之百姓”，建置“蒙古国之千户官，凡九十五千户官”，并对功劳卓著者论功嘉奖。卷九、卷十写到了建立和完善有关军事、政治制度。卷十一、卷十二（即续集卷一、卷二）写成吉思汗、窝阔台的大规模军事征服活动，以及窝阔台自己的军事、政治活动的总结，即所谓“继父合罕之后，益四事焉，作四过焉”。“益四事”，是其认为有功之事；“作四过”，是其自省四大过错。这显示了窝阔台终不失政治家风度。总的来说，这是元皇朝建立以前，关于蒙古族历史进程的最翔实的历史著作。

第二，《蒙古秘史》也是一部以写战争见长的历史著作。蒙古族的发展、强盛，是跟成吉思汗的一系列军事征服活动相联系的，这是它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所决定的。本书重视写战争，正是这一特点的反映。如卷七记成吉思汗与乃蛮部塔阳罕之战：

于是塔阳罕怒曰：“有死之命，辛劳之身，均之一也。然则吾其战之乎！”遂自合池儿水起营而进，顺塔米儿水而下，渡斡儿洹河，经纳忽崖东麓，至察乞儿马兀惕来时，成吉思合罕之哨望者见而驰报：“乃蛮至矣。”成吉思合罕得此报，乃降旨曰：“多而多，少而少，其有损焉乎！”遂上马迎去，驱其哨望者而列阵也，与共语曰：“进入山桃皮丛，摆如海子样阵，攻如凿穿而战乎！”于是成吉思合罕自为先锋，命合撤儿将中军，命斡惕赤斤那颜将殿军矣。乃蛮自察乞儿马兀惕退至纳忽崖前，缘山麓而阵焉。我哨望者驱乃蛮之哨望者，直逼其纳忽崖前之大中军矣。塔阳见其如是驱进，因札木合与乃蛮发兵共来在彼，塔阳罕乃问札木合曰：“彼如狼驱羊群，直逼其牢而来者何如人也，此何人如是驱之来也？”札木合对曰：“我帖木真安答，养有饲以人肉、系以索链之四狗焉。驱我哨望者而来者，盖此辈也。”[2]

这里，写出了成吉思汗的沉着、机智、指挥若定和他自为前驱的勇敢精神，也写出了塔阳罕的色厉内荏，以及双方士气的不同。下文通过塔阳罕同札木合一问一答中，进一步写出了成吉思汗的部将和军容，而塔阳罕则步步退却，不断地表现出胆怯的心理：“咦！且远避其凌辱乎！”“咦！然则远避其凌辱乎！”“咦！［诚］可畏也，其登山而阵乎！”“咦！然则奔山之高处乎！”“然则登彼山之巅乎！”是夜，乃蛮逃遁。成吉思汗挥军出击。“翌日遂讨平塔阳罕矣。”其写战场的景象是：乃蛮军“自纳忽崖山上滚落壑底，堆垒狼藉，跌碎筋骨，积如烂木，相压而死焉”。可以看出，这是一次严峻的、规模不小的战役。又如卷十记征秃马惕之役：

［成吉思汗］又命孛罗兀勒那颜出征豁里秃马惕百姓矣。时秃马惕百姓之官歹都忽勒莎豁儿死，其妻孛脱灰塔儿浑领秃马惕百姓焉。孛罗忽勒那颜至，三人行于大军前而往，于不辨昼夕之深林中，依径而行也。其哨望者劫其后，阻径擒得孛罗忽勒那颜而杀焉。成吉思合罕知秃马惕已杀孛罗忽勒，大怒，欲亲往征讨，则孛斡儿出、木合黎二人劝止成吉思合罕，另委朵儿伯台之朵儿伯多黑申，降旨曰：“当严以治军，祷告长生天，试降秃马惕百姓”云。朵儿伯之治军也，先于行军、哨守路径之各口，沿忽剌安不合所行之径虚张声势讫。传令军中：“凡在数军人，若有心怯者，则箠之。”即令人各负梃十根，又各整备斧、锛、锯、凿等器械，依忽剌安不合行径，破断、锯断当路树木，开路而登山上，乘秃马惕百姓于筵会中，突入而掳之矣。[3]

这次征战，写出了先是恃勇、轻敌而败，后是用智、设谋而胜。从成吉思汗“当严以治军”的指示和朵儿伯的军令，可以看出这次战役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在中国史学史上，《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都是在记战争方面有突出成就的名著，《蒙古秘史》在这方面的成就，同样是值得重视的。

第三，《蒙古秘史》在表述上有非常突出的特点，即史事与诗歌的结合。这在中国古代历史著作中是极少见的。如卷二记成吉思汗兄弟们幼时与母诃额仑夫人相依为命、度过艰难岁月的母子深情，就是用诗歌来表达的：

诃额仑夫人生得贤能，

扶育其幼子每也，

紧系其固姑冠，

严束其衣短带，

奔波于斡难上下：

拾彼杜梨、稠梨，

日夜（辛劳）糊其口焉。

母夫人生得有胆量，

养育其英烈之子每也，

手持桧木之剑，

掘彼地榆、狗舌，

以供其食也焉。

母夫人养以山韭、野葱之子，

将成为人主合罕矣。

方正之母夫人，

养以山丹根之子每，

将为颖悟之执政者矣。

美貌之（母）夫人，

养以韭薤颠沛之子每，

将为超群之英豪矣。

既为英豪丈夫，

乃为敢斗之勇健矣。

相语之曰：养我母乎！

每坐斡难之岸上，

各治其钓也、钩也，

钓钩彼残缺之鱼，

曲针而为之钩也，

钩彼细鳞、鲹条；

（共）结其网也、罟也，

捞彼杂样之小鱼，

以报其母鞠养之恩焉。[4]

这是以诗歌叙事。而更多的诗歌是用来写人的谈话或人们之间的对话。卷九记成吉思汗命忽必烈说：“汝与我在强者之颈、劲者之臀焉，将我忽必来、者勒篾、者别、速别额台等四狗，遣往所思之处。”接着便是这样几句诗：

令到之处碎其石，

令犯之地破其岩，

碎彼明石兮，

断彼深水焉。[5]

这几句诗，道出了成吉思汗作为征服者的意志和决心，也显示出了蒙古族军队的强大威力。《蒙古秘史》几乎每一卷都在叙事之中交织着二三十首这样的诗歌。这些诗歌具有英雄史诗的特色，带着北方游牧民族古朴、豪放的气质，广泛地流传着，从而被写进了史书，成为史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诗歌也包含着传闻、夸张的成分，但它们没有从根本上使《蒙古秘史》的记事受到影响，反而加强了它的历史文学的感染力。

以上三个方面，大致概括了《蒙古秘史》的史学价值。因其是关于蒙古族历史的较早著作，其文献价值尤为珍贵，几乎成为所有关于蒙古史撰述的必据之书。这书也讲“天命”，开卷便说“奉天命而生之孛儿帖赤那”。卷一还说阿阑豁阿之生五子，是“每夜，明黄人，缘房之天窗、门额透光以入，抚我腹，其光即浸腹中焉。……以情察之，其兆盖天之子息乎？”[6]像这一类记载，不能视为历史，但却可以做出历史的说明。

关于《蒙古秘史》的价值，清四库馆臣认为：此书“究属元代旧文，世所罕睹”，“与正史颇有异同，存之亦足以资参订也”[7]。这是着重强调了它是“元代旧文”的文献价值。清人钱大昕进而指出：“元太祖，创业之主也，而史述其事迹最疏舛，唯《秘史》叙次颇得其实。”又说：“论次太祖、太宗两朝事迹者，其必于此书折其衷欤。”[8]这是对有关元朝建立前成吉思汗、窝阔台时期史事做了深入研究、比较后，进一步肯定了它的史料价值。因此，《蒙古秘史》成了后世蒙古史研究和撰述的必据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