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和历史进程的关系，是史学和历史之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点，从金代的史学和金代的历史进程之关系中，看得格外分明。可以认为，这是金代史学在中国古代史学上的一个突出特点。

元好问《自题中州集后》末首诗云：“平世何曾有稗官，乱来史笔亦烧残。百年遗稿天留在，抱向空山掩泪看。”[143]他感叹金代史事撰述未就而金朝已亡，他只有选编百年以来诗人们的诗作来代替史笔了，后人对其此举颇多称许。今天来看，元好问的诗未免过于悲切。不独金代的历史，有元修《金史》在；就是金代的史学，也还是可以约略画出它的轨迹而论其所得的，何况金代的史籍流传到今天的要比辽代的多些。

金代史学和金代历史进程是一种什么关系呢？这里，首先从金代史学与科举考试的关系说起。

金朝的建立，是女真族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而女真文字的创制，则为金代史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这一点上，金代的史学同辽代的史学几乎是循着相同的道路前进的。它们的另一个相同之处，是都重视翻译汉文史籍。

金朝翻译汉文史籍，是同科举制度中设立“女直学”相关联的。《金史·选举志一》记：“女直学。自大定四年，以女直大小字译经书颁行之。”同卷又记：“策论进士，选女直人之科也。”[144]女直学的设立和以策论选女真人为进士的办法，促进了对汉文文献的翻译。《金史·徒单镒传》说：“大定四年，诏以女直字译书籍。五年，翰林侍讲学士徒单子温进所译《贞观政要》、《白氏策林》等书。六年，复进《史记》、《西汉书》，诏颁行之。”[145]

世宗君臣曾就译经书的文字问题进行过讨论，最后还是把女直进士科坚持下来，把译书工作逐步推广开来，并设立了译经所来加强这项工作。大定二十三年（1183），译经所译《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刘子》及《新唐书》。大定二十八年（1188），又译出了《春秋》。

金代翻译汉文史籍跟辽代有所不同，即更注重于名著，如《史记》、《汉书》，这也是同科举考试相关的。金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唐代的历史经验，所以《新唐书》是较早被译出来的史书之一。当时列于《五经》的《诗》、《书》、《春秋》，也都是重要的先秦史籍。广泛的译史工作，对于金朝统治下的汉人来说，并不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但它对于金朝统治者和女真族士人来说，却是跟他们的政治活动、文化教育、仕进制度密切相关的。金世宗说译《五经》是要使“女直人知仁义道德所在”，那么译史书自然要包含历史教育的目的。而与之关系尤为密切的，便是科举考试。

金代的科举考试，对各族士子在史学上都有明确的要求。正隆元年（1156），即“命以《五经》、《三史》正文内出题，始定为三年一辟”。明昌元年（1190），又进而规定“以《六经》、十七史、《孝经》、《论语》、《孟子》及《荀》、《扬》、《老子》内出题”，把三史扩大到十七史。[146]

这是大幅度地增加了史学在科举考试中的分量。如前所述，自女直进士科的设立，对女真士人也相应地提出了史学上的要求。如徒单镒经过一次次严格的考试，后来在朝中做官。泰和元年（1201）他任平章政事时，痛感“时文之弊”，乃上言：“诸生不穷经史，唯事末学，以致志行浮薄。可令进士试策日，自时务策外，更以疑难经旨相参为问，使发圣贤之微旨、古今之事变。”章宗“诏为永制”[147]。

翻译史籍和科举重史，虽不是历史撰述工作，但对以女真族统治集团为主的金朝政权来说，这仍然是很重要的史学活动。它对于当时的政治发展、取士制度、文化交融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金朝皇帝中，熙宗和世宗尤其重视读史，注重吸取历史经验。熙宗对臣下说：“朕每阅《贞观政要》，见其君臣议论，大可规法。”他还以“幼年游佚，不知志学”为悔，颇读《尚书》、《论语》、《五代史》和《辽史》诸书。[148]金世宗在位时间较长，于史书也颇有论说，认为：“《资治通鉴》，编次累代废兴，甚有鉴戒，司马光用心如此，古之良史无以加也。”他读《后汉书》，称赞汉光武帝度量之大，是“人有所难能者”。他自谓“于圣经不能深解，至于史传，开卷辄有所益”[149]。从他们的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翻译史籍和科举重史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事情。从当时的民族关系来看，金代的译史之举同辽代一样，在推进各民族间的历史文化认同上，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