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的史学在促进民族融合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上文所述辽朝仿唐宋体制设立修史机构、建立史官制度，这当然是唐与契丹、宋与辽长期联系交往的反映，是一种历史潮流。而在史学的内容方面，如辽圣宗之重视阅读唐高祖、唐太宗、唐玄宗三本纪来看，从马得臣上书备言贞观、开元之事以谏其君来看，都是意味深长的。从历史思想的认同和社会心理的协调来看，萧韩家奴之翻译汉文史籍当具有深刻的意义。《辽史》本传说：“［兴宗］又诏译诸书，韩家奴欲帝知古今成败，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138]翻译汉文文献，这是当时辽朝文化事业的需要，它是民族融合在文化上的一种反映。至于萧韩家奴翻译的这3部书，是“欲帝知古今成败”，则反映出史家本人的良苦用心。《通历》10卷，唐马总（？—823）撰。这是一部记“太古”、“中古”以及秦至隋历朝兴亡之书，史事编年相次，而取唐初虞世南所撰《帝王略论》中的论（以“公子曰”、“先生曰”的问答形式写出）附于所述有关帝王之后。《贞观政要》10卷，盛唐史家吴兢（670—749）撰。这书以唐太宗君臣问对的形式，写出了唐初尤其是贞观朝政治统治成功的历史经验，所论贞观君臣之风对后来历代皇朝都有很大影响。《五代史》，按萧韩家奴活动的年代看，当指薛居正等所撰《旧五代史》。这3部书，在内容方面大致上相互衔接，可见萧韩家奴之“欲帝知古今成败”，在译汉文史籍时是经过精心考虑的。萧韩家奴活动于辽朝前期，他的译作，对辽朝中后期的史学和政治都会产生影响。

《辽史·列女传》记耶律氏，小字常哥，是太师耶律适鲁之妹。常哥“读《通历》，见前人得失，历能品藻”。她在道宗咸雍年间（1065—1074）作文以述时政，其要义是：

君以民为体，民以君为心。人主当任忠贤，人臣当去比周，则政化平，阴阳顺。欲怀远，则崇恩尚德；欲强国，则轻徭薄赋。四端五典为治教之本，六府三事寔生民之命。**侈可以为戒，勤俭可以为师。错枉则人不敢诈，显忠则人不敢欺。勿泥空门，崇饰土木；勿事边鄙，妄费金帛。满当思溢，安必虑危。刑罚当罪，则民劝善。不宝远物，则贤者至。建万世磐石之业，制诸部强横之心。欲率下，则先正身；欲治远，则始朝廷。[139]

这是一篇饱含历史经验的政论，或者说是从丰富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政治原则，写得凝练、明白，义广而意远，在《辽史》中亦未可多见。辽道宗读到这篇文章，连连“称善”。常哥读《通历》进而论政的例子，或可说明萧韩家奴所译汉文史籍产生的影响之大。

当然，在史学促进民族间的历史认同方面，也并非循着直线前进的。《辽史·文学下·刘辉传》记，刘辉曾上书曰：“宋欧阳修编《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且宋人赖我朝宽大，许通和好，得尽兄弟之礼。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经意。臣请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道宗嘉其言，迁礼部郎中。欧阳修撰《新五代史》，以《四夷附录》记契丹事，辽朝统治者为之不满，这是可以理解的。刘辉本是汉人，为辽朝所用，并从辽朝的立场来看待此事，这跟当时许多为辽朝所用的汉族士人一样，亦是情理中事。值得注意的是，刘辉强调辽宋间应尽“兄弟之礼”，虽在替辽说话，但并无辱宋之词。不独如此，就是契丹族统治者中，也常常表现出对于辽宋和好关系的珍视。辽兴宗意欲南伐，其重臣萧孝穆谏曰：“昔太祖南伐，终以无功。嗣圣皇帝仆唐立晋，后以重贵叛，长驱入汴；銮驭始旋，反来侵轶。自后连兵二十余年，仅得和好，烝民乐业，南北相通。今国家比之昔日，虽曰富强，然勋臣、宿将往往物故。且宋人无罪，陛下不宜弃先帝盟约。”[140]又说：“我先朝与宋和好，无罪伐之，其曲在我；况胜败未可逆料。愿陛下熟察。”[141]这种认识，可以说是当时民族关系中比较有远见的政治见解。即使从这种认识来看，对《四夷附录》也是不好接受的。刘辉的言论，恰恰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契丹族统治者对于本民族在中原皇朝所认可的史书中之位置的重视，也可以说是曲折地反映了民族间历史认同的发展历程。

《辽史·世表》序说：“考之宇文周之书，辽本炎帝之后，而耶律俨称辽为轩辕后。俨志晚出，盍从周书。”[142]这里说的“周书”，是唐初史臣所撰北周史《周书》，“俨志”当是耶律俨所撰辽史或辽史中的某个部分。对于契丹之所出，不论唐朝官修史书主炎帝说，还是辽朝官修史书主黄帝说，都是以炎黄子孙众多，“故君四方者，多出二帝子孙”为其前提。这表明，民族间的这种历史认同已有相当长的发展过程，而在辽代史学上得到了更充分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