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考异、纠谬、刊误和考史
两宋时期，历史文献学在许多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在有的方面还有新的开拓。这是两宋史学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着重阐说它在几个方面的表现：考异、纠谬、刊误和考史，目录学的新成就，金石学的创立。
这里先说考异、纠谬和刊误。
司马光撰成《资治通鉴》的同时，还撰写了《资治通鉴考异》30卷。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写道：“又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为《考异》30卷。”这是讲到了作《考异》的目的。司马光等撰《资治通鉴》所参用的书在300种以上，其间，一事异说、一事多说者层出不穷，即使独家之说、仅有参据，亦未必可靠。司马光治史严谨，采撰必求其真，书事必求其实。但他又承认前人撰述的客观存在和社会影响，故不取漠然态度，从而给自己提出了“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的要求。不“参考群书”，不能成鸿篇巨制；不“评其同异，俾归一途”，不能成一家之言。这样的采撰思想，刘知幾已言之甚详。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注史蔚然成风，名家辈出，是历史文献学发展的突出表现。《考异》的产生，是史学家对历史撰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是历史文献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考异，就是考订群书所记之异、正其所记之误，求得撰述之真，以存信史。在司马光以前，有的史家在撰述中作自注，就兼有这个目的，杜佑《通典》，是很典型的例子。但像司马光这样，写出一部30卷的《考异》，专门阐述这个问题，还是第一次。《考异》涉及的范围很广，凡时间、地点、事件之真伪、人物之行事，都在考察之中。《考异》也有一定的例，而主要在于说明对有的文献记载，何以取，何以不取，何以两存之。《考异》本自为一书，元人胡三省作《资治通鉴音注》，乃分记各条于所考之事文下，俾便于阅读。如《资治通鉴》卷一八九记唐高祖武德四年（621）秋七月以苏世长为谏议大夫事，《考异》曰：“《旧·本纪》及《唐历年代记》、《唐会要》皆云五年六月，置谏议大夫。按世长自谏议历陕州长史、天策府军谘祭酒，四年十一月已预十八学士。据《旧·职官志》，四年，置谏议大夫，今从之。余按《唐六典》，秦、汉曰谏大夫，光武加议字。北齐集书省置谏议大夫七人，隋氏门下省亦置谏议大夫七人。四年以前，唐未及置，今始置之耳。”这一条考异，引用几种文献，互相参照，考订了有关年代、人物行事和典章制度。《考异》征引诸书，或取其说，或弃其说，或诸说并存，多有引用原文者；而所引之书，亡佚不少，赖《考异》而得存部分佚文。故《考异》不独使《资治通鉴》记事确当，也在不同程度上保存了一些佚书的面貌。这是它在历史文献学上的两个方面的贡献。清人钱大昕说：“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通鉴》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唯《通鉴》可以当之。”[80]这是对《通鉴》的评价，也是对《考异》的评价。后人在考异上的成就，多受到《考异》的影响。
刊误，即修订、改正。宋人之刊误前史，集中于《汉书》和《后汉书》，有张泌《汉书刊误》，余靖《汉书刊误》，刘敞、刘攽、刘奉世《三刘汉书标注》、刘攽《后汉书刊误》，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等。宋仁宗读《后汉书》，见“垦田”之“垦”皆作“恳”，于是使侍中传诏中书俾刊正之。时刘攽为学官，遂刊其误。这件事可能推动了学人的刊误工作。《后汉书刊误》4卷，刘攽于英宗治平三年（1066）奏上。其书举范晔《后汉书》所记之误，于其下作按语正之。如卷一“帝纪第一”起首引《光武帝纪》记，“出自景帝生长沙定王发”。其下即书：“按：文言‘出自景帝生长沙定王发’，文意不足，盖此‘生’字当作‘子’字。”本书还有“题卷后”诸首，是就有关的卷而作。如卷四中就《后汉书》卷七十九的注存在许多明显讹漏，刘攽在“题卷后”中写道：“章怀注书时分与诸臣，此卷不知谁值之？最之浅陋，不在前同。亦疑其将终篇，故特草草耳。后之读者将以为传写之误，聊记之云。”《宋史》本传称他：“作《东汉刊误》，为人所称。预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专职汉史。”
《两汉刊误补遗》10卷，吴仁杰（字斗南，一字南英）撰，有淳熙十六年（1189）曾绛所序。此书的体例，皆摘取原书数字为题，题后为文，刊正其误。曾序称其书谓：“据古引谊，旁搜曲取，凡邑里之差殊、姓族之同异、字画之乖讹、音训之舛逆、句读之分析、指意之穿凿及他书援据之谬陋，毕厘而正之，的当精确。”[81]《三刘汉书标注》和《后汉书刊误》皆为名作，此书在此基础上做补遗，可见作者用功之深。
考异、纠谬、刊误多关系到考史，而宋人在考史方面做出成就的，则有王应麟堪为名家。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号深宁居士，南宋庆元（今浙江宁波）人。曾任著作郎、起居舍人、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等史职。一生著作20余种，600余卷，其中考史著作有《汉艺文志考证》、《汉制考》、《通鉴地理考》、《通鉴地理通释》、《困学纪闻》等。《困学纪闻》20卷，其中卷十一至卷十六专为考史：前五卷杂考历代史事，上起先秦，下迄南宋淳祐四年（1244）；而末一卷为专题性质考史，包含《汉河渠考》、《历代田制考》、《历代漕运考》、《两汉崇儒考》，显示了作者对于水利、田制、文化的关注。其《汉河渠考》序说：“美哉禹功，万世永赖！云何汉世，河决为害。盖自战国，壅川壑邻，决通堤防，重以暴秦。水失其行，故渎遂改，碣石九河，皆沦于海。微禹其鱼，遗黎之思，披图案牒，用缀轶遗。”元人牟应龙称其考史特点是：“考订评论，皆出己意”，“辞约而明，理融而达”[82]。考订、评论并重，是宋人治史的突出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