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梦莘录进《三朝北盟会编》后，恰巧也是过了12年，李心传奉旨进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当时亦称《高庙系年》、《高宗系年录》），时在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而上距《续资治通鉴长编》全书奏进亦仅26年。在这不到30年中间，《长编》、《会编》、《要录》三书相继问世，这在中国史学上是不多见的有众多创获的年代。

李心传（1167—1244），字微之，隆州井研（今属四川）人。早年科举失意，遂不复应举，闭户读书，发奋著述。理宗绍定四年（1231），以著作闻于世，因前后受到当时名流23人的推荐，66岁的李心传受召入京，为史馆校勘、赐进士出身，专修《中兴四朝帝纪》，未就而罢，乃通判成都府。后任著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参议官，诏许免于议事，而辟官置局续修《十三朝会要》，端平三年（1236）成书，召入朝，为工部侍郎。后再任史职，参与修撰，旋罢。淳祐三年（1243）致仕，卒。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是李心传盛年时期的著作。全书200卷，编年纪事，起建炎元年（1127），止绍兴三十二年（1162），记高宗朝36年史事。此书曾有理宗宝祐初年刻本，久佚，今传本系清代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录出。据陈振孙云：此书本与李焘《长编》相续，“亦尝自隆兴后相继为之。会蜀乱散失，不可复得”[76]。陈氏谓作者以此书续《长编》，是符合李心传撰述之旨的。这一点，李心传自己确有明确的说明，认为：“编年之体，不当追录前书已载之事。今以金人和战，帅府建立，皆中兴以后事迹张本，故详著之，以备其始末。”[77]二李之书，前后相继；而徐梦莘介于其间，述两宋之际史事。这三位史家所形成的撰史格局是令人深长思之的。

《要录》比之《长编》，叙事凝练；比之《会编》，采撰精审。其所述史事与《会编》相同处，尤其显示出这方面的特色。如其记康王赵构即皇帝位于南京（今河南商丘市南）事，用极凝练的文字写出了当时政权的瘫痪和社会的紊乱状况，也写出了宋高宗即位之初统治集团的一系列应急措施，它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刑赏、用人、广开言路等许多方面。这里没有生动的描述和对于细节的交代，而是用粗线条勾勒出一幅历史的画面。

《要录》对于重要史事，也十分注重写出它的细节来。作者记绍兴十一年（1141）十二月“岳飞赐死于大理寺”事，末了写道：“天下冤之。飞死，年三十九。初，狱之成也，太傅、醴泉观使韩世忠不能平，以问秦桧。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怫然曰：‘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乎！’”[78]这个细节，写出了“天下冤之”之所由来，文不多而分量极重。

《要录》征引赅博，所据书在200种左右。对所记史事，仿《资治通鉴考异》之法多有自注，或胪列众说，或考辨真伪，反映出作者在采撰和体例上的严谨。清四库馆臣评论《要录》说：“其书以国史、日历为主，而参之以稗官、野史、家乘、志状、案牍、奏议、百司题名，无不胪采异同，以待后来论定。文虽繁而不病其冗，论虽岐而不病其杂。在宋人诸野史中，最足以资考证。”又说：“大抵李焘学司马光而或不及光，心传学李焘而无不及焘。”他们认为这是一部“宏博而有典要”[79]的著作。这个评论，李心传是当之无愧的。

从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来看，《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是继承和发展了《左传》的传统。而《三朝北盟会编》则是继承和发展了《国语》的传统，后者是分国编纂起来的文献资料汇编，并于一国之中略按时间顺序编次；前者是按专题编纂起来的文献资料汇编，并依严格的编年体进行编次。这两种撰述形式，在宋代史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从撰述思想的发展来看，中国古代史家多继承孔子修《春秋》而述当代史的传统，私人撰述如《史记》、《通典》等通史皆迄于当代，官修史书如历代国史皆然。其中主要原因，往往是受到现实的启示、激奋而使之然，反映出了史学家的崇高的社会责任感。两宋之际的历史变动，是当时的重大事件，它像秦汉之际、两晋之际、隋唐之际、中唐变故、五代宋初的历史形势一样，启示着史学家的沉思，激发了他们的撰述热情。《长编》、《会编》、《要录》是古代史家在撰述思想上这一传统的突出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