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基本完稿后，被调至朝廷任职，随后便受命主持修撰《唐书》。《新五代史》是欧阳修的私人撰述，而《唐书》则是官修。据曾公亮《进〈唐书〉表》：《唐书》修撰约始于仁宗庆历四年（1044），至嘉祐五年（1060）成书奏呈，历时17年。除欧阳修外，参加修撰的有宋祁（996—1061），他是主要的参撰者；还有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等，“并膺儒学之选”。

五代时，史家已撰有《唐书》，百年之后，北宋史家为何又要再撰《唐书》？曾公亮《进〈唐书〉表》提出了两点认识。第一，认为前史“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需要“补缉阙亡，黜正伪缪，克备一家之史，以为万世之传”。第二，认为对于“为国长久”的唐朝历史，处于五代的“衰世之士，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难以起到“垂劝戒，示久远”的作用。这两条，前者是针对旧史本身所说，后者是就史学的社会作用提出的，它们反映了北宋中期统治集团对唐史撰述新的要求。后人为区别两部《唐书》，称五代所修者为《旧唐书》，北宋所修者为《新唐书》。

《新唐书》225卷，包括本纪10卷、志50卷、表15卷、列传150卷，是《史记》、《汉书》以来体例比较齐备的纪传体史书。其中，列传为宋祁所修，是着手最早的；范镇作志，吕夏卿制表；欧阳修中途参与著述，“接续残零，刊撰纪、志六十卷”[63]，并负责主修全书。根据思想和文字风格判断，《新唐书》的本纪10卷，志、表的序，以及《选举志》、《仪卫志》等，皆出自欧阳修的手笔。

《新唐书》是官修，不同于《新五代史》是私撰，但它在撰述思想上仍然贯穿着欧阳修师法《春秋》的旨趣。《新唐书》于武则天纪、传两立，欧阳修解释为则天皇后立本纪的根据是：“昔者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其于弑君篡国之主，皆不黜绝之，岂以其盗而有之者，莫大之罪也，不没其实，所以著其大恶而不隐欤？自司马迁、班固皆作《高后纪》，吕氏虽非篡汉，而盗执其国政，遂不敢没其实，岂其得圣人之意欤？抑亦偶合于《春秋》之法也。唐之旧史因之，列武后于本纪，盖其所从来远矣。”[64]在吕后、武后问题上，把马、班之作和唐之旧史都跟“圣人之意”、“《春秋》之法”扯到一起，这是一种陈腐的见解，是欧阳修作史的败笔。从论说的口气看，欧阳修对自己所论也是没有十分的把握的，但师法《春秋》的意图和热情还是促使他做这样的解说。他又说：“《春秋》之法，君弑而贼不讨，则深责其国，以为无臣子也。宪宗之弑，历三世而贼犹在。至于文宗，不能明弘志等罪恶，以正国之典刑，仅能杀之而已，是可叹也。”[65]宪宗之死与陈弘志有关，而其一度逍遥法外，自有历史原因，这不是所谓“《春秋》之法”就可阐明的。欧阳修并不是没有见识的史学家，但师法《春秋》的撰述思想，限制了他的历史见解的发挥。他所撰写的本纪10卷，过于简略，有类编年事目，原因也在于此。

《新唐书》的列传，虽为宋祁所撰，但在立目、编次上，也明显地反映出欧阳修的撰述思想。在以前的正史中，《宋书》首立《二凶传》，尔后《晋书》有《叛逆传》、《南史》有《贼臣传》，至《新唐书》则有奸臣、叛臣、逆臣三传；它还仿效《后汉书·独行传》而立《卓行传》，与《新五代史·一行传》相呼应；它升《忠义传》为类传之首，也是跟《新五代史》首叙《死节传》、《死事传》一致的。这些撰述、编次上的处置，与其说是出于对唐代历史的认识，毋宁说是从五代这个“乱世”中所得到的启示，这同欧阳修之宣扬“《春秋》之法”是完全吻合的。《新唐书》修撰之时，北宋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故作者对唐末农民起义的攻击不遗余力，而使黄巢厕身于《逆臣传》中，这是不足为怪的。

《史记》、《汉书》以后，正史撰述中的史表久废，实为阙憾。《新唐书》上继《史》、《汉》遗风，创《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突出地显示出纪传体史书之综合性的优长。其中，《方镇表》谱列唐代藩镇割据的局面，《宰相世系表》显示唐代门阀政治的盛衰，都鲜明地反映出历史时代的特点。二表的序，文少意深，有马、班之风，是正史史论中不多见的。

《新唐书》的撰成，距唐之亡“盖又百有五十年，然后得发挥幽沫”，其所据唐人文献及后人所撰唐史著述都远远超过《旧唐书》，是故“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67]。对此，清人赵翼论之甚详。然《旧唐书》较多地保存了唐代文献的原始面貌，这是《新唐书》不能代替的。可以说，这两部《唐书》在记述唐代历史方面，各有千秋，相得而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