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班固和第一部宏伟的皇朝史

自西汉宣帝时《史记》面世后，乃渐次受到人们的重视，除元帝、成帝年间有褚少孙补写《史记》缺篇外，西汉、东汉之际，续作者蜂起，以补《史记》所记武帝太初以后史事。他们是刘向、刘歆、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见刘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由此亦可见《史记》作为中国史学之奠基石的重要地位。

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班彪也“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太史公书》“后篇”数十篇[98]，是众多《史记》续作中最有成绩的。其子班固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开始撰述《汉书》的。班彪“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而又“家有赐书，内足于财”[99]，这是他能够撰《太史公书》后篇的条件。他在所撰后篇的“略论”中，简述了史学的历史，从思想、文献处理和体例、文字表述等方面评论了《史记》，最后写道：“今此《后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列世家，唯纪、传而已。”建武三十年（54），班彪卒于官，其所撰“后篇”亦成未竟之稿。前述班彪的《王命论》以及这篇“略论”，也就是班固撰述《汉书》的基本的指导思想。

班固（32—92），字孟坚，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后史称他“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这跟他有良好的家学传统是分不开的。父死，乃归乡里，“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后有人上书明帝，告他“私改作国史”，乃被系京兆狱。其弟班超诣阙上书，为之申辩。明帝亦得班固所撰史草，重其才，任命他为兰台令史，与陈宗、尹敏、孟异共撰成《世祖本纪》。永平五年（62），任校书郎，典校皇家藏书。此时，他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等有关新莽末年、东汉初年史事，凡列传、载记28篇。其自谓“永平中为郎，典校秘书，专笃志于博学，以著述为业”。当指此而言。于是，明帝乃命其“终成前所著书”。班固撰写《汉书》的事业由此正式被皇家认可，积二十余年，至章帝建初年间，大致完成全书。

《汉书》在编撰上有三个特点：

第一，以西汉皇朝兴衰为断限，突出了皇朝史的地位。班固和他的父亲班彪，以五德终始说为依据，反复申言“刘氏承尧之祚”，“唐据火德，而汉绍之”，“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这种思想，在政治上都是为了突出刘汉皇朝的历史地位。但班彪撰《太史公书》后篇时，意在续司马迁书，似无另行断限之意。而在班固这里，尊汉思想在历史撰述上便具体化了。他明确表明不赞成司马迁用写通史的办法，把汉皇朝的历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他要仿效“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使汉史具有独立的地位，流传后世。因此，《汉书》的断限，“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包括西汉一代史事；新莽的出现，只是“遭汉中微”的一个历史插曲，同秦朝一样，“同归殊途”。班固以“书”名汉史，显然是有仿效《尚书》之意；他希望《汉书》对于汉朝来说，也是一种“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的关系。这是秦汉大一统以来，皇朝意识不断增强在历史撰述上的突出的反映。

第二，撰述重点为武帝太初以后史事。班彪“略论”说：“［司马］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他撰“后篇”，就是补写武帝以后史事。班固《汉书·叙传》说：“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从汉朝建立至武帝太初，约百年的史事，班固认为《史记》所言“详矣”，这跟上引班彪语是一致的。可见，班氏父子都是把撰述的重点放在武帝以后的史事方面。具体说来，《汉书》续作了武帝太初以后约130年的史事，这是班氏父子的贡献，而尤其是班固的贡献。班固的贡献还在于，他对《史记》所记武帝太初以前的汉史也有所补充、调整，说明他对《史记》的汉史部分并不是简单地移用，而是按照《汉书》的统一要求进行处理的。

第三，内容恢宏，结构严谨。班固自谓，他对高帝、惠帝、高后（即吕后）、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12世230年历史，“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这几句话，概括了《汉书》的内容、结构和思想。在内容上，它包含了西汉皇朝的全部史事，首尾完整，始末清晰。在结构上，它分纪、表、志、传四个部分，不再另立世家。纪、表，叙历史大事和历史进程；志，述典章制度；传，写各种人物兼及少数民族的历史。所谓“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这12个字很有分量，反映了班固在撰述上的思想和要求。颜师古注谓：“固所撰诸表序及志，经典之义在于是也。”这是很有见地的。不过，班固的上述思想和要求，并不仅见于诸表序及志，而是贯穿于全书之中。《汉书》12纪、8表、10志、70传，凡百篇。后人作注时，因感有的篇帙过大，乃析为子篇，故今存《汉书》120卷，实系百篇之数析出。[100]

和帝永元初，班固与大将军窦宪关系密切。永元四年（92），窦宪失势，班固受到牵连，免官，被系入狱，死狱中，时年61岁。而所撰《汉书》，尚有八表与《天文志》未及终篇。其妹班昭（即曹大家）“博学高才”，和帝命她“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101]，又命其同郡人马续“继昭成之”。可见，《汉书》——中国史学上第一部宏伟的皇朝史——的最后成书，已是汉和帝永元年间了，上距班彪撰《太史公书》后篇已历四五十年之久。

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幾评论《汉书》说：“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102]自司马迁撰纪传体通史，至班固的“包举一代，撰成一书”，即从《史记》到《汉书》这两部反映大一统政治局面的历史巨著的问世，中国封建王朝历史撰述的主要形式即“正史”的格局从此确立下来。刘知幾说的“自尔迄今，无改斯道”，不仅是对前六百余年的史学的总结，也是对后千余年的史学的预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