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不仅在内容上“包举一代”，而且在体例上也有新的创造，从而扩大了记事的范围，使客观历史有可能得到更多方面、更多层次的反映。班固说他撰《汉书》是“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就是要使这种反映具有一种恢宏的气象。而《汉书》无疑是达到了这个目标的。后代史家范晔评论《汉书》说：“若［班］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103]班固作史，不以主观好恶而抑扬、进退，内容丰富而不冗杂，记事详尽而且得体，使人读来兴致盎然而无倦怠之感。这是从史家书法、历史内容、史书体例和文字表述上对《汉书》的高度评价。班固说的“上下洽通”和范晔说的“详而有体”，概括了《汉书》在历史撰述上的特色和成就。
“上下洽通”，这是在内容上和思想上的要求；“详而有体”，这是在材料处理和表现形式方面的要求。这两者是互相依存、相得益彰的：“上下洽通”只有通过“详而有体”才能表现出来，“详而有体”如果离开了“上下洽通”也就成了空话。《汉书》二者兼得，故成为一代杰作。
上文引刘知幾评论《汉书》，说它“究西都（西都，指长安，这里是代指西汉——引者）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又说它“言皆精练，事甚该密”。这是极概括的说法。具体说来，《汉书》在“上下洽通、详而有体”方面的成就，一是反映在全书内容的贯通和博洽及其外部表现形式上，一是反映在全书各部分内容之相互关系的逻辑思想上。
《汉书》在内容上的贯通和博洽以及与之相应的体例，在纪、表、志、传中均有反映，而以表、志最为突出。作为皇朝史，《汉书》纪、传在反映历史联系上，也存在承上启下的问题。《高帝纪·赞》反复引证前人的话，用以证明“汉承尧运，德祚已盛”即所谓“得天统矣”，这显然是为了说明承其上之所由来。而《平帝纪·赞》所说“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至乎变异见于上，民怨于下，莽亦不能文也”，这是一方面指出“政自莽出”，一方面指出王莽无法文饰“变异”与“民怨”，下启汉代中兴之所由来。不过，“政自莽出”局面的形成，尤其是十几年王莽新朝政权的存在，却是帝纪中无法表述的。班固是借助于传来弥补的。《汉书》除《叙传》以外的最后三篇传，反映出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深思熟虑。它们是《外戚传》、《元后传》和《王莽传》，这是有内在联系的三篇传记。王莽以外戚身份终于“篡汉”，这在汉皇朝历史上自然是非同小可的事情。所以班固写了一篇很长的《外戚传》，“序自汉兴，终于孝平”，指出：“外戚后庭色宠著闻二十有余人”，但只有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保位全家”；另有三人因“夭折不辜”，故其家“依托旧恩，不敢纵恣，是以能全”；而“其余大者夷灭，小者放流”。班固最后说：“鉴兹行事，变亦备矣。”做这种考察，讲这样的话，都是寓有深意的。《元后传》是班彪所撰，班固置于《外戚传》与《王莽传》之间，是因元帝皇后王氏系王莽之姑，她经历元、成、哀、平四世“为天下母”，六十余年中，王家势力膨胀，“五将十侯，卒成新都”；她虽以“汉家老寡妇”自居，不愿以国玺授王莽，但又无力挽回现状。班氏父子把她看作是这个重大转变中的悲剧人物。《王莽传》是全书中篇帙最大的传记，但它实则是纪的体例，开始用汉纪年，而后用新莽纪年，以此表述两汉之际的一段历史；其后论指出：“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圣王之驱除云尔！”这就交代了“光武中兴”之所由来。班固在如何表述西汉历史之承上启下问题上，可谓用心良苦。这在班固看来，当是“上下洽通”的一个重要方面。
《汉书》表、志所显示的贯通与博洽及其表现形式比纪、传更为突出，也是《汉书》成就最大之处。如《汉书》八表对《史记》有关汉代诸表既有继承，又有许多发展。其新创之《外戚恩泽侯表》，是《外戚传》的姊妹篇，它揭示西汉诸后家援引古例而获封侯，以致势力“渐广博矣”，从而违背汉初“无功不侯”的法度，造成外戚在西汉皇朝政治生活中的非常作用。其所增《百官公卿表》，同《史记》的《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有很大不同，是职官制度与职官年表的合璧，也属于《汉书》的新创；其中官制部分，开后代“正史”百官志或职官志的先河。《汉书》还首创《古今人表》，所列人物，按时代先后和九个等级入表，上起伏羲，下至陈胜、吴广，以接汉代人物。班固认为，凡“著在篇籍”的人物，都“归乎显善昭恶，劝戒后人”，所以他乃“究极经传，继世相次，总备古今之略要”[104]。显然，班固意在以此弥补皇朝史的局限，而所以以人为表者，目的在于“显善昭恶，劝戒后人”，这从“九等之序”看得十分清楚。这表篇帙不大，但非“究极经传”而不可得，足见班固用力之勤，博洽之功。故清代大史学评论家章学诚盛赞此表，说它是“大有关系之作，史家必当奉为不祧之宗”[105]。又如《汉书》十志，包含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它们对《史记》八书有继承，有许多发展和新的创造。其中，刑法、五行、地理、艺文诸志为《汉书》所创。《刑法志》意在说明“刑罚不可废于国”，反映出西汉皇朝统治不断加强国家职能的进程。《五行志》是十志中分量最重的，它以大量篇幅记载天象、吉凶，以证“天人之道”；但它也记载了许多有意义的自然现象，具有科学史的价值。《地理志》记述了大一统国家的疆域规模和地理沿革，其序云：“先王之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焉。”这是班固的力作之一。《艺文志》是学术史的专篇，记载了汉皇朝对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校勘、研究的成果以及汉代学者在撰述上的成就，反映出秦、汉两个封建统一皇朝在意识形态领域所采取的不同的政策及其不同的后果。这是班固吸收前人刘向、刘歆成果而作，但他把它写入反映皇朝历史的史书，不啻为历史撰述上的卓识。所有这些，对后代“正史”的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汉书》十志中不少是贯通古今的，如刑法、食货、地理、沟洫、艺文五志，是涉及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都贯通古今；其他如郊祀、五行二志，亦如此。它们不仅多为后史所仿效，有的还是专史发展的滥觞。
《汉书》各部分内容之相互关系的逻辑结构，是在更高的层次上显示出它的“上下洽通、详而有体”。班固在《汉书·叙传》的结末时写道：“凡《汉书》，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唯学林。”[106]这一段话，概括地反映了《汉书》的主要内容和逻辑思想。大致说来，这个逻辑思想是：以皇帝、百官、侯王及有关政治设施为中心，以天地、阴阳变化为准绳，以地域、经济生活、人事为依托，以《六经》为纲统率百家学术以备典籍文章。这个逻辑思想反映出班固对于历史的考察和表述，有一个自成体系的看法；尽管这个看法跟客观历史的逻辑还存在很大的距离，但它毕竟从较高的层次上显示出班固“上下洽通”的撰述思想和“详而有体”的表述形式。上引最后几句话还显示了班固对《汉书》的社会作用和史学价值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