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史学上,可以同太史公司马迁相提并论的只有两人。一是跟他的时代相距较近的班固,史称“马班”;二是跟他的时代相距较远的司马光,史称“两司马”。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是我国古代史学成长时期产生的两部巨著,它们奠定了我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坚实的基础,同时开“二十四史”之先河,成为纪传体史书的杰出的代表作。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史学发展时期出现的浩大的史学工程之一,成为古代编年体史书的最高成就和总结性作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往往被用来作为我国古代史学的代表性著作。
“二十四史”卷帙浩繁,一般读者,甚至历史学专业工作者都难以遍读;即使是与《资治通鉴》内容相关的“十七史”,尽读亦属不易。《资治通鉴》就不一样了,不仅卷帙少得多,而且全书贯穿一气,是一般读者能够通读下来的。岳麓书社考虑到广大读者的需要和专业工作者研究的方便,以涵芬楼影宋本(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即通常所称“乙十一行本”白文标点出版,与现今中华书局胡注点校本并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出版者嘱我为《资治通鉴》白文标点本写一篇序,意在对这部书作一个简单的介绍,以便于读者的阅读。我是很乐于接受这个任务的。
一、《资治通鉴》的体裁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凡二百九十四卷,上起战国时期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之末(959年),记述了其间1362年的史事。另有《目录》《考异》各三十卷,与之相辅而行,《目录》相当于大事年表,《考异》是说明史料取舍之故。
编年体史书的特点,是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月记事,易于反映历史发展的总的进程。我国的编年体史书,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成书的《春秋》《左传》,自东汉荀悦著《汉纪》以后至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而有了相当的发展。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编年类”史书共有四十一家、四十八部、九百四十七卷。实际数字,当不止于此。这些书大多早已亡佚,而且一般也都是记一个时期或一个皇朝的史事,其中以今存的《汉纪》和东晋袁宏所撰《后汉纪》最为知名。值得提出的是,唐代史家在通史撰述上是做出了不小贡献的,这些通史撰述在表现形式上有纪传体、编年体、典制体、传记体、文征体等,从而把司马迁开创的“通史家风”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其中,萧颖士、马总、姚康都曾撰有编年体通史著作。萧书“起汉元年讫隋义宁”,凡百篇。[2]马书名《通历》,起自“太古”,迄于隋朝,凡十卷。姚书称,《统史》,“上自开辟,下尽隋朝”,共三百卷,是一部部帙宏大,内容丰富的著作。[3]萧,姚二书已佚,马书佚前三卷,存后七卷。这些事实说明,《资治通鉴》这样的编年体通史巨制的产生,是我国编年体史书长期发展的结果。
清代史学评论家章学诚在总结历史上的通史撰述成就时指出:“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袁,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汇公私之述作,而铨录略仿乎孔、萧,裴潾《太和通选》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规,或正编年之的,或以典故为纪纲,或以词章存文献,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也。”[4]《通典》和《大和通选》出自唐代,《资治通鉴》和《通志》出自宋代。章学诚从唐宋时期通史撰述大发展的史学演进趋势,高度评价了《资治通鉴》在编年体史书以至整个史学发展上的重要地位,这个见解是十分中肯的。
二、《资治通鉴》的内容
《资治通鉴》所记千余年史事,以政治、军事、民族关系等为主,兼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和重要历史人物,而以历代统治的盛衰得失之故为中心。司马光自述本书的主旨是:
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5]
从这段话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司马光对撰述《资治通鉴》在内容上和目的上的确定。在内容上,他是“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这样的大事,即着眼于国力的强弱、政治的得失。在目的上,是要发挥“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以史为鉴的社会功能。因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历代典章制度、学术文化和各阶层的众多历史人物等都没有作为重点记述。这固然是本书的旨趣所决定的,同时也是本书的体裁所决定的。关于这一点,元初史家马端临深得其旨,他指出:“至司马温公作《通鉴》,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萃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余,古今咸在。然公之书,详于理(治)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编简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6]他说的“详于理乱兴衰”,这是中肯地指出了《资治通鉴》在内容上的特色;他说的“著述自有体要”,这是强调了不同的史书体裁自有其不同的任务。朱熹认为:“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7]这个形象的比喻,一则说明司马光的书在内容上的重要,再则也说明它易于理解,不难接受。后人曾批评《资治通鉴》“不载文人”,顾炎武不赞成这种批评,认为:“此书本以资治,何暇录及文人。”[8]他们的这些评论,对于人们如何认识和把握这部巨著的主要内容,是有启发的。
宋神宗为《资治通鉴》一书命名并作序,指出:“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这一段话,最能反映当时最高统治者对《资治通鉴》内容和目的的概括。这个概括,跟司马光在上书表中所表达的“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的初衷是一致的。他们的这些看法,清楚地表明了这部书的性质和它对当时政治统治的参与作用。但是,作为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它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往往是当时的人们甚至包括作者自己在内都难以预料的。约当《资治通鉴》问世6个世纪后,王夫之对它的内容和社会作用的评论,就深刻得多、广泛得多了。他在《读通鉴论·叙论四》中写道:
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
……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所其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悬于室,无与炤之者也。
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9]
在王夫之看来,《资治通鉴》虽然重在讲“资治”,但他对“治之所资”或“为治之资”的认识已具有十分广泛的含义了,其中不乏辩证的因素。同时认为,《资治通鉴》包含着“君道”“臣谊”“国事”“民情”及为官之本、治学之途、个人修养等多方面的内容,所以它已远远不止是最高统治者的读物而具有广泛的社会价值了。他的这些认识,反映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对史学遗产在价值观念上的变化。
当然,时移世易,尔今,历史的内容和史学的性质都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今天的读者对于“资”“治”“通”“鉴”的认识,已不应停留在王夫之的认识水平上了。我们今天来读《资治通鉴》,是要通过它去认识它所记述的那一部分历史,去认识历史上的史学家是怎样看待和评价历史的,并从中判断、抉择我们对前人在认识历史上的继承与超越之所在,以丰富我们的历史知识和历史智慧。
三、《资治通鉴》的文采
中国史家有讲求文采的优良传统,《资治通鉴》在中国古代以文采见长的史书中又是属于上乘的著作。所以有人认为,“《通鉴》不仅是历史书,还可以当作文章读”[10],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这里,我要提到曾国藩在姚鼐所编《古文辞类纂》的基础上,稍更其类,增删篇目,纂成的《经史百家杂钞》一书。这是清末民初年间影响颇大的一部古文读本。《杂钞》于“叙记类”主要选录《左传》《资治通鉴》两书。所选录的《资治通鉴》十一首是:赤壁之战、曹爽之难、诸葛恪之难、谢玄淝水破秦之战、刘裕伐南燕之役、韦睿救锺离之役、高欢沙苑之战,宇文泰伐北邙之战、韦孝宽之守玉壁、李晟移军东渭桥之事、裴度李愬平蔡之役等。这些,大多是记战争,写若干重大的历史场面,也涉及不少历史人物。曾国藩在本书《序例》中说:“叙记类,所以记事者。经如《书》之《武成》《金縢》《顾命》;《左传》记大战、记会盟,及全编皆记事之书;《通鉴》法《左传》,亦记事之书也。”他说的记事的“事”,即是史事。同《古文辞类纂》相比,《杂钞》在选篇的标准上,已不仅仅限于古文辞,但古文辞无疑仍是其选篇的标准之一。《杂钞》所选《资治通鉴》的这些段落,确是它在文字表述上的精彩之处。记人,如亲见其人;写事,如身临其境;勾勒场面,如读历史画卷;都能给人一种史学审美的感受。
梁启超论“史家四长”而讲到“史才”时,用“飞动”一词盛赞《资治通鉴》的文采:“事本飞动,而文章呆板,人将不愿看;就看,亦昏昏欲睡。事本呆板,而文章生动,便字字都活跃纸上,使看的人要哭便哭,要笑便笑”,“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毕沅作《续资治通鉴》,同是一般体裁,前者看去,百读不厌;后者读一二次,就不愿再读了。光书笔最飞动,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刘裕在京口起事,平姚秦,北齐北周沙苑之战,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事实不过尔尔,而看去令人感动”[11]。从今天的认识来看,所谓史笔“飞动”,就是史家力图写出运动着的历史。
曾国藩的《杂钞》和梁启超的评论,反映了近代以来人们对《资治通鉴》在文采上的成就的重视,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资治通鉴》问世900余年来,始终拥有相当数量的读者,它的非凡的文采是其获得如此巨大生命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现今出版的史书,能够写出如同《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这样具有文采的著作,实属罕见。翦伯赞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曾撰《内蒙访古》一文,一时间,轰动当时的史坛和文坛,但像这样的论著,近几十年来并不多见。
四、《资治通鉴》的价值
《资治通鉴》的价值,不止表现在对编年体史书的发展、内容的宏富和文采的优长等方面,尽管它在这几个方面都属于中国古代史学的上品。
《资治通鉴》的价值,更表现在它是一部严肃的历史著作。《资治通鉴》取材于历代正史,但又远远不限于此。司马光述其著述经过,其中有一段话是:“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摘幽隐,校计毫厘。”这说明司马光于史料的搜集、参考极其广泛而细致,既“穷竭所有”,又“校计毫厘”。南宋高似孙《史略》一书,列举《资治通鉴》引书二百二十八种,据清人统计则达三百二十二种之多,而其中许多书早已不存,赖《资治通鉴》有所征引而得以保存若干佚文。这说明它在历史资料的摄取的丰富性上,非一般史书可以比拟,故《四库全书总目》称其“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更重要的是,司马光对历史资料的采用极为谨慎,凡遇有歧义、抵牾的记载,都在经过认真比较、考订之后择善而从,并说明其所采择的根据,同时又保存异说,使后人得知其所以然。这些,主要集中在他“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而撰成的《考异》三十卷中。司马光的这种严谨的治史态度和治史方法,使《资治通鉴》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经得住历史的检验。诚如顾炎武所说:
宋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亦不免。若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故也。[12]
顾炎武把《资治通鉴》视为“后世不可无之书”,这是对它的历史价值的极好的概括。
《资治通鉴》的价值,还在于它对当时和后世的史学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补撰,改编,续作,注释,仿制,评论,诸家蜂起,蔚为大观。其重要者如:刘恕《通鉴外纪》、金履祥《通鉴前编》,朱熹《资治通鉴纲目》、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毕沅《续资治通鉴》,史炤《资治通鉴释文》、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清乾隆官修《通鉴辑览》,王夫之《读通鉴论》,等等。近代以来,关于《资治通鉴》及在其影响下所产生的各种著作的研究,已成专门之学,近人张须著有《通鉴学》一书,可窥一斑。1984年和1986年,分别是《资治通鉴》成书和司马光去世的900周年纪念。其间,我国史学界对司马光和《资治通鉴》的研究有了更为广泛、深入的开展。可见《资治通鉴》之影响到史学的发展,至今不衰。
《资治通鉴》一书,自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始撰,至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成书,历时19年。其间,先为丛目,再作长编,最后删为定稿。司马光说他的精力“尽于此书”,可以想见撰述之艰难。《资治通鉴》之所以能有如此成就与价值除了司马光本人的种种因素以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的三位助手刘恕、范祖禹、刘攽。他们根据“丛目”的要求分别撰出反映各个时期史事的“长编”,为司马光最后删订成书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刘恕,范祖禹、刘攽皆极当时史才之妙选,都为《资治通鉴》的撰述倾注了心血。《资治通鉴》成为一部辉煌的巨著,是史学家集体智慧的结晶。
当然,《资治通鉴》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著作。如《四库全书总目》之列举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对其中“小有抵牾,亦必明注其故”者;[13]又如顾炎武亦曾指出《资治通鉴》之改动前史也偶有不妥之处;[14]再如明末清初严衍等所撰《资治通鉴补正》一书,以有关正史与《资治通鉴》所采者做比较,对其讹误,予以刊正;近人还有指出《资治通鉴》在纪年上的不够周全之处,[15]等等。这些,当然都是应当指出来的。但从今天的认识来看,《资治通鉴》的不足之处主要在两点。第一,《资治通鉴》同封建社会中绝大多数史书一样,它是以封建统治者的立场和眼光来看待历史的,这固然是时代和阶级对它的作者的局限,不可苛求,但指出这一点仍然是必要的。第二,《资治通鉴》作为封建社会正宗史学的代表性著作,它在历史观点和政治观点的总的趋向上是倾向于保守的。不论是以作为史学家的司马光去跟司马迁相比,还是以作为政治活动家的司马光去跟王安石相比,都是如此。这种保守的倾向,主要反映在《资治通鉴》的史论“臣光曰”中。如《资治通鉴》开篇所记的第一件事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事实上,是魏、赵、韩三家瓜分了晋国,史称三家分晋。在这个记载之下,司马光写下了本书的第一篇史论“臣光曰”,认为:“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又说:“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他批驳那种“以为当是之时,周室微弱,三晋强盛,虽欲勿许,其可得乎”的看法,“是大不然”,认为“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他进而提出对战国时期总的历史形势的看法,就是:“乌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司马光开宗明义即以纪纲、名分来规范历史,解释、评价历史,把历史演进、社会秩序一概归于“礼”,又把天子视为“礼”的执掌者等。在距离战国时期1000多年后,他还这样看待那时的历史变化和政治形势,实在是太保守了!这跟他盼前辈们如司马迁、杜佑、柳宗元等之以“势”与“理”来说明历史的进程相比,也相去太远了!对于《资治通鉴》所记的第一件史事和司马光所写的第一篇史论,胡三省在为其作注时,是一语道破了的。他认为:“《通鉴》始于此,其所以谨名分欤!”当然,《资治通鉴》中的“臣光曰”,也不乏精彩之笔,不无真知灼见,这要做具体分析,不应作绝对的看待。
最后,我想顺便提一下司马光所撰的另一部历史著作《稽古录》。这部只有20卷的编年体史书,部帙上约当《资治通鉴》的十五分之一,上起远古,下迄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其下限距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成书表进仅18年。曾有一些论者认为,《稽古录》是《资治通鉴》的缩写本,这是一种误解(司马光确有《资治通鉴》缩写本,即《资治通鉴举要历》80卷,因刊布未广,已佚)。从司马光的《进〈稽古录〉表》来看,此书由三个部分组成,其撰述顺序是:“三晋开国,迄于显德之末”,名曰《历年图》;“自六合为宋,接乎熙宁之始元”。各曰《百官表》,亦称《国朝百官公卿表大事记》;自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404年)而上,乃抄撮旧史而成。《稽古录》跟《资治通鉴》相比,除了部帙上的悬殊而外,还有两个不同之处。一是《稽古录》包含的上限和下限都超出了《资治通鉴》的范围,尤其是《百官表》这一部分,简述自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至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百余年史事,反映了司马光对本朝史的一些看法,是《资治通鉴》所不能代替的。二是《稽古录》的史论即“臣光曰”,一般不是就一人一事而发,而是对某个皇朝历史之得失盛衰的总结,可与《资治通鉴》中的“臣光曰”互为补充。因此,阅读《资治通鉴》,最好能以《稽古录》相对照、相比较。是书,近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各有点校本行世,足资参阅。
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北宋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人,世称涑水先生。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晚年官至门下侍郎,进尚书左仆射。《宋史》本传称他“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于物澹然无所好,于学无所不通,惟不喜释、老”。他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多为后世所诟病。其实,王安石变法的进取精神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历史经验的冷静思考,在本质上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对于《资治通鉴》这部历史巨著,今天的读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待它,弃其糟粕而取其精华,仍然可以获得丰富的历史智慧和可贵的现实教益。
[1] 本文是作者为岳麓书社重印涵芬楼影宋本《资治通鉴》所撰写的序文,见岳麓书社重印涵芬楼影宋本《资治通鉴》,1990年5月出版。
[2]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百二《文艺中·萧颖士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768页。
[3] 参见刘昫等:《旧唐书》卷十八下《宣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30页。
[4]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四《释通》,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33~434页。
[5] 司马光:《上〈资治通鉴〉表》,见《资治通鉴》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607页。
[6] 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页。
[7]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四《历代》,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207页。
[8]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通鉴不载文人》,黄汝成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485页。
[9] 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56页。
[10] 参见柴德赓:《〈资治通鉴〉介绍》,北京:求实出版社,1981年,第45页。
[11]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二章《史家的四长》,《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7~28页。
[12]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黄汝成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83~1084页。
[13]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七《史部·编年类》,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21页。
[14] 参见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通鉴》,黄汝成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477~1481页。
[15] 参见柴德赓:《〈资治通鉴〉介绍》,北京:求实出版社,1981年,第23~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