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史学上，可以同太史公司马迁相提并论的只有两人。一是跟他的时代相距较近的班固，史称“马班”；二是跟他的时代相距较远的司马光，史称“两司马”。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是我国古代史学成长时期产生的两部巨著，它们奠定了我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坚实的基础，同时开“二十四史”之先河，成为纪传体史书的杰出的代表作。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史学发展时期出现的浩大的史学工程之一，成为古代编年体史书的最高成就和总结性作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往往被用来作为我国古代史学的代表性著作。

“二十四史”卷帙浩繁，一般读者，甚至历史学专业工作者都难以遍读；即使是与《资治通鉴》内容相关的“十七史”，尽读亦属不易。《资治通鉴》就不一样了，不仅卷帙少得多，而且全书贯穿一气，是一般读者能够通读下来的。岳麓书社考虑到广大读者的需要和专业工作者研究的方便，以涵芬楼影宋本（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即通常所称“乙十一行本”白文标点出版，与现今中华书局胡注点校本并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出版者嘱我为《资治通鉴》白文标点本写一篇序，意在对这部书作一个简单的介绍，以便于读者的阅读。我是很乐于接受这个任务的。

一、《资治通鉴》的体裁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凡二百九十四卷，上起战国时期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之末（959年），记述了其间1362年的史事。另有《目录》《考异》各三十卷，与之相辅而行，《目录》相当于大事年表，《考异》是说明史料取舍之故。

编年体史书的特点，是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月记事，易于反映历史发展的总的进程。我国的编年体史书，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成书的《春秋》《左传》，自东汉荀悦著《汉纪》以后至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而有了相当的发展。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编年类”史书共有四十一家、四十八部、九百四十七卷。实际数字，当不止于此。这些书大多早已亡佚，而且一般也都是记一个时期或一个皇朝的史事，其中以今存的《汉纪》和东晋袁宏所撰《后汉纪》最为知名。值得提出的是，唐代史家在通史撰述上是做出了不小贡献的，这些通史撰述在表现形式上有纪传体、编年体、典制体、传记体、文征体等，从而把司马迁开创的“通史家风”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其中，萧颖士、马总、姚康都曾撰有编年体通史著作。萧书“起汉元年讫隋义宁”，凡百篇。[2]马书名《通历》，起自“太古”，迄于隋朝，凡十卷。姚书称，《统史》，“上自开辟，下尽隋朝”，共三百卷，是一部部帙宏大，内容丰富的著作。[3]萧，姚二书已佚，马书佚前三卷，存后七卷。这些事实说明，《资治通鉴》这样的编年体通史巨制的产生，是我国编年体史书长期发展的结果。

清代史学评论家章学诚在总结历史上的通史撰述成就时指出：“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袁，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汇公私之述作，而铨录略仿乎孔、萧，裴潾《太和通选》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规，或正编年之的，或以典故为纪纲，或以词章存文献，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也。”[4]《通典》和《大和通选》出自唐代，《资治通鉴》和《通志》出自宋代。章学诚从唐宋时期通史撰述大发展的史学演进趋势，高度评价了《资治通鉴》在编年体史书以至整个史学发展上的重要地位，这个见解是十分中肯的。

二、《资治通鉴》的内容

《资治通鉴》所记千余年史事，以政治、军事、民族关系等为主，兼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和重要历史人物，而以历代统治的盛衰得失之故为中心。司马光自述本书的主旨是：

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5]

从这段话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司马光对撰述《资治通鉴》在内容上和目的上的确定。在内容上，他是“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这样的大事，即着眼于国力的强弱、政治的得失。在目的上，是要发挥“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以史为鉴的社会功能。因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历代典章制度、学术文化和各阶层的众多历史人物等都没有作为重点记述。这固然是本书的旨趣所决定的，同时也是本书的体裁所决定的。关于这一点，元初史家马端临深得其旨，他指出：“至司马温公作《通鉴》，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萃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余，古今咸在。然公之书，详于理（治）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编简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6]他说的“详于理乱兴衰”，这是中肯地指出了《资治通鉴》在内容上的特色；他说的“著述自有体要”，这是强调了不同的史书体裁自有其不同的任务。朱熹认为：“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7]这个形象的比喻，一则说明司马光的书在内容上的重要，再则也说明它易于理解，不难接受。后人曾批评《资治通鉴》“不载文人”，顾炎武不赞成这种批评，认为：“此书本以资治，何暇录及文人。”[8]他们的这些评论，对于人们如何认识和把握这部巨著的主要内容，是有启发的。

宋神宗为《资治通鉴》一书命名并作序，指出：“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这一段话，最能反映当时最高统治者对《资治通鉴》内容和目的的概括。这个概括，跟司马光在上书表中所表达的“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的初衷是一致的。他们的这些看法，清楚地表明了这部书的性质和它对当时政治统治的参与作用。但是，作为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它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往往是当时的人们甚至包括作者自己在内都难以预料的。约当《资治通鉴》问世6个世纪后，王夫之对它的内容和社会作用的评论，就深刻得多、广泛得多了。他在《读通鉴论·叙论四》中写道：

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

……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所其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悬于室，无与炤之者也。

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9]

在王夫之看来，《资治通鉴》虽然重在讲“资治”，但他对“治之所资”或“为治之资”的认识已具有十分广泛的含义了，其中不乏辩证的因素。同时认为，《资治通鉴》包含着“君道”“臣谊”“国事”“民情”及为官之本、治学之途、个人修养等多方面的内容，所以它已远远不止是最高统治者的读物而具有广泛的社会价值了。他的这些认识，反映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对史学遗产在价值观念上的变化。

当然，时移世易，尔今，历史的内容和史学的性质都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今天的读者对于“资”“治”“通”“鉴”的认识，已不应停留在王夫之的认识水平上了。我们今天来读《资治通鉴》，是要通过它去认识它所记述的那一部分历史，去认识历史上的史学家是怎样看待和评价历史的，并从中判断、抉择我们对前人在认识历史上的继承与超越之所在，以丰富我们的历史知识和历史智慧。

三、《资治通鉴》的文采

中国史家有讲求文采的优良传统，《资治通鉴》在中国古代以文采见长的史书中又是属于上乘的著作。所以有人认为，“《通鉴》不仅是历史书，还可以当作文章读”[10]，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这里，我要提到曾国藩在姚鼐所编《古文辞类纂》的基础上，稍更其类，增删篇目，纂成的《经史百家杂钞》一书。这是清末民初年间影响颇大的一部古文读本。《杂钞》于“叙记类”主要选录《左传》《资治通鉴》两书。所选录的《资治通鉴》十一首是：赤壁之战、曹爽之难、诸葛恪之难、谢玄淝水破秦之战、刘裕伐南燕之役、韦睿救锺离之役、高欢沙苑之战，宇文泰伐北邙之战、韦孝宽之守玉壁、李晟移军东渭桥之事、裴度李愬平蔡之役等。这些，大多是记战争，写若干重大的历史场面，也涉及不少历史人物。曾国藩在本书《序例》中说：“叙记类，所以记事者。经如《书》之《武成》《金縢》《顾命》；《左传》记大战、记会盟，及全编皆记事之书；《通鉴》法《左传》，亦记事之书也。”他说的记事的“事”，即是史事。同《古文辞类纂》相比，《杂钞》在选篇的标准上，已不仅仅限于古文辞，但古文辞无疑仍是其选篇的标准之一。《杂钞》所选《资治通鉴》的这些段落，确是它在文字表述上的精彩之处。记人，如亲见其人；写事，如身临其境；勾勒场面，如读历史画卷；都能给人一种史学审美的感受。

梁启超论“史家四长”而讲到“史才”时，用“飞动”一词盛赞《资治通鉴》的文采：“事本飞动，而文章呆板，人将不愿看；就看，亦昏昏欲睡。事本呆板，而文章生动，便字字都活跃纸上，使看的人要哭便哭，要笑便笑”，“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毕沅作《续资治通鉴》，同是一般体裁，前者看去，百读不厌；后者读一二次，就不愿再读了。光书笔最飞动，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刘裕在京口起事，平姚秦，北齐北周沙苑之战，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事实不过尔尔，而看去令人感动”[11]。从今天的认识来看，所谓史笔“飞动”，就是史家力图写出运动着的历史。

曾国藩的《杂钞》和梁启超的评论，反映了近代以来人们对《资治通鉴》在文采上的成就的重视，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资治通鉴》问世900余年来，始终拥有相当数量的读者，它的非凡的文采是其获得如此巨大生命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现今出版的史书，能够写出如同《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这样具有文采的著作，实属罕见。翦伯赞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曾撰《内蒙访古》一文，一时间，轰动当时的史坛和文坛，但像这样的论著，近几十年来并不多见。

四、《资治通鉴》的价值

《资治通鉴》的价值，不止表现在对编年体史书的发展、内容的宏富和文采的优长等方面，尽管它在这几个方面都属于中国古代史学的上品。

《资治通鉴》的价值，更表现在它是一部严肃的历史著作。《资治通鉴》取材于历代正史，但又远远不限于此。司马光述其著述经过，其中有一段话是：“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摘幽隐，校计毫厘。”这说明司马光于史料的搜集、参考极其广泛而细致，既“穷竭所有”，又“校计毫厘”。南宋高似孙《史略》一书，列举《资治通鉴》引书二百二十八种，据清人统计则达三百二十二种之多，而其中许多书早已不存，赖《资治通鉴》有所征引而得以保存若干佚文。这说明它在历史资料的摄取的丰富性上，非一般史书可以比拟，故《四库全书总目》称其“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更重要的是，司马光对历史资料的采用极为谨慎，凡遇有歧义、抵牾的记载，都在经过认真比较、考订之后择善而从，并说明其所采择的根据，同时又保存异说，使后人得知其所以然。这些，主要集中在他“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而撰成的《考异》三十卷中。司马光的这种严谨的治史态度和治史方法，使《资治通鉴》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经得住历史的检验。诚如顾炎武所说：

宋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亦不免。若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故也。[12]

顾炎武把《资治通鉴》视为“后世不可无之书”，这是对它的历史价值的极好的概括。

《资治通鉴》的价值，还在于它对当时和后世的史学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补撰，改编，续作，注释，仿制，评论，诸家蜂起，蔚为大观。其重要者如：刘恕《通鉴外纪》、金履祥《通鉴前编》，朱熹《资治通鉴纲目》、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毕沅《续资治通鉴》，史炤《资治通鉴释文》、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清乾隆官修《通鉴辑览》，王夫之《读通鉴论》，等等。近代以来，关于《资治通鉴》及在其影响下所产生的各种著作的研究，已成专门之学，近人张须著有《通鉴学》一书，可窥一斑。1984年和1986年，分别是《资治通鉴》成书和司马光去世的900周年纪念。其间，我国史学界对司马光和《资治通鉴》的研究有了更为广泛、深入的开展。可见《资治通鉴》之影响到史学的发展，至今不衰。

《资治通鉴》一书，自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始撰，至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成书，历时19年。其间，先为丛目，再作长编，最后删为定稿。司马光说他的精力“尽于此书”，可以想见撰述之艰难。《资治通鉴》之所以能有如此成就与价值除了司马光本人的种种因素以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的三位助手刘恕、范祖禹、刘攽。他们根据“丛目”的要求分别撰出反映各个时期史事的“长编”，为司马光最后删订成书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刘恕，范祖禹、刘攽皆极当时史才之妙选，都为《资治通鉴》的撰述倾注了心血。《资治通鉴》成为一部辉煌的巨著，是史学家集体智慧的结晶。

当然，《资治通鉴》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著作。如《四库全书总目》之列举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对其中“小有抵牾，亦必明注其故”者；[13]又如顾炎武亦曾指出《资治通鉴》之改动前史也偶有不妥之处；[14]再如明末清初严衍等所撰《资治通鉴补正》一书，以有关正史与《资治通鉴》所采者做比较，对其讹误，予以刊正；近人还有指出《资治通鉴》在纪年上的不够周全之处，[15]等等。这些，当然都是应当指出来的。但从今天的认识来看，《资治通鉴》的不足之处主要在两点。第一，《资治通鉴》同封建社会中绝大多数史书一样，它是以封建统治者的立场和眼光来看待历史的，这固然是时代和阶级对它的作者的局限，不可苛求，但指出这一点仍然是必要的。第二，《资治通鉴》作为封建社会正宗史学的代表性著作，它在历史观点和政治观点的总的趋向上是倾向于保守的。不论是以作为史学家的司马光去跟司马迁相比，还是以作为政治活动家的司马光去跟王安石相比，都是如此。这种保守的倾向，主要反映在《资治通鉴》的史论“臣光曰”中。如《资治通鉴》开篇所记的第一件事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事实上，是魏、赵、韩三家瓜分了晋国，史称三家分晋。在这个记载之下，司马光写下了本书的第一篇史论“臣光曰”，认为：“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又说：“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他批驳那种“以为当是之时，周室微弱，三晋强盛，虽欲勿许，其可得乎”的看法，“是大不然”，认为“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他进而提出对战国时期总的历史形势的看法，就是：“乌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司马光开宗明义即以纪纲、名分来规范历史，解释、评价历史，把历史演进、社会秩序一概归于“礼”，又把天子视为“礼”的执掌者等。在距离战国时期1000多年后，他还这样看待那时的历史变化和政治形势，实在是太保守了！这跟他盼前辈们如司马迁、杜佑、柳宗元等之以“势”与“理”来说明历史的进程相比，也相去太远了！对于《资治通鉴》所记的第一件史事和司马光所写的第一篇史论，胡三省在为其作注时，是一语道破了的。他认为：“《通鉴》始于此，其所以谨名分欤！”当然，《资治通鉴》中的“臣光曰”，也不乏精彩之笔，不无真知灼见，这要做具体分析，不应作绝对的看待。

最后，我想顺便提一下司马光所撰的另一部历史著作《稽古录》。这部只有20卷的编年体史书，部帙上约当《资治通鉴》的十五分之一，上起远古，下迄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其下限距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成书表进仅18年。曾有一些论者认为，《稽古录》是《资治通鉴》的缩写本，这是一种误解（司马光确有《资治通鉴》缩写本，即《资治通鉴举要历》80卷，因刊布未广，已佚）。从司马光的《进〈稽古录〉表》来看，此书由三个部分组成，其撰述顺序是：“三晋开国，迄于显德之末”，名曰《历年图》；“自六合为宋，接乎熙宁之始元”。各曰《百官表》，亦称《国朝百官公卿表大事记》；自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404年）而上，乃抄撮旧史而成。《稽古录》跟《资治通鉴》相比，除了部帙上的悬殊而外，还有两个不同之处。一是《稽古录》包含的上限和下限都超出了《资治通鉴》的范围，尤其是《百官表》这一部分，简述自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至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百余年史事，反映了司马光对本朝史的一些看法，是《资治通鉴》所不能代替的。二是《稽古录》的史论即“臣光曰”，一般不是就一人一事而发，而是对某个皇朝历史之得失盛衰的总结，可与《资治通鉴》中的“臣光曰”互为补充。因此，阅读《资治通鉴》，最好能以《稽古录》相对照、相比较。是书，近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各有点校本行世，足资参阅。

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北宋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人，世称涑水先生。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晚年官至门下侍郎，进尚书左仆射。《宋史》本传称他“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于物澹然无所好，于学无所不通，惟不喜释、老”。他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多为后世所诟病。其实，王安石变法的进取精神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历史经验的冷静思考，在本质上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对于《资治通鉴》这部历史巨著，今天的读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待它，弃其糟粕而取其精华，仍然可以获得丰富的历史智慧和可贵的现实教益。

[1] 本文是作者为岳麓书社重印涵芬楼影宋本《资治通鉴》所撰写的序文，见岳麓书社重印涵芬楼影宋本《资治通鉴》，1990年5月出版。

[2]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百二《文艺中·萧颖士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768页。

[3] 参见刘昫等：《旧唐书》卷十八下《宣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30页。

[4]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四《释通》，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33～434页。

[5] 司马光：《上〈资治通鉴〉表》，见《资治通鉴》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607页。

[6] 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页。

[7]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四《历代》，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207页。

[8]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通鉴不载文人》，黄汝成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485页。

[9] 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56页。

[10] 参见柴德赓：《〈资治通鉴〉介绍》，北京：求实出版社，1981年，第45页。

[11]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二章《史家的四长》，《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7～28页。

[12]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黄汝成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83～1084页。

[13]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七《史部·编年类》，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21页。

[14] 参见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通鉴》，黄汝成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477～1481页。

[15] 参见柴德赓：《〈资治通鉴〉介绍》，北京：求实出版社，1981年，第23～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