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中国史学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并具有极其突出的地位和作用。

一、史学帮助我们认识历史

作为文明古国，中国历史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其艰难曲折、伟大辉煌的历程，我们通过何种途径去认识它、理解它、尊重它，并为此而感到自豪，从而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从根本上说，史学，这是我们认识祖国历史的主要途径。2000多年前，处于春秋时期末年的孔子已经说到这个问题，他认为，“文献”是认识夏、殷历史的依据[2]。唐代史学家刘知幾把问题说得更为明白、易懂，他认为：历史虽已成为过去，但由于“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后世的人们通过阅读史书可以“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从这个意义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3]。这里，刘知幾不仅说明了人们认识历史的途径，而且也说明了史学对于个人和国家的极其重要性。

中国先贤对史学的这种深刻认识，是从多种视角展开的。史学家司马迁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4]政治家唐太宗说：“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5]；又说：“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6]思想家龚自珍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7]先贤们这种对史学重视的态度和精神，值得我们认真领会和学习。

我们之所以强调要重视史学，正是因为史学可以帮助我们去认识历史，并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增益智慧，从而积极地、有效地参与现实的历史运动。概括说来，这种积极性和有效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通过史学，人们认识历史，可以得知社会历史演进的过程及其发展规律“彰往而察来”，增强对历史前途的信念。

通过史学，人们认识历史，在不断认识历史的过程中，“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积累起来丰富的历史智慧。

通过史学，人们认识历史，进而认识到历史上那些“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8]的重大事件。懂得治国安邦的经验，并将其灵活地运用于现实之中，以有益于社会的进步。

通过史学，人们认识历史，可以从丰富的历史事实中，揭示出史学同作为人们精神世界的文化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史学是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另一方面，史学又是文化演进、发展的纪录和载体。由于史学与文化的特殊关系，如果从文化的观念来看史学的话，可以认为史学具有双重的文化品格。从狭义的文化说，作为精神产品的史学，是文化的一个方面；从广义的文化说，正是史学最全面地记录了文明时代人类文化的创造、积累和发展，或者说它最全面地反映了文明时代人类文化发展的面貌。既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又作为文化演进的记录或载体，这就可以看作史学的双重文化品格。认识到史学的这一文化特点，人们对史学的认识才有可能进一步深入，从而明确史学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性及其在社会中的重要位置。

通过史学，人们认识历史，还有一个重要方面的思想自觉，即中国历史自传说中的炎帝、黄帝开始，经夏商周三代，历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西夏辽宋金元以至明清及近代以来，约五千年的漫长岁月，从未因受到外力的打击而致使政治实体和文明进程中断；换言之，即这约5000年的中华文明乃具有连续性发展的特点，这在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中是仅有的、唯一的，而源远流长的中国史学正是反映这一文明发展之连续性的主要载体。可以说，中国史学是伟大的中华文明最有力的历史见证。

通过史学，人们认识历史，这是人们不断培育和增强民族精神的必由之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在漫长的历史传统和思想传统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最突出的表现有四点。第一，自强不息的革新进取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9]的古训，激励着世世代代有识之士致力于社会改革，追求“日日新，又日新”的社会进步。第二，以德为尚的宽阔胸怀，“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10]的精神境界，启示人们以德治国，以德从业，以德待人，以德律己，从而营造一个海纳百川、异彩纷呈的社会氛围。第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11]是先贤总结出来的人生与社会的哲理，它揭示了人生之路与国家命运都不是在平静中和无所作为中发展的，而尤其不能满足于现状。这种忧患意识是一个民族自我更新的强大动力。第四，抗击外侮的爱国精神，从戚继光到林则徐，从义和团运动到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曲折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得到提升。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同时也在历史的洗礼中砥砺着伟大的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总起来说，通过史学，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们能够认识历史，并不断从历史中获得经验、智慧，提高了分析现实和观察未来的能力，增强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意识，等等。正因如此，史学乃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二、继承优良传统，发展史学事业

史学给予我们精神上的熏陶和思想上的启迪，是我们神圣的精神家园，我们应当守护好这个精神家园，给它增添内涵，使它发挥新的作用，使它具有新的生命力。

为此，我们首先要继承这个精神家园所蕴含的优良传统。中国史学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如追求信史的传统，经世致用的传统，记载各民族间历史文化认同的传统，以多种体裁反映历史内容的传统，讲求文字表述的传统，为前朝修史的传统，官修史书与私人撰史互相补充的传统，重视史学家自身修养的传统等。这里，我们仅就前三个传统做扼要介绍。

追求信史的传统，要求历史记载、撰述符合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君举必书”，是这种要求的较早的表现。而“信则传信，疑则传疑”则是这一要求的范围的扩大。自西汉司马迁撰写《史记》时起，这一要求已有了广泛的社会共识，人们称赞《史记》所述“不虚美，不隐恶，其文直，其事核，故谓之实录”。唐代史学家刘知幾撰写《史通》一书，专设《直书》一篇，盛赞史学史上那些敢于秉笔直书的史学家。这个传统在具体表现上，是逐步走向深入、走向全面的：如正确对待事实、褒贬、文采撰史三要素的关系，而把事实置于核心位置；[12]正确看待国史、野史、家史各自的长短而做合理的抉择；[13]谨慎地、客观地考证前史中存在的讹误，祛其疑而存其真；[14]自觉地尽可能处理好历史研究、历史撰述中主体（人）和客体（天）的关系，防止过分突出了人的主观意向而无益于反映真实的历史。[15]

追求信史并不是史学家的最终目的，史家研究历史、撰写史书的目的，最终是要为社会所用。西周的政治家深深懂得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以及前者对后者的借鉴作用，强调“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16]。“彰往而察来”[17]的古训，包含了这方面的丰富的智慧。这种古今联系、以古为鉴、认识过去而观察未来的思想，在历代史学家那里得到了具体的表现和不同形式的概括。司马迁做纪传体通史《史记》，为的是“述往事，思来者”[18]；杜佑作典制体通史《通典》的目的是“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19]；司马光作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目的在于希望统治者能够“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20]；袁枢撰《通鉴纪事本末》，是为了揭示重大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使人们从一个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的演变中受到启迪[21]；熟悉历史、理解历史而又洞察历史。与现实密切关系的历史评论家王夫之认为，史书所以重要，是因为“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22]。上述史学现象表明，不论史学家撰写何等样式的史书，还是对历史发表评论，其中都包含着面对现实和未来的意向，包含着经世致用的宗旨。在这里，史家追求信史的职责和史学面向社会现实的品格，使求实与致用二者形成辩证统一的关系，这是中国史学的主流。

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中国从很早的年代起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自秦朝统一中国后，中国便走上了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道路。这一特点十分突出地反映在中国的历史文献和历史撰述中。一方面是大一统思想的发展：大一统思想萌发于《春秋》公羊学，随着秦汉政治统一局面的出现而得到发展，并深深地影响着此后中国政治形势的走向。另一方面是中国各民族间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的逐步深入：中原先进的文化传统向周边辐射出去，周边各族文化也丰富了中原文化，形成互动互补的文化发展格局；与此同时，中原地区历代王朝历史的更迭和衔接所产生的政治向心力和历史影响力的扩大，不断为周边各族所认同，或作为学习的榜样，或自认为是炎黄的后裔，以致自称是炎黄以来“治统”和周公、孔子以来“道统”的继承者。凡此种种历史现象，表明了一种自然发展的历史趋势，即历史文化认同的趋势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巩固。关于这些内容和趋势的记载，是中国史学的又一个优良传统。

当今中国史学，应当在继承上述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开辟新的道路。自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出现了“新史学”思潮、新历史考证学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它们在历史观和方法论方面各不相同，但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做出了出色的成就。其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因其同中国的历史命运、历史前途的关系更为密切，故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史学领域占有主导地位，虽然它在发展中出现过简单化、片面性的错误，但它从本质上提升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这无疑产生了重要作用，从而极大地推进了历史研究的发展。近3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逐步反思中走向更加健康的发展道路，显示出它固有的生命力和无可替代的主导作用。

人类历史包罗万象，从这个意义讲，历史撰述的内容也可以是包罗万象的。然而，人们认识历史、研究历史、撰写历史著作，终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点点滴滴的历史内容都反映出来，而是着重反映与社会发展、国家安全、民族关系、人民休戚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使人们从中得到启示、丰富经验、提升智慧，有益于当前的历史进步。史学如何在这些方面做得更好，更有成效？这是广大史学工作者有必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三、加强历史教育，促进民族复兴

上面所说的是关于史学发展的提高问题，同时史学发展还有普及方面的问题，所谓史学的普及问题，概括说来，就是把历史知识社会化，使其以通俗的形式表现出正确的历史内容而让更多的社会公众能够接受、乐于接受，以致受到历史的教育。就历史教育的重要性来说，它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当接受的，即既有这方面的权利，也有这方面的义务。因为历史教育是国民教育中最基础的教育。我们常说的民族素质、民族精神，首先得力于历史教育：例如，我们中华民族是如何发展、壮大起来的，它发展中经历了哪些成功的苦痛，有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它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过怎样的贡献，它今天又处在何种发展程度上，当今的人们能够从学习历史中得到哪些启示，面对现实中出现的错综复杂的问题，历史会给予我们什么帮助，等等。可见，普及历史知识，推动历史知识社会化，是提高全民族基本素质的一项崇高的事业。从事这项事业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团体都应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高度的责任心，努力把准确的、有启示意义的历史知识，以各种通俗的形式传播给社会公众，推动全民族基本素质的提高。

近二三十年来，普及历史知识的工作受到广泛的关注，各种新式的传媒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也确有许多值得称道的作品，如范文澜、蔡美彪等著的《中国通史》、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的《简明中国历史读本》等，又如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国宝档案》《我们的钓鱼岛》等，以及《文史知识》30年来每期刊出的“历史百题”、关于中国民俗的连载文章等，都是这方面的优秀作品在不同领域的反映。

值得关注的是，在普及知识的过程中，这些年来也出现了一些误区和不正确的做法。所谓误区，其一，是把严肃的历史知识任意“包装”，使其娱乐化、庸俗化，使其成了人们生活中的“调味品”，使其丧失了历史教育的意义。其二，是在各种场合大讲历史尤其是历史人物的讲者，有意无意地讲了一些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东西，却被认为这不属于学术研究，固而是可以原谅的，而不考虑到谬误流传给公众带来的危害。所谓错误做法，其一，是故意标新立异，与学术界已有的共识唱一点“反调”，混淆视听，借以“吸引”公众。其二，是避开大事，寻求“秘闻”，绘声绘色，加以渲染，把历史讲成了政治人物钩心斗角的故事、阴谋诡计的“汇编”，从而曲解了历史本质，也毒害了社会风气。这些不良现象，应当受到各方面的抵制，以纯洁历史知识社会化的氛围。

中国史学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它对我们维护民族团结，增益历史智慧，提升民族素质，激发爱国主义精神，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不可替代的激励作用。因而，守护好这个精神家园，是我们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任务。

[1] 原载《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2期。

[2] 参见《论语·八佾》，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6页。

[3] 刘知幾：《史通》卷十一《史官建置》，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1页。

[4] 司马迁：《史记》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78页。

[5] 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国史部·恩奖》，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657页。

[6] 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67页。

[7]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一辑《尊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1页。

[8] 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见《资治通鉴》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607页。

[9] 《易经·乾》象辞，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4页。

[10] 《易经·坤》象辞，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8页。

[11] 《孟子》卷十二《告子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98页。

[12] 参见吴缜：《新唐书纠谬》序，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页。

[13] 参见王世贞：《史乘考误》引言，见《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61页。

[14] 参见钱大昕为赵翼：《廿二史札记》所作之序，赵翼：《廿二史札记》，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885～886页。

[15] 参见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史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58页。

[16] 《尚书·召诰》，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13页。

[17] 《易经·系辞下》，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9页。

[18]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5页。

[19] 杜佑：《通典》引言，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页。

[20] 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见《资治通鉴》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608页。

[21] 参见杨万里：《通鉴纪事本末》序，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2页。

[22] 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