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著作和实践活动，都跟历史科学有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在纪念毛泽东同志一百周年诞辰之际，重新思考毛泽东跟历史科学的关系，这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既是一种缅怀，又是一种激励，是很有意义的。

一、历史见识和战略思想

毛泽东作为一个战略家，他在中国革命发展的每一个重要阶段上，都及时地提出了战略、策略方面的思想，指导革命继续前进。他的战略、策略思想的提出，一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二是根据中国革命发展的实际状况，三是根据历史发展和历史的经验。可以说，对于历史和历史经验的正确而深刻的认识，是毛泽东战略、策略思想提出的依据之一。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2]1941年5月，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又详细地阐述了研究现状、研究历史、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的重要，他严肃地指出：“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3]这些话，一方面概括了毛泽东本人在指导中国革命、制定战略策略方面的经验；另一方面也批评了革命队伍中所存在的不良作风，甚至是“极坏的作风”，反映了毛泽东在这方面所形成的一贯的思想。

毛泽东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见解是怎样体现在他的战略、策略思想中的呢？为了叙述上的方便和反映认识上的发展，对此，有必要作一个概括的历史考察。

怎样看待农民运动？这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毛泽东在1927年3月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开篇就讲“农民问题的严重性”。他指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4]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运动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么高的评价。毛泽东对农民运动之意义的深刻认识，把它称为“革命先锋”，肯定农民运动中所做的“十四件大事”是“革命行为”，这对他后来坚定地确立中国革命必须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有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深刻认识，得自他亲自的考察。同时，毛泽东对中国农民的历史状况的认识，也更加加深了他对考察所得的理解。比如，他在分析了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本质后指出：“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5]对现实的考察和对历史的认识相结合，毛泽东更清楚地看到了中国农民中所蕴含的巨大的反抗力量和斗争精神，而这主要是从贫农这个阶层反映出来的。从农村包围城市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革命的战略思想主要是由此而确立的。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提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策略原则。本文首先分析“目前政治形势的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为了论证这个“基本特点”，毛泽东首先讲了百年以来的中国历史：“中国是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国家。”而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从而“威胁到了全国人民的生存”。毛泽东从历史讲到现实，科学地阐明了“目前政治形势的特点”，并且十分明确地指出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自占领中国的“状态”和“方向”，是历史发展转折的关键。毛泽东进而尖锐地指出：“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反抗呢？还是投降呢？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呢？”[6]这里提出的问题，首先是个战略选择的问题。毛泽东为了说明形势的变化，会引起国内革命战争中敌人的营垒发生变化，于是他提出“让我再讲一点历史”，这就是唐生智、冯玉祥参加革命的事情和二十六路军的宁都起义，以及马占山在东三省的抗日行为。“所有这些例子都指明：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敌人的营垒是会发生破裂的。”[7]从“再讲一点历史”到对现实的敌人营垒的估量，是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思想的重要依据。在做了上述历史和现实的分析之后，毛泽东把他的战略策略思想归结为这样一段话：“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8]而“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或“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后来成了动员千百万人民群众和社会各阶级、阶层走向抗日并最后取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指导性思想路线。

在民主革命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做了精辟的论述。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长文中，为了论证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本文从“中华民族”和“古代的封建社会”讲起，同时又讲了“百年来的革命运动”，这是人们所熟知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认识和显示出来的器局，实际上已成了他对中国革命的总的战略构想的有机组成部分。继上文之后仅仅一个月，即1940年1月，毛泽东写出了《新民主主义论》这篇名作，论证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论证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已不属于旧民主主义的范畴。毛泽东在论证这些问题的时候，是从论述“中国的历史特点”入手的。他概述了“自周秦以来”直至“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性质，进而明确“我们要建立起来的，则是与此相反的东西，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毛泽东认为：只有把握中国的历史特点，才有可能认识清楚这些根本性问题，才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他在总结自己的论证时指出：“这就是现时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在中国从事革命的一切党派，一切人们，谁不懂得这个历史特点，谁就不能指导这个革命和进行这个革命到胜利，谁就会被人民抛弃，变为向隅而泣的可怜虫。”[9]毛泽东再次说明，认识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跟从战略策略上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直到胜利，实在是密不可分的。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在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之后，又专门论述了“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对“五四”以前的文化面貌和“五四”以后的文化面貌做了比较和分析，又划分了中国文化革命的“四个时期”。这些论述，对确定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方针，有重要的意义。

总之，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重大的历史性课题的论证，都是同认识中国历史及其特点相结合的；因此，他的这些论证不仅具有理论的形式，而且具有历史的形式，因而更易于被人们理解和接受。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和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写出了两篇重要著作，以确立新的战略策略。这两篇著作，一是1945年4月的《论联合政府》，一是1949年6月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论联合政府》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报告提出了成立“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目标。在经历了艰苦的14年抗日战争之后，这个目标是极其鼓舞人心的。在这个报告的第三部分即“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中，毛泽东用很长的篇幅回顾了“走着曲折道路的历史”，总结了1924年以来的革命历程，指出“全面的战争”和“片面的战争”将会给中国带来两种不同的前途；而成立联合政府，只能是全面的战争的胜利的结果。[10]这里说的“全面的战争”，即“人民的全面的战争”；“片面的战争”，即“压迫人民的片面的战争”。这是毛泽东概括的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战争路线与国民党的抗日战争路线的区别。毛泽东十分强调地指出：“为了使大家明了何以这个两条路线问题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必须回溯一下我们抗日战争的历史。”[11]根据历史事实而判断两条路线的存在及其区别，从两条路线分析两种前途，由两种可能出现的前途而坚定地抉择联合政府这一积极的结果。这就是毛泽东在当时为中国革命前途所制定的目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中，提出了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目标。这个目标的提出，是建立在自鸦片战争以来109年的革命斗争基础上的，尤其是建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28年的革命斗争基础上的。文章从“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讲起，讲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28年的斗争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是一篇极重要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12]毛泽东以“主要经验”同“主要纲领”相提并论，再一次证明历史经验同战略思想之密不可分的联系。

从以上的考察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两点认识。第一，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每一重大转折时期所提出的战略策略思想，不仅有鲜明的时代感，而且有突出的历史感：它的时代精神被它所蕴含的历史见识衬托得格外强烈；它所蕴含的历史见识则因跟时代精神相联系而显示出有分量的现实价值。第二，毛泽东著作中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策略思想的论述，都是宏伟的政论，同时也是卓越的史论，它们是政论同史论相映生辉的杰作。这两点，一方面反映出他的战略策略思想具有科学的、深刻的理论形式，另一方面又反映出他的战略策略思想具有为中国人所易于理解、易于接受的民族形式。

二、历史经验和现实运动

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之一，是它能够帮助人们认识和总结历史经验，以便更好地从事社会实践，推动历史进步；换言之，人们对历史经验的认识和总结，也在丰富着、发展着历史学。

毛泽东对历史和历史知识的重要性极为重视，原因之一，是他对历史经验的极为重视，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历史经验的阐述，特别是对中国近代历史经验的阐述，以及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极大地丰富了和发展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毛泽东重视运用古代的历史经验作为现实的借鉴。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初期，尖锐地批评了当时存在着的严重的流寇思想，是很突出的事例。1929年，他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指出：“一切流寇思想的表现，极大地妨碍着红军去执行正确的任务，故肃清流寇思想，实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应当认识，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13]这一历史经验的提出，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尤其是对红军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毛泽东是伟大的军事战略家，在他的军事思想中包含了对古代优秀的军事思想的继承，也包含了对古代军事史上一些重大战役的经验的总结与继承。他在《论持久战》这部著作中，讲到战争中主观指导作用的重要性时指出：“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观于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而益信。中外历史上这类事情是多得很的。”[14]关于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战例，他举出了晋楚城濮之战、楚汉成皋之战、韩信破赵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以为明证。毛泽东对战争规律的上述认识，正是从对这些战役的经验的总结中升华而来的。在革命战争年代，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再到夺取全国胜利，上述从历史经验中得到的规律性认识，是何等的重要！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从《毛泽东选集》来看，可以说是贯穿始终的。他在1944年写的《学习和时局》一文，是一篇关于总结历史经验的理论、方法论的大文章。他针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他说的几次大的骄傲是：“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在一九三〇年。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第三次是在一九三一年。红军打破了第三次‘围剿’，接着全国人民在日本进攻面前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在一九三八年。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某些相似的错误。这一次，又使得受这些同志的错误思想影响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在十几年中出现的四次“大的骄傲”，教训是极严重的，毛泽东严肃地指出：“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5]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是指郭沫若1944年3月发表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此文论述了1644年（甲申年）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从胜利转向失败的经过，叙述生动，寓意深沉。毛泽东在1944年11月21日致郭沫若的信中再次讲到此文，他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16]在这里，毛泽东是从古代农民起义的历史经验和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一条共同的规律：“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因此，都要“引为鉴戒”。他在这封信中称赞郭沫若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他又表示希望经过郭沫若的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的经验，并相信“会是很有益”的。所有这些表明，毛泽东对历史经验的认识，是从中概括出了事物发展的规律的；只有认识到这些规律，人们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从而在社会实践中达到预期的目的。尽管人们从事社会实践的时代不同，阶级不同，历史内容不同，但若不懂得历史，不善于总结历史经验，不自觉地从历史经验中获得鉴戒，都绝无例外地要受到胜利—骄傲—吃亏以致失败这一规律的制约。毛泽东在这方面的有关论述，是在半个世纪前写下的，今天读来仍然使人感到字字千钧。

以历史作为现实的鉴戒的思想，是中国史学史上一个古老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一个古老的优良传统。若干年来，有一种看法，认为古代的历史经验距离现实生活太远了，没有多少参考价值，这是不对的。应当看到，历史上的重大的经验教训，作为思想遗产，总是会给予后人许多智慧和启示。简单地模仿前人的历史经验和拒绝从历史上汲取智慧和启示，都是不足取的。《资治通鉴》是鉴戒名书的历史名作，1954年，毛泽东在谈到这部书的时候说道：《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藉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17]这段话，在说明究竟应该怎样对待古代历史经验问题上是有意义的，在说明应该怎样对待历史遗产问题上也是有意义的。

三、历史遗产和历史前途

毛泽东十分明确地指出了批判继承历史遗产对于争取光明的历史前途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历史遗产是过去的人们所创造的，历史前途是现在的人们正在创造或将要创造的，毛泽东认为这两种创造活动是不能割断的。

关于历史遗产，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讲过一段名言，是人们所熟悉的。他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8]从历史学的观点来看，这段话是科学的历史遗产观的概括。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我们这个民族”，是指中华民族；“特点”和“珍贵品”，是指中国历史的最基本的特点和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所创造出来的物质文明成果与精神文明成果。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中国历史的特点和“珍贵的遗产”都分别做了概括的论述。关于历史遗产他是这样概括的：“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的应用，也在欧洲人之前。”[19]他还讲到中华民族具有刻苦耐劳、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等精神品质，也是历史遗产的重要方面。概括起来，这里包括生产力、科学技术、文化典籍、各方面优秀人物的创造活动和精神品质等，都属于历史遗产范围，其中包含着丰富的珍贵品。而毛泽东说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提出了“总结”和“承继”的任务，是学习历史知识的深化，是指导现实运动必不可少的。

怎样总结和承继历史遗产呢？毛泽东关于历史遗产的理论，包含着总结和承继历史遗产的方法论原则。在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这一总的理论、方法论基本原则的指导下，毛泽东强调了两条方法论原则：一是坚持历史主义，二是区别精华和糟粕。

关于坚持历史主义。如上文所引，毛泽东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他讲的历史主义，首先是强调尊重历史，“不应当割断历史”，即强调历史运动中的古今联系和辩证发展。他关于这方面的理论，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做了如下的阐述：“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20]这一段话，是对历史主义方法论原则之要点的极明确的概括。其中，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一，现代的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发展而来，不承认它们之间的历史联系，甚至把它们完全割裂开来，是不尊重历史的做法，因而是不可取的。第二，尊重历史的真正含义，是对历史做恰如其分的评价，给它以科学的地位；尊重历史跟颂古非今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反映在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上，必须顾及历史条件，做具体的分析。正如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所写的那样：“象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21]这里说的“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当不限于为评价历史人物所适用；广泛地说，这适用于看待一切历史问题，否则，尊重历史也就成了空话。重复地说，任何历史评价，如欲不使之陷于片面性和简单化，就必须对历史条件做实事求是的分析，把它跟被评价的对象结合起来，从而做出正确的或近于正确的说明。这是一项严肃而艰难的工作，只有采取科学的态度和认真的精神才有可能获得科学的认识。

关于区别精华和糟粕。区别精华和糟粕，这是总结历史遗产必不可少的环节，实现了这个环节，才能达到科学意义上的和积极的继承。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讲到建设民族新文化的时候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22]提出区别文化遗产或历史遗产中的精华和糟粕的原则，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十分必要的。这是因为，凡在历史上出现过并存在下来的东西未必全是进步的；有的东西在它产生的时候是进步的，可是后来走向了它的反面；而从全局、从整体来看是进步的东西，也可能在局部和部分上存在着落后的方面。因此，总结和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就应当对其进行分析，辨别精华和糟粕，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精华和糟粕之间，并没有一条天然的界限，这就需要人们去辨别；要辨别，就不能没有辨别的标准。毛泽东提出封建性与民主性的区别或腐朽性与革命性的区别，是从总的原则方面指出，对历史文化遗产“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这个原则运用于对历史文化遗产做具体分析时，情况自然要复杂得多；历史研究和历史评价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努力揭示这种复杂的情况。举例来说，对于某一位思想家的思想遗产，或对于某一部文化典籍来说，往往是精华与糟粕共存，不能做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然而只要经过认真分析，还是可以认识到其中孰为精华、熟为糟粕，甚至也可以认识到它的主要倾向。应当承认，按照一定的标准加以鉴别，精华和糟粕是可以认识的，因而也是可以区别开来的；这种区别不是机械的，而是辩证的，即使对精华、糟粕也不能做绝对的看待。总之，区别精华和糟粕，是一件必要的和细致的科学工作，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最经常和最具体的运用。

1960年，毛泽东在跟两个外国代表团谈话时，又一次讲到“应该充分地利用遗产”的问题，主要是阐述了“批判地利用遗产”的方法论问题。他说：

应该充分地利用遗产，要批判地利用遗产。所谓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也有它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时期。我们要注意区别发生、发展和灭亡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因为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若干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把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时期的文化区别开来，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我们不能无批判地加以利用。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我所了解的是这样，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这样。至于充分利用它们，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古典著作多得很，现在是分门别类地去整理，重新出版，用现代科学观点逐步整理出来。[23]

毛泽东的这一段谈话，是对他20年前即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提出的有关论点的补充和发展。从批判继承历史文化遗产的理论、方法论来看，这里有几个问题是很值得注意的。首先，是提出“封建时代的文化”同封建主义文化相区别的概念：前者是整体，后者是部分。毛泽东明确指出，封建时代的文化，既有封建主义的东西，又有反封建主义的东西，二者不应混淆。现今，在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史学史等专史研究中，还存在混淆这两种概念、两种事物界限的提法，是应当得到纠正的。其次，是提出对于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应一概否定，要把封建社会在发生、发展时期的东西跟它在灭亡时期的东西区别开来，在前一个时期产生的东西中有很多还是值得肯定的。再次，是提出对于反封建主义的东西也要做具体分析，因为它在那个时代产生，或多或少都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故亦不应无批判地利用。这几条，把坚持历史主义和区别精华与糟粕阐述得更加深入、更加具体了，是毛泽东关于批判继承历史文化遗产方法论的新发展。最后一条，是指出了在充分利用历史文化遗产方面，“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现在是分门别类地去整理，重新出版，用现代科学观点逐步整理出来”。他说的充分利用、分类整理、科学观点，是提出批判继承历史文化遗产的具体要求；这三者又是互相联系的，而最终的目的还要充分利用。充分利用，不仅着眼于现在，还着眼于未来，着眼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前途。今天，我们伟大的国家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不论是物质文明建设还是精神文明建设，都要求我们充分利用历史文化遗产，发挥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重温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深深感受到他的思想的伟大生命力和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和历史科学的关系，从极其广阔、极其深刻的程度上，反映出了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一位伟大的政治、军事、思想战略家，一位伟大的导师对历史科学的认识、阐述和在社会实践中对它的运用。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是巨大而深远的。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和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在实践上，是指导中国革命不断前进直至取得胜利的思想武器之一。对毛泽东和历史科学这个重大课题的研究，不仅在史学上是重要的，而且对于人们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和社会实践更是重要的。

[1] 原载《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4期。

[2]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页。

[3]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97页。

[4]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13页。

[5]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页。

[6]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2～143页。

[7]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6页。

[8]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页。

[9]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4、665页。

[10]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4～1038页。

[11]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4页。

[12]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80页。

[13]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4页。

[14]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91页。

[15] 以上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47～948页。

[16] 毛泽东：《致郭沫若》，《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1页。

[17] 转引自谭其骧：《学者、才子、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好干部》，《吴晗纪念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34页。

[18]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534页。

[19]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2～623页。

[20]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8页。

[21] 载《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2日。

[22]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7～708页。

[23] 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168～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