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家具有讲求德、才、学、识的优良传统，四者皆备，是史学家修养的最高境界。其中，“史德”是指对历史事实的忠实、对史学事业的忠诚，二者密不可分。“史学”，是指历史知识和相关知识的累积。“史才”，是指对历史知识驾驭的能力和历史撰述的能力以及文字表达的能力。“史识”，是指对具体史事、历史进程判断的能力和对史学这项事业、这门学问的理解能力。今天我们讲理论修养问题，主要同前贤所论史识直接相关，也同史德、史才、史学密不可分。

一、中国史学具有重视思想和理论的优良传统

在中国历史上，孟子是较早对历史著作的内容、思想和表述进行评论的思想家，他在讲到事、文、义的内涵时，特别指出孔子最重视“义”[2]。孔子重视的“义”，是褒贬之“义”，是价值判断，而判断的标准是《周礼》。我们读《春秋》《论语》《礼记》等书，对此感受极深。显然，孔子时代的指导思想，是以《周礼》为依据的[3]。

孔子之后，大史学家司马迁强调“好学深思，心知其意”[4]，所谓“心知其意”，也是强调思想的重要。司马迁在理论上的许多论断，反映出他在这方面的深厚修养，如他指出：

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5]

这是指出了事物变化的法则，以及这一法则背后的原因。又如，司马迁指出：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6]

如果说，前面一条论断是指一般的历史进程的法则的话，那么这里所讲的是专指社会经济活动运行的法则。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我们从司马迁对《春秋》中关于“人”的评价，从他说明撰述《史记》“述往事，思来者”的目的，以及他考察社会历史的“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方法，都可以看到司马迁丰富的历史思想。同时，他在《史记》中多处讲到“时”“势”“理”“道”这些概念，也都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理论色彩。

此后，唐代史家杜佑关于国家职能的论述[7]，关于民族关系的论述[8]：南宋史家郑樵关于“会通”思想的阐发[9]；元初史家马端临关于历史进程中的“相因”与“不相因”的见解[10]；明清之际史家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对专制君主的批判，顾炎武《亭林文集》对历代政治制度的总结、分析，王夫之《读通鉴论》《宋论》对以往全部历史的判断和“势”与“理”关系的揭示，都具有丰富的理论含量。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章学诚曾概括了中国古代史家阐述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未尝离事而言理”[11]。认识了这一特点，我们对中国古代史家的思想、理论自会产生一种新的理解。[12]

近代以来，梁启超倡导以进化论为核心的历史哲学指导历史研究，认为这是衡量“良史”的基本标准。他在《新史学》一文中指出：“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13]

李大钊、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直到刘大年、尹达、白寿彝等，则都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方法论来研究历史，并做出了多方面的学术贡献。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自序》中，一方面肯定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学术界曾经起到了“支配”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明确指出：“但那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社会的来源既未认清，思想的发生自无从谈起。”[14]郭沫若充分肯定罗振玉、王国维的学术贡献，认为：“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15]同时，郭沫若进而坦诚地申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是他学习的榜样，“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辩证唯物论的观念”[16]，是他撰写本书所遵循的原则。应当承认，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方面，是一位伟大的继承者和开拓者。《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至今，80多年过去了，不论是赞成、反对还是“修正”他的学术见解的人，无不受到他的理论、方法和见解的影响与启示。这充分表明，理论修养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已有一些历史学家编写出了中国通史，但是像范文澜那样，发表《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的文章，对自己编写的中国通史从理论上进行总结并做出自我批评的史学家[17]，堪称中国史学史上的第一人，这是从另一个方面说明理论修养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他们的理论著作如李大钊的《史学要论》、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等，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上述这一简要的思想历程表明，中国史学自古以来，确有重视思想理论的优良传统，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代这一传统的具体内容有所变化，但其总的趋势却是贯穿古今的。

二、理论修养的三个层次

当今我们所讨论的史学工作者的理论修养，可否着眼于这样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的理论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论，现阶段的史学工作者还是要努力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中国学者对唯物史观的解释和运用，已有90多年的历史了；中国史学家运用唯物史观阐明中国历史进程，也有八九十年的历史了。其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过程中，是非得失，经验与教训，自是客观存在，这就需要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明白得者有何价值，失者有何危害；真正认清这些问题，就可以避免绝对肯定和完全否定的偏向，使今天强调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不会成为一种空谈，更不会成为教条主义的翻版。因此，这就需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清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这里涉及的理论问题都与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有关，属于第一个层次即最高层次的理论问题。

第二个层次的理论是专业基础理论。任何学科都有自身的理论，从历史学来说，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历史学对于国家、民族和社会来说有何功用，以及历史研究的方法、历史编纂的内容和形式、历史文献同历史编纂的关系、历史学同其他学科的关系、史学工作者的基本素养等，都是历史学的学科基础理论。当然，在这个层次中，包含着几个更细致的层次，如关于历史和历史学的认识，关于历史学社会功用的认识，关于研究历史的方法的认识以及关于史学工作者自我修养的认识等。对于这些问题，李大钊的《史学要论》（1924年）和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1938年）都做了开创性的研究与论述。20世纪60年代，翦伯赞结合当时历史学界的实际，发表了《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1961年）和《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1962年）这两篇被称为“纲领性文献”的论文，把专业理论问题进一步推向深入，对历史研究和历史学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史学界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在专业基础理论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应当坦率地承认，对于上面提到的这些理论问题，并不是所有的史学工作者都十分关注。比如，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什么是历史理论、什么是史学理论，这些基本概念常常是被混淆着使用的；至于对历史学的社会功用及其在社会中应有的位置，我们往往会认为这是常识问题，很少给予关注和论说。这种现象既不利于历史学的自身发展，也不利于社会公众对历史学的认识，不利于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历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

第三个层次的理论是在具体研究中提出的理论认识。这方面的理论问题并不完全是依据史料就能解决的，它需要从事实的层面上升到理论的层面，才能对所研究的对象有深刻的认识和明确的概括。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史学界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进行过热烈的讨论和辩难。这些问题既是历史问题，也是理论问题，如所谓“五朵金花”之一的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和辩难就是其中的突出问题之一。就历史材料来说，大家各有深入的发掘，问题在于怎样判断这些材料的性质，这就需要有理论的说明，尤其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特点的分析。应当说，诸如此类的学术论争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历史研究的发展和研究者理论水平的提高。不论是史学家群体还是史学家个人，都是如此。前面提到的范文澜总结自己对中国历史研究与编写中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即“非历史主义”观点，“在叙述方法上缺乏分析，头绪紊乱”（其中包含“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阶级斗争论是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在生产斗争中的科学发明”“汉族社会发展史的阶段划分”“汉族封建社会的分期”“初期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历史上战争的分类”等），都反映了范文澜对历史的认识，尤其是理论上的认识，这成为他的“独断之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又如，白寿彝的“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关于统一多民族的历史”以及“论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等问题，反映了他对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和中国历史进程的认识，这也成为他的“独断之学”的一个重要部分。[18]这里说的“独断之学”，语出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本意是指独到的见识、论断的高明，他认为：“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犹日昼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岁功，则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则有两伤之弊。”[19]这就是说，高明的论断和严谨的考据都是治学中所必需的，如果二者“自封而立畛域”，不相联系，则有“两伤之弊”。章学诚的这一认识，对当今的史学发展，仍具有启发意义。

当然，这三个层次的理论不是割裂的，第一、第二两个层次的理论，对第三个层次的理论所得具有指导的作用，而第三个层次的理论所得，则有可能丰富第二个层次以至于第一个层次理论的内涵。认识这种关联，对提升史学工作者的理论修养十分重要。

三、理论修养对于历史研究的实际意义

史学工作者的理论修养并不表现为把理论挂在嘴边，也不在撰述中连篇累牍地引用经典，而是蕴含在思想深处，渗透于对研究对象的把握和文字表述的字里行间，这同把理论简单化和形式化有根本的区别。理论修养对于历史研究有多方面的实际意义。

第一，理论修养有助于明确治史的方向，严肃治史的宗旨。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理论，认识社会同史学的辩证关系，即一定的时代产生一定的史学，而一定的史学又反作用于这个时代；同时，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又有独立存在并影响当世与后世的特点和作用，这是我们研究史学史的基本方向。准此，则史学同社会的关系，尤其是史学同政治的关系，也就不难理解了（在这个问题上的误解，常常把人们引向错误的方向，认为史学同意识形态无关，同政治无关）。有关这方面的问题，都是十分严肃的问题，必须十分谨慎地对待，所谓严肃的治史宗旨，亦即由此而确立。

第二，理论修养有助于在宏观把握下对具体研究对象的恰当定位。以全面的和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是马克思主义看待历史的基本方法之一。历史研究者往往专注于某一具体问题的研究（当然，这是必须具备的研究能力）；但是，如果对于这一具体研究得出不恰当定位，则又损害了其研究所得，而解决这个关键问题的途径，是要求研究者对历史或史学有一个比较宏观的把握或宏观的视野，给研究得出一个恰当的定位，使其具备应有的说服力。恩格斯曾这样指出：

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所以，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总画面，其中各个细节还或多或少地隐藏在背景中，我们注意得更多的是运动、转变和联系，而不是注意什么东西在运动、转变和联系。[20]

我们是不是可以做这样的理解：当我们研究某一具体问题时，首先要关注与这一具体问题相关联的事物的整体“画面”，然后才有可能考察这一具体问题在整体“画面”中所处的位置及其动态。为了做到从宏观上把握研究对象，有一个传统的方法，即做学术编年或资料长编，这样做往往还会有意外的收获：除了为某一具体研究问题做比较恰当的定位，使其具有开阔的视野，避免就事论事或评论失当，从而具有相应的学术品位外，同时，还会在宏观把握中因注意到事物之间的联系而发现一些新的问题。

第三，理论修养有助于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自然和社会的又一个基本方法论，运用这一方法论的原理和要求，可以帮助人们学会用发展的和辩证的观点看待各种事物，进而认识事物演变的规律。郭沫若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作《中国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这给了我们很大启发。后来读到章学诚论中国古代史书体裁，从《尚书》讲到《春秋》《左传》，从《史记》讲到《资治通鉴》，最后讲到《通鉴纪事本末》，认为这是“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21]的演变过程，这里就包含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又如刘知幾继承前人的思想，强调在史学批评中要做到“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22]，也包含着鲜明的辩证思想。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待中国历史进程，往往可以从中抽绎出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认识，如白寿彝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主流的论断，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和民族杂居地区的历史进程同中国封建社会整体发展的关系的论断，刘大年和白寿彝关于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存在着朴素的唯物思想和朴素的辩证思想的论断等，都从理论上提高了对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认识。这些认识，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丰富，对进一步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有重要的启示。

第四，理论修养的提高和对研究对象整体的关注，自会促使研究者从宏观上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进而把相关领域的研究推向更加深入的阶段。以认识中国史学为例，如关于中国史学的人本主义传统、从认识史学到认识历史的自觉、关于国家起源的“猜想”和描述、关于多民族发展途径之差异的原因、关于历史进程中诸因素的“相因”与“不相因”的分析等，这些从前人论述中概括出来的问题，“逼迫”着我们以恢宏的视野看待中国史学，去思考，去探索，从而对中国史学不断产生新的认识。

近一个世纪以来，不论是“新史学”的倡导，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播，以及国外史学的理论、方法论的引进，都首先从理论上推动中国史学的发展。当今中国史学的进一步发展，仍然离不开理论的支撑和指导，在某种程度上讲，只有理论的不断提高，才能推动史学的不断进步。希望有更多的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对理论修养倾注更多的热情，这不仅关系到中青年史学工作者自身的史学前途，更关系到中国史学的前途。

以上这些肤浅认识，提出来供大家参考，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1] 原载《辽宁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2] 《孟子》卷八《离娄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92页。

[3] 《春秋》用例，如言崩、薨、卒，言攻、伐、灭，言弑、杀、诛等，实则都是据礼而书，不是随便书写的。《论语·颜渊》记孔子答颜渊所问，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表明，人的言行规范，均当符合于礼。《礼记·哀公问》记鲁哀公问礼于孔子，孔子说：“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可见礼的重要性具有根本的意义。

[4] 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6页。

[5] 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42～1443页。

[6]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54页。

[7] 杜佑：《通典》引言，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页。

[8] 杜佑：《通典·边防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978～4979页。

[9] 郑樵：《通志》总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页。

[10] 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页。

[11]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易教上》，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页。

[12] 参见瞿林东：《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9～47页。

[13] 梁启超：《新史学》，见《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0页。《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250页。

[14]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页。

[15]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页。

[16]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页。

[17] 范文澜：《范文澜全集》第十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13～270页。

[18] 参见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5～34、49～70、14～19页；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98页；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4～25页。

[19]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四《答客问中》，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8～39页。

[20]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3页。

[21]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书教下》，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61页。

[22] 刘知幾：《史通》卷十四《惑经》，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