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过去的现实，而今天的现实也将成为未来的历史。社会调查是研究现实的社会，历史研究是考察过往的社会，二者都以社会作为研究的对象。同时，社会调查从现实的社会问题入手，但往往要涉及历史研究，而历史研究从历史资料（包括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等）入手，却也常常需做社会调查。概而言之，社会调查中本有历史研究，历史研究亦不可缺少社会调查。社会调查和历史研究的这种联系，反映了现实和历史的联系。历史工作者不断地提高对这一认识的自觉性，把社会调查和历史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是进一步发展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途径之一。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2]他以此为喻，说明“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这个论点具有广泛的意义，即人们要真正认识历史，不能不首先认识现实。毛泽东也提倡把研究现状跟研究历史结合起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是一部关于社会调查的文献，但其关于社会调查的理论、方法以至于调查所得到的材料，对于我们研究历史都具有指导和启发作用。

那么，社会调查对于历史研究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我讲几点初步的认识。

首先，社会调查可以丰富人们的历史认识，加深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如前所说，历史研究是考察过往的社会，主要借助于历史资料揭示历史发展的过程和规律。但是，史学工作者通过社会调查，从现实生活中摄取许多生动的知识，这在丰富历史认识、加深对历史的理解上，往往会起很大的作用。这样的知识，在书本上、书斋里是得不到的。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有一段文字写他调查当地农民“卖奶子”（即卖儿子）的事实。他说：“我就是历来疑心别人的记载上面写着‘卖妻鬻子’的话未必确实的，所以我这回特别下细问了寻乌的农民，看到底有这种事情没有？细问的结果，那天是三个人开调查会，他们三个村子里都有这种事。”[3]接着，他写了许多农民“卖奶子”的悲惨景象，并得出这样的结论：“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4]在中国史书上，关于农民“卖妻鬻子”的记载，俯拾即是。毛泽东以他亲身调查所得的事实，证明这些记载并非危言耸听，而是真实可靠的，从而加深了我们对中国历史上农民的苦难的认识。毛泽东把农村地主阶级划分为两部分，即“公共地主”和“个人地主”。公共地主包括祖宗地主、神道地主和政治地主，个人地主则包括大地主、中地主和小地主。他分析贫农时，把贫农划分为四个阶层：第一是半自耕农，第二是佃农中之较好的，第三是佃农中之更穷的，第四是佃农中之最穷的。[5]他这样分析解放前农村中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近代中国以至于更早时期中国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构成，也可以说是提供了“钥匙”。中国有2000年左右的封建社会史，对封建贵族大地主的解剖，文学上早已有《红楼梦》问世，而史学上则很少有这方面的论著。近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一书，此书的几位作者利用曲阜孔府的四千余件明清档案材料，并结合社会调查（包括对孔府的考察），剖析了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典型贵族地主家族的各个方面，从而向人们展现出封建制度下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精神控制等一幅幅生动的图画。从现今的人们认识中国封建社会来说，这部书也可以说是一把“钥匙”。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描述的人类童年时期的历史，以及人类由野蛮步入文明的门槛那个过程的种种情景，如婚姻形式的发展变化等，在中国历史上是否也存在过呢！答案自然是肯定的。但是，我们的先民对人类童年时期婚姻形式发展的历史并不清楚，只留下了一些“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之类的记载，以及由此而演绎出来的许多美丽的神话、传说。我们对于这个问题能够获得比文献记载更生动、更丰富、更确切的认识，则来源于社会调查，尤其是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例如，《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和母系家庭》一书[6]的作者运用大量的调查材料，勾画了纳西族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还残存的母系家庭的画面，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中华民族各个民族都曾经历过的历史过程。像这样的社会调查，不仅能够丰富人们对客观历史的认识，而且也能够加深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理解，在史学上和理论上都是很有价值的。

其次，社会调查还可以纠正以往的历史记载和历史研究中的谬误。历史研究的重要材料是历史文献，而历史文献并非都完全可靠，或出于误记，或来自传闻，或是在辗转抄写时发生乖舛，都可能造成文献记载上的谬误。依据这样的历史文献撰成的史书，自然也就把谬误带了进来。所以宋人吴缜著《新唐书纠谬》，李心传著《旧闻证误》。不过，他们都是根据对文献的考证来做这种纠正谬误的工作的，这当然是必要的。然而，有些谬误则只能通过社会调查或实地考察才能得到纠正。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抗日战争时期，曾“跋涉于洮、湟、西倾间者一年，亲接蒙、藏、回、土诸兄弟民族，视野为之大扩；以彼地风尚证之中原古史，雅有同揆”；后来，他又到了云南，“神游于彝、傣、苗、瑶诸族之境”。在这个过程中，他进行了认真的社会调查。他的《史林杂识》（初编）一书，就是“半系读书与教学时之所感触，半则旅行少数民族地区之所见闻，藉斯启发，往往可以批判战国游士之臆说与汉、魏经师之误解”[7]。顾先生学识广博而精深，他把文献资料和社会调查结合起来进行考史，从而纠正了一些传统说法的谬误，这就有力地证明了社会调查在历史研究工作中是不可缺少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在实地考察中，证明1082年北宋和西夏的永乐城大战的遗址，不在陕西省米脂县西南的永乐村，而是在米脂县的马湖峪；证明前人和今人一再“论证”其存在和作用的所谓“巢肥运河”（即沟通安徽肥水和施水的运河）原来是子虚乌有的事；证明在战国、秦汉时期名噪一时的萧关故地，不在平凉市西的三关口，而很可能在泾河支流瓦亭川和清水河的上源分水处；等等。所以史先生感慨地说：“俗语不实，流为丹青”；“如果不是亲历其境，就难免讹误相承，无中生有，不易是正了”[8]。侯仁之先生对陕北榆林地区的考察，证明一向被中外地理学者所引用的所谓“榆林三迁”（意即榆林自建城以来，为了逃避风沙的威胁，已经三次向南迁移城址）的说法，原来只是“谣传”，是“神话”[9]，也属于这类情形。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来看，历史工作者通过社会调查或实地考察，纠正以往历史记载和历史研究中的谬误，这是一种尊重事实的精神，是实事求是的学风，是应当大力提倡和发扬的。

再次，社会调查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还在于，它往往是历史工作者获得对历史的新认识的途径。近代以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每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几乎都使历史研究者获得对历史的新的认识，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即使是一般的社会调查或实地考察，也会使一些历史学家神思驰骋、茅塞顿开，以至于产生新的创见。在我国历史上，许多有成就的史学家都曾对社会做过调查和考察，司马迁便是其中突出的一位。他从二十岁起，漫游江、淮、沅、湘、汶、泗，涉足齐、鲁、梁，楚、巴、蜀。他的《史记》写得有血有肉，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10]，这同他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掌握了丰富的社会历史知识有很大的关系。隋炀帝时，吏部尚书裴矩曾负责张掖地区隋与西域诸国“交市”即贸易事宜，因而接触了许多西域商人。裴矩“乃访诸商胡国俗、山川险易，撰《西域图记》三篇，合四十四国”[11]。他在这书的序言中说：西域地区的历史变化很大，“或地是故邦，改从今号，或人非旧类，因袭昔名”，因此，他“寻讨书传，访采胡人，或有所疑，即详众口。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即丹青模写”[12]。可见裴矩是很善于做社会调查的，他在此基础上写成的《西域图记》一书，是当时人们认识西域各国历史、地理、民俗的最新成果。唐末人樊绰所著《蛮书》十卷，是关于云南历史、地理的著作。这书，也是作者经过实地考察，“作了一番有关南诏的调查研究工作”，并结合对以往的文献资料的研究才得以写成的。[13]当代史家提出的一些创见，也有不少是跟社会调查或实地考察分不开的。读过翦伯赞先生的《内蒙访古》的人，几乎没有不被他对祖国历史的那种深沉的感情以及他那种散文诗般的娓娓而谈所吸引的。他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一节中意味深长地写道：

这次访问对于我来说，是上了一课很好的蒙古史，也可以说揭穿了一个历史的秘密，即为什么大多数的游牧民族都是由东而西走上历史舞台。现在问题很明白了，那就是因为内蒙东部有一个呼伦贝尔草原。假如整个内蒙是游牧民族的历史舞台，那么这个草原就是这个历史舞台的后台。很多的游牧民族都是在呼伦贝尔草原打扮好了，或者说在这个草原里装备好了，然后才走出马门。[14]

这样一个认识，只有在对呼伦贝尔草原进行考察之后才能得到，以至于像翦老这样著名的历史学家也认为是“上了一课很好的蒙古史”，足见社会调查或实地考察对于历史研究是何等的重要。前面讲到史念海先生通过野外考察，订正了一些文献上的讹误，补充了一些文献上的疏漏。史先生认为，这还不是野外考察的主要任务；野外考察的主要任务是了解历史时期自然环境的变化及其影响，并使这些变化和影响成为当前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根据。[15]他的《河山集》就是为着这样一个目的，把文献资料和野外考察结合起来而产生的丰硕成果。他在书中，详细地论述了黄河中游的侵蚀、侧蚀、下切，黄河下游的堆积，由于黄河变迁所引起的陵、原、川、谷的变化和城乡的兴废，以及森林分布的状况跟黄河变迁的关系，并且还探讨了今后治河的方略；同时，他还提出长江下游水道南北来回摆动的现象，以及这种现象可能给未来的经济建设造成损失的问题。这些关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之间关系的创造性见解，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作者的实地考察工作。这些事实说明，历史工作者要在历史研究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是不能完全局限在书斋里和书本上的。

最后，从发展的观点来看，许多社会调查都是在为未来的历史研究积累资料。社会调查为治现代史者所必需，这是不言而喻的。而有些关于现实生活的社会调查资料，即或不是为了要写进现代史而做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也就成了宝贵的历史文献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社会调查是在为未来的历史研究积累资料。毛泽东同志在20世纪30年代初所做的农村调查，如《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等，是为了制定当时革命斗争的战略和策略而做的，是为了制定革命根据地的政策而做的。但是，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当我们研究那个时期的历史的时候，这些调查就成了最具有权威性和真实性的历史文献了。去年，白寿彝老师送给我一本再版的《南疆农村社会》，[16]并说“这是一本很好的书”。这本书，初版于1953年。从当时来看，它是一本反映现实情况，主要是供农村工作同志参考的书。从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南疆农村社会的基本情况，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三年南疆农村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因此，我们今天展读这本书，无疑就是在读南疆的历史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全国范围（除台湾省以外）所进行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历史调查，其文字积累在2亿字左右，这对于今天的历史工作者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历史变化来说，是一笔多么宝贵的历史文献财富！可见，社会调查不仅对研究以往的历史有重大的意义，而且为后人留下翔实的文献资料，对未来的历史研究，也有重大的意义。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历史科学愈是面向未来，愈是需要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19世纪40年代恩格斯做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做了中国农民阶级状况的调查。他们的调查，在一定的意义上都成了伟大历史事变的序幕。现在，我国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改革的时代。历史工作者可以从恩格斯和毛泽东那里得到启示，把历史研究、社会调查跟当前的社会改革紧密地联系起来。如果有相当数量的历史工作者，能够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一个村、一个乡、一个县，或者一个厂矿、一个企业、一个城市，做比较周密的调查，那就不仅对当前的改革有很大的好处，而且也为21世纪我国历史科学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文献资料。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新的历史时期要求历史工作者不断开阔自己的视野，即不但锐意于史学理论的探索和历史文献的研究；而且把目光投向广阔的社会生活，有计划地做一些社会调查，并在这几个方面结合的基础上，提出新的创见、新的成果。这对于现代史、民族史、地方史的研究来说，是必需的；对于近代史、古代史以及其他各种专史的研究来说，同样是不可忽略的。

[1] 原载《红旗》1984年第14期。

[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页。

[3] 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0页。

[4] 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3页。

[5]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6～133页。

[6] 詹承绪、王承权、李近春、刘龙初：《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和母系家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7] 顾颉刚：《史林杂识·小引》，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4页。

[8] 史念海：《河山集·二集·自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第9页。

[9] 参见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5～138页。

[10]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20页。

[11]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百《裴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32页。

[12] 魏徵等：《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579页。

[13] 参见樊绰：《蛮书校注·序言》，向达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页。

[14] 《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98～399页。

[15] 参见史念海：《河山集·二集·自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第7～19页。

[16] 参见《南疆农村社会》第二版，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之一，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