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二大以来，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之下，我国史学界一些同志提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是有它的必然性的。从现实的观点来看，它反映了新的历史时期对史学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要求史学工作者对60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做必要的回顾，以便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开创史学工作的新局面。因此，我认为对于这个问题有做比较广泛的讨论的必要。

一、建立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什么是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这样的史学的重要性何在？我认为：对于这样一些问题，毛泽东在基本的理论原则方面是已经为我们解决了的。40多年前，他在讲到批判总结我国历史遗产的时候，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因此，我们应当“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使它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论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必须具有“中国的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考虑到中国历史的特点，而且还要考虑到中国现实的国情和民情。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在历史研究领域获得“一定的民族形式”，它的无与伦比的真理性才能在历史研究领域大放异彩，从而为千百万人民群众所掌握。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的论断，对于我们今天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来说，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后，毛泽东同志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又进一步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重要论点。所谓“民族的”，是指“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所谓“科学的”，是指“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这就是要体现“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即马克思主义。所谓“大众的”，是指“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因而要求“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毛泽东的这些话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说的，反映了鲜明的时代精神。但我们必须看到，他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之论点所包含的一些基本原则，在今天仍然有指导意义。是否可以认为：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后者应当在内容上反映出新的时代精神，而在本质上则仍然应当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对于史学来说，也不能例外。

二、科学的内容与民族的形式问题

如果上面的这些认识大致不错的话，那么，根据毛泽东一贯的思想，结合中华史学的实际情况，所谓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否应当着重从科学的内容和民族的形式这两个方面提出要求。

先说科学的内容。这是要求历史研究和历史撰述能够真实地反映历史的进程和规律，恰如其分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对前人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的经验教训做出唯物的和辩证的总结，厘清并阐释历史文化遗产的精华和糟粕，等等。要做到这些，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必须占有大量的和确凿的历史材料，善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3]。在这里，没有理论指导，不行；没有材料根据，也不行；有了理论和材料，不能找到正确的结论，还是不行。这是因为：理论的分析不能代替历史的叙述，材料的堆积当然无法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而正确的结论则只能在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对材料的分析研究和综合研究才能找到。可见，所谓科学的内容，应该是理论、材料和正确的结论的统一。中国史学家有讲求德、才、学、识的传统。从今天的观点和要求来看，科学的内容就是史德、史识、史才和史学的统一。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科学的内容应当充分体现民族的特点，这在历史科学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通过对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的研究，找到了一把解开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上那些极为重要的哑谜的钥匙，从而“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始了一个新时代”。[4]而马克思之所以特别地偏好研究法国过去的历史，那是因为“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5]。这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无疑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事实证明：人类社会历史的共性总是寓于某个具体民族或国家的特性之中，因此，越是充分地揭示出这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的特性，就越是能够丰富和充实人们对人类社会历史之共性的认识。中国历史也有自己的特点，如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古代文化曾经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影响着世界文明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近代中国成为列强侵略的对象以及中国人民具有反抗内外压迫的长期而英勇的斗争传统等；科学地、详尽地揭示这些特点的各个方面，不仅可以充分显示中国历史的民族特性，而且还可以极大地丰富世界历史的内容，开阔人们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视野，深化人们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总之，反映民族的特点，应当成为史学科学的内容之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说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内容应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表现出来，这主要涉及史学工作者的史才。当然，史才也不能完全脱离史德、史识和史学而独立存在。

毛泽东同志说：“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6]从历史科学来说，所谓民族的形式，依我的肤浅的理解，应包含史学工作者的思想形式、史书的编撰形式和文字的表述形式这几个方面。是否可以这样说：中国史学家的思想形式的民族特色，在古代，主要表现在关于天人关系、古今关系、治乱关系、礼治与法治关系、“势”与“理”关系、华夷关系、伦理关系等方面极为丰富；在近代，则代之以国家强弱盛衰与民族存亡的关系、中国与外国的关系等。这样一些思想形式，在中国传统史学上曾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今天的观点来看，都存在着极大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这些思想形式在今天还是有影响的，而其中的某些部分并不是完全不能批判地继承的。因此，科学地阐释这些思想形式，对它们做一番扬弃的工作，乃是历史科学的任务之一。

中国史书种类繁多，体裁丰富。种类主要是按内容来区别，体裁则是指它们的编撰形式。中国古代史学创造出来的丰富的体裁，能不能经过批判、改造之后为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所用？对于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在史学界已有一些同志在思考，在探索，但并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和讨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民族形式的结合。当然，这绝不是说，今天的史学工作者都一定要按照传统的史书体裁去编撰史书。我认为，如果恰当地看待这个问题，就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考察，即中国史书的各种传统体裁中是否存在着某些长处，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举例来说，如历来被称为纪传体的综合体，在经过适当的改造并吸收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的一些优点之后，是否在用来表述历史的全貌上会显示出更多的长处？又如对《明儒学案》《宋元学案》那样的学案体，在经过必需的改造之后，是否可以成为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一种比较好的学术史或学术史资料的编撰形式？像这样一些问题，是很值得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探索的。从比较完全的意义上说，中国史学有2000多年的历史，而史学家们关于史书体裁的讨论，则自魏晋迄明清进行了1500年左右，新的史书体裁也不断被创造出来，这说明我国史学上有重视史书表现形式的优良传统。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要进一步取得民族的形式，就有必要对中国史书的传统体裁做有选择的批判继承，使之跟今天通行的历史编纂形式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新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民族形式。

历史科学的民族形式，还包含着对文字上的表述形式的要求。有的学者把历史著作中史学家对历史的文字表述称为历史文学，是很有道理的。中国史学家在历史文学方面的成就是令人惊叹的！如《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在写战争，写人物、写场面（不是文学场面而是历史场面）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这些书，分别经历了20多个世纪和9个世纪而始终受到人们的喜爱，它们在历史文学上的成就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刘知幾主张写历史应采用“方言世语”，“从实而书”。[7]顾炎武《日知录》里有《文章烦简》《〈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等条，章学诚《文史通义》里的《文德》《文理》等篇，也都讲的是史书的文字表述问题。郑天挺早年撰写的《中国的传记文》[8]和白寿彝先生近年撰写的《谈历史文学》，[9]则比较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史学在文字表述上的民族形式的成就和中国史学家在这方面所积累的宝贵经验。最近，黎澍同志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民族形式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语言。”又说：毛泽东的语言，“生动、合乎逻辑，有为中国知识分子所熟悉和喜爱的古典语言的民族特点，对近四十年来的文风有极大的影响”[10]。这些话讲得很深刻。我国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也都是我国史学界中运用民族语言的大师。总之，中国史学家在文字的表述形式上，或者说在历史文学上，成就是卓越的，经验是丰富的。我们应当认真地研究这些成就和经验，继承和发扬这方面的传统，促进我国的历史科学在新的水平上、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取得民族的形式。

[1] 原载《光明日报》，1984年2月8日。

[2]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3]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1页。

[4]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页。

[5] 恩格斯：《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2页。

[6]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7页。

[7] 参见刘知幾：《史通》卷六《言语》，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39页。

[8] 参见郑天挺：《探微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68～276页。

[9] 参见白寿彝：《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5～140页。

[10] 黎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学》，载《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