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历史学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历史学，它在各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上，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从西方史学家称为“历史之父”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中国史学史上孔子修《春秋》算起，历史学已有了2000多年的历史。但是，历史学发展成为一门科学，则是跟马克思的名字分不开的。按照恩格斯的说法：马克思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前，人们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和解释是片面的，甚至是颠倒的，当然更谈不到对它的发展规律做出明确的阐述了。有的人认为，历史只是少数人的活动，人民群众对历史是无足轻重的；有的人认为，历史的变动，只是一些“偶然因素”在起作用，甚至有人认为它不过是人的精神的“验证”罢了；有的人认为，历史是人们永远无法认识的，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谜”；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是对这些陈旧的历史观点的最早的挑战。他们指出：应当“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说明“整个历史的基础”；主张“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许多著作里不断发展了这个光辉的思想。到了1859年，马克思便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系统的、缜密的、科学的唯物史观，从而完成了人类历史观上的一次伟大的变革。在这以后，恩格斯在他所著的《反杜林论》（1877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91年）等著作里，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及其在人类认识史上的伟大意义，恩格斯做了这样的概括：“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2]恩格斯还把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称作科学社会主义赖以建立的“两个重要根据”。列宁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成果作为指导，历史学的研究才可能成为科学的研究，历史学也才可能成为历史科学，而马克思则是历史科学的伟大的奠基者。

马克思对历史科学的无与伦比的贡献，还突出地表现在他极其重视并十分善于运用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服务。马克思一生中，撰写了许多历史著作和历史评论文章。他的《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段斗争》（1850年）、《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53年）、《鸦片贸易史》（1858年）、《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1853年）、《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1853年）、《法兰西内战》（1871年）等，是大家所熟悉的这方面的著作。应当特别提到的是，马克思对法国历史的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恩格斯在谈到《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时说：“这幅图画描绘得如此高明，以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实际。他对活生生的时事有这种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3]恩格斯在谈到《法兰西内战》一书时又说：“这一著作揭示了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并且写得简洁有力而又那样尖锐鲜明，尤其是那样真实，是后来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的。”[4]马克思之所以能够这样，真正的奥秘就在于：他始终注意把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活动，跟研究历史紧紧地结合起来。他为了对法国的现实社会中的一切重大事变做出科学的阐述和理解的概括，“不仅特别偏好地研究了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时事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因此，各种事变从来也没有使他感到意外”[5]。对现实的洞察必须建立在对它的历史的洞察的基础上，这是马克思给予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

马克思对中国历史也十分重视，并就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重大事变发表了许多历史评论文章。他指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从海上来到他们国家的一切外国人抱有反感”[6]，“英国的大炮”“推动了”太平天国运动“这次大爆发”的产生，[7]然而英国政府的鸦片贸易却是“摆着一副基督教伪善面孔、标榜文明”[8]等，都是极为深刻的历史见解。马克思根据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进而断言：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9]

可是，这种“离奇的悲剧”毕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事实。在马克思写了上述文字以后以及在他逝世以后，这种离奇的悲剧还在继续上演着。在这里，马克思对未来的预见，不也是建立在他对历史和现实的洞察的基础上的吗！上面所举的这些著作，百余年来，已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必读的教科书。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序言》中，谈到了他研究历史的方法。他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同维克多·雨果著的《小拿破仑》（1852年）和蒲鲁东著的《政变》（1852年）做了比较，因为这是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论述同一问题的三部著作。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同维克多·雨果、蒲鲁东是完全不同的。他说：“相反，我则是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研究历史，是把辩证法同无产阶级的阶级分析方法紧密地结合起来加以运用的，这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所以不同于维克多·雨果的《小拿破仑》和蒲鲁东的《政变》的根本原因。在这篇《序言》中，马克思还批评了当时流行的（特别是在德国流行的）“关于所谓恺撒主义的书生用语”。他指出：由于古代阶级斗争同现代阶级斗争在物质经济条件方面有着根本的区别，在由这种斗争所产生的政治人物之间也就必然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因此，他反对在历史研究中“作这种肤浅的历史对比”。马克思所强调的这一原则和方法，亦即后来恩格斯反复阐释的“历史的观点”、列宁再三说明的“历史的态度”，而毛泽东则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马克思有很多阐述研究历史的方法的言论，而他的这篇《序言》是尤其值得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反复阅读、深入领会的。

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把历史科学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密切结合起来的原则，他的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都是我们必须遵循的。我们可以在某些具体的历史研究领域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但忠实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是不应当违背马克思的理论、原则和方法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地推动历史科学前进，开创我国史学工作的新局面。

[1] 原载《光明日报》，1983年3月9日。

[2]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6页。

[3] 恩格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2页。

[4] 恩格斯：《〈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页。

[5] 恩格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3页。

[6] 马克思：《俄国的对华贸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8页。

[7] 参见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1页。

[8]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19页。

[9]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