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学在社会大变动中的分化

自明末至清前期，中国史学已出现了嬗变的端倪。东西方之间“道德的原则”同“发财的原则”发生激烈的冲突，从而把古老的中国卷进空前的危机之境地，这种嬗变的端倪便发展成明显的分化趋势。这种分化的趋势，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史学以其深厚的根基，还在延续着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表现为在民族危机的震撼下，人们对历史和现实的重新思考从而萌生了新的历史观念和历史研究。这两个方面，各以古老的传统和时代的脉搏反映着当时中国的历史，也反映了清代后期中国史学发展的特征。

中国古代史学在清代前期经历了一个总结性的发展之后，在清代后期还有一个发展上的余波，并在20世纪初结束了自己的历史。古代史学的延续，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清代前期史学的延续。清代前期的史学，除前文已经论到的各家外，还有：马骕的《绎史》一百六十篇，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五十卷，谢启昆《西魏书》二十四卷，吴任臣《十国春秋》一百四十卷，邵远平《元史类编》四十二卷，汪辉祖《元史本证》五十卷，钱大昕《补元史氏族表》《补元史艺文志》等，以及毕沅主持编撰的《续资治通鉴》二百二十卷，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五十三卷，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八十卷，阮元的《畴人传》四十六卷，浦起龙的史注《史通通释》等。这些书，大多属于重修、补作。清代后期，这方面的撰述陆续有所问世。其中关于前朝史撰述，有魏源的《元史新编》九十五卷，洪钧的《元史译文补证》三十卷（内缺十卷），屠寄的《蒙兀儿史记》一百六十卷，这三部书在内容、文献、体例、文字表述上把元史撰述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有夏燮的《明通鉴》，以接《续资治通鉴》；还有李铭汉的《续资治通鉴纪事本末》一百一十卷，李有棠的《辽史纪事本末》四十卷、《金史纪事本末》五十二卷，补《通鉴纪事本末》以下历朝纪事本末之阙。关于历史人物传记汇编，有钱仪吉所辑《碑传集》（初名《百家征献录》《五百家银管集》《昭德文编》等，书名是光绪十九年苏州书局所定）一百六十卷，又卷首两卷、卷末两卷，全书分为二十五类，收录自天命至嘉庆六朝两百余年中两千两百余人传记，并注明材料来源；有缪荃孙所辑《续碑传集》八十六卷，凡二十二类，收录自道光至光绪四朝约90年间一千一百余人传记。这两部人物传记汇编内容丰富，有文献上的价值。还有罗士琳的《续畴人传》、诸可宝的《畴人传三编》、黄钟骏的《畴人传四编》，它们跟阮元的《畴人传》都有科学史上的价值。清代后期在历史文献学方面，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合校水经注》，都是史注名作；汤球在史书辑佚上成果颇多。此外，在方志、野史笔记方面的撰述也相当丰富。倘若孤立地看，古代史学在清代后期的延续，成绩还是可观的；如果全面考察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趋势，则不难看出古代史学确已成强弩之末了。

中国近代史学的萌生是在中国历史大变动中出现的，这个大变动开始的标志，是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学的主要特点有三点。第一，传统的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注入了救亡图强的民族危机意识。鸦片战争之后，魏源、夏燮、张穆、何秋涛、姚莹等，都写出了具有强烈时代感的历史著作。以历代皇朝治乱盛衰、得失存亡为参照系的经世致用思想，逐步转向以世界历史为参照系的国家盛衰、民族存亡的经世致用思想。第二，传统的历史变化观点注入了近代改良主义的社会思想，这种思想成为近代改良活动的历史理论的根据。王韬、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著作，都以倡言变法、改良为主旨。戊戌变法失败后，邹容、陈天华、章太炎、孙中山等进而宣扬社会革命的历史理论，这成为辛亥革命的舆论准备。第三，古代史学中的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注入了近代进化论思想，这使中国史学在历史理论方面开始具有近代意义上的内涵和形式。康有为的《论语注》《大同书》等著作使“《公羊》三世说”和近代进化论相结合，为其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张目；严复的《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以及译述的《天演论》，宣传普遍进化理论，强调“物竞天择”“优胜劣败”。梁启超认为，这是“以史学言进化之理”（《康有为先生评传》）。康有为、严复都主张“循序而进”，不赞成激变，因而都带有庸俗进化论的局限。20世纪初年，梁启超提倡“新史学”，夏曾佑写出了《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这是中国近代史学萌生在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形态和具体表述。而章太炎倡言革命论，从而突破了康有为、严复庸俗进化论的樊篱。

总之，古代史学日衰，近代史学日盛，这是中国史学分化的大趋势。

二、边疆史地研究的兴起

鸦片战争前，龚自珍曾著《西域置行省议》一文，反映了他对边疆事务的重视和远见。鸦片战争后，研究边疆史的人多了起来，其中以张穆、何秋涛、姚莹最为知名，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带有民族危机的时代紧迫感。

张穆（1805—1849年）的代表性著作是《蒙古游牧记》十六卷。他以十年之功撰成前十二卷，“末四卷尚未排比”他就去世了，后经何秋涛以十年之功补辑而成，并校阅了全书，于咸丰九年（1859年）刊刻行世。《蒙古游牧记》以方域为骨骼，以史事为血肉，记述了内外蒙古自古代迄于道光年间的地理沿革和重大史事。作者自序说：“今之所述，因其部落而分纪之。首叙封爵、功勋，尊宠命也；继陈山川、城堡，志形胜也；终言会盟、贡道，贵朝宗也。详于四至、八到以及前代建置，所以缀古通今，稽史籍，明边防，成一家之言也。”[1]书中详载土尔扈特部“走俄罗斯，屯牧额济勒河”，而在顺治、康熙年间“表贡不绝”，并最终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在渥巴锡时“挈全部三万余户内附”[2]的感人史实，这突出地反映了作者的爱国思想，对世人也有极大的启示。祁寯藻在为此书写的序中，论述了蒙古所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和本书的价值，反映了此书所具有的时代意义。

何秋涛（1824—1862年）的边疆史地研究着眼于中俄边界问题，曾撰《北徼汇编》六卷。咸丰八年（1858年），他在此书的基础上扩大范围，增益为八十卷，并奉旨“缮写清本”进呈，于次年由军机处呈递，咸丰赐名《朔方备乘》。此书的重要价值，是它考察了东北、北方、西北的边疆沿革、攻守形势和中俄关系的历史。书中的《北徼界碑考》《北徼条例考》《北徼喀伦考》《俄罗斯馆考》《俄罗斯学考》《雅克萨城考》《尼布楚城考》《库页附近诸岛考》等篇，以丰富的史实，详明的考据，阐述了中俄边界的历史和现状。作者对自己的这些撰述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边防之事，有备无患”，“哈萨克之外，惟俄罗斯为强国，然则边防所重，盖可以知矣夫”；“西北塞防，乃国家根本”[3]。这样的认识贯穿于全书之中，反映了作者的远见卓识和爱国思想。

姚莹（1785—1852年）的《康輶纪行》十六卷，是作者在四川任职并两度奉使入藏所撰札记汇编而成，本书对西藏的历史、地理、宗教、政治、戍守多有记载。姚莹曾率军抵抗英军的入侵，故于边疆事务的重要性感受深切。《康輶纪行》反映了作者对外国侵略者，尤其是对英国侵略者觊觎中国领土极其敏感和忧虑，故书中对外国历史、地理、政治多有研究。作者批评许多士大夫“骄傲自足，轻慢各种蛮夷，不加考究”，“坐井观天，视四裔如魑魅，暗昧无知，怀柔乏术，坐致其侵陵”，“拘迂之见误天下国家”，“勤于小而忘其大，不亦舛哉！”他清醒地指出：“是彼外夷者，方孜孜勤求世务，而中华反茫昧自安，无怪为彼所讪笑、轻玩，致启戎心也！”他对林则徐重视研究外国情况深致崇敬之情。姚莹还衷心希望：“余于外夷之事，不敢惮烦。今老矣，愿有志君子，为中国一雪此言也。”[4]这些话，今天读来，仍然可以使人触摸到当时时代的脉搏。

三、关于外国史地研究的新局面

这一时期，中国史家关于边疆史地的研究与关于外国史地的研究大致是同步发展的，这都是当时的历史环境促成的。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组织翻译英人慕瑞所著《世界地理大全》，定名《四洲志》，此书简略地介绍了30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有开启风气的作用。此后，魏源（1794—1857年）写出了《海国图志》，王韬（1828—1897年）写出了《普法战纪》《法国志略》，黄遵宪（1848—1905年）写出了《日本国志》等外国史地著作。这些书，在当时的中国，尤其在当时的日本，有重大影响。它们标志着中国史家的外国史撰述走向世界的历程。魏源曾撰《道光洋艘征抚记》的长文，它同稍后夏燮所著《中西纪事》一书，都有广泛的流传和影响。《海国图志》一百卷，最后成书于咸丰二年（1852年），它以《四洲志》为基础，博采中外文献尤其是最新的西人论著、图说，编撰而成，是一部系统的世界史地及现状的著作。魏源在叙中指出，此书同以往“海图之书”的区别是“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这是中国历史撰述上的一大变化，是近代史学萌生的特点之一。他还讲到撰写此书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作者是要借这书来回答历史和现实所提出的问题。《海国图志》从亚洲、澳洲、非洲、欧洲、美洲依次展开叙述，反映了中国学者的世界眼光，这跟欧洲人以欧洲为世界中心大为迥异。《海国图志》主旨在“御侮”，故开卷就是“筹海”之议：议守、议战、议款。作者指出：“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5]这是把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来阐述中国生存的环境，跟以往史书只讲皇朝兴亡、盛衰大为迥异。《海国图志》中讲科学技术的部分，占了全书近五分之一的篇幅，这跟以往的史书在内容上也大为迥异。《海国图志》的这几个特点，鲜明地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早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海国图志》的六十卷本已传入日本，对明治维新前的日本社会思潮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受到日本学人的推崇。

王韬曾旅居香港，并游历英、法、俄、日等国，从而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想。他晚年自谓“经历数十国，往来七万里，波涛助其壮志，风雨破其奇怀，亦足豪矣”[6]。在清代后期，他的确是一位罕见的“曾经沧海，遍览西学”的中国学人。他的这种经历，使他有可能写出《法国志略》《普法战纪》《扶桑游记》《漫游随录》等多种著作。其中《法国志略》是最重要的著作，此书初撰本完成于同治十年（1871年），凡十四卷，光绪十六年（1890年）撰成《重订法国志略》，增为二十四卷。此书以纪事本末体、编年体、典志体相结合，详细记述法国的历史、地理、现状，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在当时取得的进步，也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点和社会理想。王韬在重订序言中写道：“方今泰西诸国，智术日开，穷理尽性，务以富强其国；而我民人固陋自安，曾不知天壤间有瑰伟绝特之事，则人何以自奋，国何以自立哉？”这些话表明了作者的世界眼光和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忧虑。王韬在普法战争结束的当年（1871年）即撰成《普法战纪》十四卷，此书在19世纪70年代传入日本，受到日本学人的重视。他后来应日本学人之邀游历日本，即与此有关。[7]《扶桑游记》撰于光绪五年（1879年）作者游历日本之时，多记形势、时政；《漫游随录》编订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记旅欧见闻，多论及科学技术。这两部书，是对《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撰述主旨的饶有兴味的补充。

恰值王韬将《漫游随录》诠次成书之年，即光绪十三年（1887年），黄遵宪写出了《日本国志》四十卷。此书以史志的体例写成，分为十二目：国统、邻交、天文、地理、职官、食货、兵、刑法、学术、礼俗、物产、工艺。卷首有中日纪年对照表。作者《自叙》说：“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以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三年后，作者在改订《日本杂事诗·自序》中说：他撰《日本国志》，初意在于“网罗旧闻，参考新政”，而后“及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及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8]。作者通过写日本的历史，目的是对比中、日的现实，为中国的维新而呐喊。

魏源、王韬和黄遵宪的外国史地撰述，鲜明地从一个方面反映出19世纪后半叶中国史家爱国图强的时代精神，以及他们开阔的视野和研究外国历史的自觉意识。这些成果，作为当时的世界史和国别史，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是近代史学萌生过程中的代表性著作。

四、梁启超和章太炎的史学

19世纪90年代，有《马关条约》的签订，有戊戌变法的失败，20世纪初有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清廷更加腐败，国人震惊，舆论哗然，民族危亡，于是乃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兴起。在思想领域，西学沛然东渐，更成不可阻挡之势。在史学方面，梁启超（1873—1929年）首先擎起了“新史学”的大旗；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些人物也纷纷著书，宣传进步的历史观点，其中以章太炎（1869—1936年）最有影响。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二十九岁的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次年，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长文《新史学》。这两篇论文，是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家批判传统史学、试图建立新的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标志。《中国史叙论》是作者计划撰写一部中国通史的理论构想，所提出的问题限于中国史范围。《新史学》是作者就普遍的史学理论做进一步阐述，所论仍以中国史学居多，但理论上具有更广泛的意义，作者以“新史氏”自号，呼吁“史界革命”，倡导“新史学”。梁启超说：“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根据这一认识，他批评“中国之旧史”有四弊二病，甚至认为旧史是“相斫书”，“中国前者未尝有史”。[9]梁启超倡言“新史学”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可以看作中国史学新旧更迭的里程碑。但他对中国古代史学的简单的甚至是全盘的否定，并不符合科学的认识，是不足取的，他后来也逐步改变了这种绝对化的认识。

这个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出版了他的政论、史论结集《訄书》。《訄书》初刻本刊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1900年）。此后的二三年中（1902—1903年），作者予以重订，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日本出版，两年后又作重印。此书收入论文六十三篇和“前录”，内容广泛，涉及中国历史、文化、现状和中西政治及文化的比较，以及对中国历史前途的关注与构想。《訄书》关于历史和史学的论述，广泛吸收了西人、西史，兼采日本、印度学者之说，结合中国历史与史学，阐述了作者的许多新见解。章太炎也提出了编纂《中国通史》的思想和计划，见《訄书·哀清史》篇所附《中国通史略例》《中国通史目录》。他对旧史不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认为：“唐氏以上，史官得职，若吴兢、徐坚之属，奋笔而无桡辞。宋、明虽衰，朝野私载，犹不胜编牒，故后史得因之以见得失。作者虽有优绌，其实录十犹四五也。”他不赞成脱离中国历史事实而仿效西人的“义法”，认为“事迹不具”，仅仅“变更义法”是不足取的。他关于《中国通史》的理论和结构的具体考虑是：第一，强调贯穿“社会政法盛衰蕃变之所原”的理论阐述；第二，主张“分时”与“分类”相结合，使时代与事类二者“互为经纬”；第三，对于史书体裁的变革要“能破”“能立”，做到“以古经说为客体，新思想为主观”，强调以反映思想进化为主。因此，他认为《中国通史》应包含典、记、考纪、别录、表等多种体例综合而成[10]。这一时期，章太炎在历史观上最重要的代表作是《驳康有为论革命书》[11]。此文撰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论述了革命在历史上的作用和暴力对于进步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以及时势造就人才等问题。他写道：“然则‘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

辛亥革命前梁启超、章太炎的这些论著，代表了那个时代“新史学”兴起的趋势。

[2] 张穆：《蒙古游牧记》卷十四，张正明、宋举成点校，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35～338页。

[3]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十一《北徼形势考》，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第270～271页。

[4] 姚莹：《康輶纪行》卷十二《外夷留心中国文字》条，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26～327页。

[5] 以上见魏源：《海国图志·原叙》《筹海篇·议守上》，陈华等点校，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书首及第1页。

[6] 王韬：《漫游随录·自序》，陈尚凡等点校，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书首。

[7] 参见王韬：《扶桑游记》中村正直序，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5～176页。

[8]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广注）》自序，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571页。

[9] 以上分别参见《饮冰室文集》之六《中国史叙论》与九《新史学》，《饮冰室合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12、1～32页。

[10] 参见章太炎：《訄书·哀清史》及附《中国通史略例》，《章太炎全集》第三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29、333～337页。

[11] 章太炎：《太炎文录初编》卷二，《章太炎全集》第四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76～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