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小书，是由我发表在《文史知识》上两组系列连载文章汇集而成的，书名采用了第一个连载栏目的名称。

1989年夏天，《文史知识》编辑部柴剑虹、胡友鸣两位同志跟我商量，约我在这个杂志上开辟一个史学方面的连载栏目。我欣然同意接受这个任务，并提出从史学批评方面来设计栏目的内容，他们对此颇感兴趣，鼓励我早点着手撰写。当时，我对于究竟按时间顺序来写，即写成“史”的形式，还是按若干问题来定，即写成“论”的形式，很是犹豫。其实对于我来说，不论采用哪一种形式，写起来都会很费力的。在二者抉择之间，胡友鸣同志的建议起了重要作用。他认为，采用提出问题的方法来写，或许更困难一些，但这种形式角度比较新颖，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和思考，更符合读者的需要。撰写的形式就这样定下来了。同年12月，我拟出了一份包含16个题目的撰写计划，并把栏目称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漫谈》，经与胡友鸣、冯宝志两位同志交换意义，得到他们的赞同，我们议定从1990年5月起开始连载。栏目的名称，为避免跟其他栏目重复，胡友鸣把“漫谈”改成了“纵横”。我以为“纵横”的口气大了些，但为全局计，也就没有再做变动。旋因诸事繁多，我的撰写计划往后推迟了半年多，故这个栏目至1991年1月才开辟出来。

我之所以确定要写古代史学批评方面的问题，在认识上有一个不断积累和发展的过程。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中国古代的史学评论著作如《史通》《文史通义》素有盛名，多为人们所称引，因而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中国古代史家和学人关于史学评论方面的论著或言论，是一个非常广阔的领域，其真知灼见、发展历程，并不是这两部名著所能代替的。古代的历史撰述、史学论著、文集、笔记中，多有史学评论的闪光思想。这是一笔丰厚的史学遗产，只因我们注意不够，或是缺乏自觉的系统发掘、整理、阐释，故这一宝藏尚未充分显露出它的光华。这是需要我们努力去发掘的。

第二，我在研读古代历史撰述、史学论著过程中，获得一个不断明确起来的认识，即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除了历史的、社会的推动之外，史学评论或史学批评作为史学自身的反省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中国古代史学评论或史学批评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

第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历史学界在史学理论研究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取得了不少成绩。这方面研究的不断深入，要求我们进一步从理论上去认识和总结中国古代史学，撷其成果，为丰富和发展当代史学理论提供借鉴，这是史学理论建设上的继承与创新所不可缺少的。这些年来，我逐渐领悟到、认识到，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虽非全然是但却往往是在史学批评中实现的，并取得了自己的表现形式。总而言之，是否可以认为：没有评论或批评，也就没有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换言之，不能脱离研究史学批评问题而探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

鉴于以上这些认识，我鼓起勇气在《文史知识》上撰写“纵横”这个栏目的系列文章，作为自己艰难跋涉的开始。

出乎我意料的是，“纵横”这个栏目连载半年以后，影响颇大。在首届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上（1991年，西安），不少青年朋友同我谈到，他们从“纵横”中得到了一些启发。与此同时，胡厚宣、齐世荣、韩国磐、安作璋、林剑鸣等教授，还有不少师友，都给予我很多勉励。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张元教授，也就此给我写来了热忱的信。所有这些，对我都起了鞭策的作用，我是十分感激的。

今年春天，胡友鸣同志同我商量把“纵横”这个栏目的文章汇集出版之事。他建议我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做一概括的阐述，以有助于《文史知识》和本书的读者认识古代史学批评中的有关问题。这是一个讲求实际、为读者着想的主意。于是，在编辑部的支持下，继“纵横”之后，又有了《中国史学发展概说》的系列连载。现作为附论，收入本书。

“纵横”是试图对一个新的领域做出的初步探索，我只是把自己所考虑到的而又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些问题提出来，以期有更深入的研究。在表述方法上，尽可能注意到每一问题自身的历史发展，即在“论”的形式中包含一定的“史”的形式。“概说”的文字十分简略，但它又不完全同于论纲，这就难得把中国史学发展史上那些比较重要的问题都讲到。在表述方法上，它采用了人们都很熟悉的朝代断限，并力图把握每一时期的史学发展的特点，进而揭示从先秦至清末中国史学发展的总相。中国古代史家历来讲求“言简意赅”“文省事丰”，虽心中仰慕，可是学习起来谈何容易！凡书中的疏漏以至错误，我诚恳地期待着读者和同行的批评。

本书所收录的两组系列连载文章，从当初酝酿到现在结集，整整3年了，《文史知识》编委会和编辑部各位同志的鼓励与支持，使我能够把这种月作一文的思考和撰述看作很大的乐趣，并始终坚持下来。我衷心地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作者记于北京师大史学研究所

1992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