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批判精神和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发展

清代前期（1644—1840年）的史学是中国古代史学最后一个发展阶段。明代中叶开始出现的封建社会内部的微弱的变化，明清皇朝的更迭，清前期的文化政策，以及古代史学的2000多年的积累，这些原因造成了清代前期史学具有总结和嬗变的特点。嬗变，主要反映在历史思想领域的批判精神的发展上；总结，则不仅表现在历史思想、史学理论方面，还突出地表现在历史文献方面。清代的官修史书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在清初的史学家中，黄宗羲（1610—1695年）的历史批判精神具有鲜明的代表性。他的《明夷待访录》以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为核心，阐明了作者对历史的批判性见解和进步的历史观。作者阐述了“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到“以君为主，天下为客”的根本性变化，指出了封建君主“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的实质。作者指出，封建专制政治把本应“为万民”的为臣之道变成了“为一姓”，君臣本应是师友关系却变成了主人同仆妾的关系；作者指出封建社会的法是“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作者指出“天子之子不皆贤”，因而君主世袭制是不合理的，等等[1]。这些批判，一般还限于以“三代”同后世相比而论其是非，没有能够从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生、发展、衰亡的必然性来揭示它在历史上的作用，但其激烈的程度和包含的理性成分，毕竟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是前人所没有达到过的。《明夷待访录》是一部有鲜明的民主思想的史论和政论。顾炎武论其书说：“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2]黄宗羲是清代浙东学派的开创者，对清代学术和清初史学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他著的《明儒学案》及其始撰的《宋元学案》二书，是中国古代学术史著作的最高成就，在史学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

《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是关于学术史的总结性成果，与之相媲美的，是王夫之（1619—1692年）所著《读通鉴论》《宋论》，王夫之提出了历史评论的总结性成果。《读通鉴论》三十卷，是作者读《资治通鉴》而撰写的一部系统的历史评论，约九百条。所论，起秦朝，迄五代，而所涉及者，则上自三代、下至明朝。其发展进化的历史观、精于辨析的兴亡论、重视史学经世致用的思想，是本书之历史价值的几个主要方面。王夫之以“理”和“势”来说明历史的进步，认为“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3]，这个思想，贯穿于全书。王夫之辨析历代兴衰存亡的原因，认为，第一，托国于谀臣则亡，国无谀臣则存。他以秦、汉、宋、明的历史来证明这个认识。[4]第二，天子重“积聚贻子孙，则贫必在国”。他举西汉、西晋、中唐、北宋历史来说明这个问题。[5]第三，“风教”存而国存，“风教”亡而国亡，他举东晋、南朝的历史以证己说。[6]他还指出“伪德”“伪人”对于政治的危害，一旦弄到“上下相率以伪”的局面，便难以收拾了。[7]王夫之强调史学的经世致用作用，认为：“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8]王夫之的《宋论》十五卷，详评宋代政治得失，是《读通鉴论》的姊妹篇，这两部书是古代历史评论的最高成就。

顾炎武（1613—1682年）与黄宗羲、王夫之齐名，重视读书和实地考察相结合，力倡“致用”之学。他一生有很多撰述：《日知录》是史学上的名作；《天下郡国利病书》是纂辑的一部地理书，集中反映了他的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这书的姊妹篇《肇域志》久经湮没，近年已被发现，尚待整理；《历代宅京记》汇集历代都城史实，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都城历史资料专书；《亭林文集》出于后人编辑，反映了作者对专制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治学的主张。顾炎武主张“文须有益于天下”，指出：“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反之，则“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9]。他撰《天下郡国利病书》，就是“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10]，是他的上述主张的实践，反映了他的深切的历史使命感。《亭林文集》中的《郡县论》《钱粮论》《生员论》《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等，都是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具有早期启蒙思想的理性色彩和朴素的民主主义精神。

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是清初有很大影响的史家，他们的著作始终受到后人的重视。比他们稍晚的唐甄（1630—1704年）、顾祖禹（1631—1692年），分别撰有《潜书》和《读史方舆纪要》，亦各为历史批判和经世致用方面的力作，都是具有总结性的撰述。

二、历史考证的辉煌成果

王鸣盛（1722—1797年）的《十七史商榷》、赵翼（1727—1814年）的《廿二史札记》、钱大昕（1728—1804年）的《廿二史考异》、崔述（1740—1816年）的《考信录》，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他们都活跃于乾、嘉时期，是“乾嘉学派”历史考证的几个中坚人物。他们治史的宗旨，可以用钱大昕说的一段话来概括：“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11]。

王鸣盛、赵翼、钱大昕三人的历史考证，有共同的地方，也有各自的方法和特点。《十七史商榷》一百卷，所考证的史事上自《史记》，下至《五代史》，因其包含《旧唐书》和《旧五代史》，故实为十九史之所记。王鸣盛自序其考史内容和方法是“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又举其中典制事迹，诠解蒙滞，审核踳驳”；所谓“商榷”，是“商度而扬榷”。这里包含史书文字方面的考订和史书所记典制、事迹方面的铨解与审核。王鸣盛还认为：“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焉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邪？”[12]他说：“议论褒贬”的对象，是史家所记的典制、事迹，即客观的历史内容，而对于史家如何纪录历史，他的议论褒贬是很多的。

赵翼的考史方法则是另一种风格。《廿二史札记》三十六卷，补遗一卷，所考包含全部“二十四史”，因当时尚未把《旧唐书》《旧五代史》正式列为正史，故称“二十二史”。赵翼在这书的“小引”中阐明他的考证方法是：“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抵牾处，自见辄摘出。”他说的“抵牾”，主要是从史书所记内容着眼的，这跟王鸣盛已有不同。而他们之间还有更大的不同，赵翼对历史评论有极大的兴趣，他说：“至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而这恰是王鸣盛所说的“虚文”。清人李慈铭评论说：“此书贯串全史，参互考订，不特阙文误义多所辨明，而各朝之史，皆综其要义，铨其异闻，使首尾井然，一览可悉。”“其书以议论为主”，“盖不以考核见长”。近人陈垣论及此书说：“每史先考史法，次论史事。”[13]于考史中十分重视历史评论，这是赵翼考史方法的特点，他所提出的论题，对后人多有启发，有不少为后人所采用。

钱大昕是“乾嘉学派”中更具有代表性的考史学家。他的考史原则已如上述，所著《廿二史考异》一百卷，所考自《史记》至《元史》，不含《旧五代史》与《明史》，故谓之“二十二史”。其序说：“廿二家之书，文字烦多，义例纷纠，舆地则今昔异名，侨置殊所；职官则沿革迭代，冗要逐时，欲其条理贯串，瞭如指掌，良非易事。以予仔劣，敢云有得？但涉猎既久，启悟遂多。”从这里可以看出，钱大昕考史重在文字、义例、舆地、职官，跟王鸣盛、赵翼有所不同。阮元说钱大昕的学术有“九难”即“人所难能”之处，其中包括正史，杂史，天算，地志，六书音韵，金石等。又说：“合此九难，求之百载，归于嘉定，孰不云然。”[14]钱大昕考史，博而能精，尤于正史表、志的考评，为王鸣盛、赵翼所不及。他推崇顾炎武的书“有关于世道风俗，非仅以该洽见长”[15]，推崇赵翼的书是“有体有用之学，可坐而言，可起而行”[16]，这说明他也是主张经世致用之学的。

崔述是对先秦古史做系统考证的第一人。他的考史方法，是宗经而疑传注、诸子、杂说等，对于先秦古史的解释，其程序是由辨“伪书”进而辨“伪史”。《考信录》的基本要义是：“《尚书》但始于唐、虞，及司马迁作《史记》乃起于黄帝，谯周、皇甫谧又推之以至于伏羲氏，而徐整以后诸家遂上溯于开辟之初。岂非以其识愈下则其称引愈远，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乎！”[17]崔述的这个思想，可以上溯到《文心雕龙·史传》篇说的“追述远代，代远多伪”，“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甚至还可以上溯到孔子说的“吾犹及史之阙文也”[18]。崔述的考史方法及其理论认识，已具有理性主义成分。

当王鸣盛、赵翼、钱大昕、崔述在历史考证方面取得了总结性成果时，章学诚在史学理论方面也取得了总结性成果。

三、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终结

所谓“乾嘉史学”，不独以“考据”见长，在理论上也有重大建树。章学诚（1738—1801年）所著的《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两部名作，把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推进到它的最高阶段。

《文史通义》内篇六卷、外篇三卷，是评论文史的著作而以评论史学为主。此书是章学诚的代表性著作，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或史学批评的代表性著作。此书对清初以前的史学从理论上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其中，论“六经皆史”，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论“史德”与“心术”，论“史意”与“别识心裁”等，是涉及史学之全局性的几个理论问题。

关于“六经皆史”，章学诚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他认为，《诗》《书》《礼》《乐》《春秋》之为史，人们比较容易理解，故着重论证《易》也不例外。他认为，在天人关系中，《易》反映了“天道”，即古人“一本天理之自然”；而古代人们对自然的认识“盖出政教典章之先”。而《易》的性质在于：“其所以厚民生与利民用者，盖与治历明时，同为一代之法宪；而非圣人一己之心思，离事物而特著一书，以谓明道也。”他对《易》的产生及其性质做了唯物的说明。关于“《六经》皆史”，章学诚的结论是：“悬象设教，与治历授时，天道也。《礼》《乐》《诗》《书》与刑、政、教，令，人事也。”“天与人参”，才成其为社会。这就是说，古人对“天理之自然”[19]的认识和政教典章的设立，都反映了先民的历史。视经书为史，司马迁、刘知幾已有此认识，但从理论上加以说明，章学诚是超过前人的。

章学诚把史书分为两个大系列，一是撰述，一是记注，而圆神、方智分别是撰述和记注的特点，此即所谓“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20]。他发挥《易·系辞上》中的思想阐述这个认识：“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他还举《史记》《汉书》为例，具体说明他的这些认识，并进而以此来概括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些规律性问题，这也可以看作他总结中国史学发展的方法论。

章学诚论“史德”与“心术”，是对刘知幾关于才、学、识“史才三长”论的继承和发展。《文史通义》的《文德》《质性》《史德》《妇学》《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等篇，都讲到才、学、识。他明确提出“史德”的重要性，并讲史家当慎于用心术来解释“史德”，这是一个创见。他认为，史家倘能自觉地认识到并在撰述上“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那也“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21]了。章学诚的这个认识，包含了史家主观应符合历史客观的理性光芒，这涉及史学的主、客体关系问题。

章学诚提出了“史法”和“史意”两个理论范畴，认为这是刘知幾跟他不同的地方。[22]他进而以此来总结前代史家，并指出《文史通义》的撰述宗旨：“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23]

《文史通义》提出的史学理论问题，还有关于通史的理论，[24]关于“知人论世”的史学批评方法论，[25]关于历史著作表述的艺术性，[26]关于史学的继承和创新问题，[27]以及《校雠通义·原道》三篇，都贯穿了他的“别识心裁”、自得之见。《校雠通义》是一部系统的历史文献学理论著作：《原道》篇结合社会发展总结了历史文献发展的规律；《宗刘》以下各篇从理论和历史两个方面总结古代历史文献学的成就。

章学诚是全面总结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最后一位杰出的古代史家。在他之后，有阮元（1764—1849年）的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工作，有龚自珍（1792—1841年）的历史批判和现实批判的史论和政论。他们是站在近代历史门槛上的两位史家。

四、清代官修史书的成就

有清一代，在官修史书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雍正十三年（1735年），官修《明史》定稿，乾隆四年（1739年）刊行。乾隆年间，陆续撰成《续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和《清文献通考》《清通典》《清通志》，称续“三通”和清“三通”。清代历朝都撰有实录，主要包括清太祖至清德宗十一朝实录，加上入关前所修《满洲实录》和清亡后所修《宣统政纪》，合计四千四百三十三卷，统称《清实录》。还有国史、方略、会典等，也是重要的官修史书。

[1] 参见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之《原君》《原法》《置相》等篇，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6、8页。

[2]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书首，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页。

[3] 参见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秦始皇”，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页。

[4] 参见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秦始皇”，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页。

[5] 参见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汉高帝”、卷十二“怀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23、376～384页。

[6] 参见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七“梁武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52～586页。

[7] 参见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九“隋文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5～645页。

[8]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六“汉光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56～157页。

[9]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文须有益于天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79页。

[10]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序，《顾炎武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页。

[11]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页。

[12]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黄曙辉点校，上海：上海书店，2005年，第1页。

[13] 赵翼：《廿二史札记》附录二，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887～888页。

[14] 钱大昕：《十驾斋养心录》序，上海：上海书店，1983年，第1页。

[15]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序》，《顾炎武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页。

[16] 赵翼：《廿二史札记》附录，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885页。

[17] 崔述：《补上古考信录》卷上《开辟之初》，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5页。

[18] 《论语·卫灵公》，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67页。

[19] 以上所引均见《文史通义》卷一《易教上》，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2页。

[20]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九《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1页。

[21]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史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57～258页。

[22] 参见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九《家书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92页。

[23]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外编《和州志一·志隅自序》，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552页。

[24] 参见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四《释通》，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32～438页。

[25] 参见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文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24～333页。

[26] 参见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文理》，卷五《古文十弊》，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34～344页。

[27] 参见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书教下》，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2～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