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蒙古秘史》及其他

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一再证明：多民族历史的演进，反映在史学上是史学之民族内容的不断丰富。元朝统治者固然重视本民族的历史以及元皇朝政治统治的历史，同时也重视辽、金、宋三朝的历史，这显示出了元朝政治上的博大胸怀和对多民族历史的新认识。元朝统治者的现实的民族政策同他们对多民族国家历史的认识存在着并不完全一致的地方，这尽管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但这种不完全一致的地方至少也是元朝统治不能长期稳定存在的原因之一。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典制史巨著《文献通考》和“《通鉴》学”的力作；地理书和关于中外交通的撰述，也有新的成就。

这里，先从《蒙古秘史》说起。

《蒙古秘史》十二卷，含正集十卷，续集二卷，共二百八十二节。原文是用畏兀儿体蒙古文写成，蒙文名称是《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或作《脱卜察颜》《脱必赤颜》）。明初有汉文译本行世，书名为《元朝秘史》，后收入《永乐大典》。此后，蒙古文原本遂佚，作者佚名。通常认为，据此书书末所记“既聚大会，于子年之七月……书毕矣”来看，它当撰成于窝阔台（斡歌歹）十二年[1]，作者当是成吉思汗、窝阔台同时代人。

《蒙古秘史》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比较全面地记载蒙古族的起源、发展、社会生活、军事征服活动和文化面貌的历史著作。它记事起于成吉思汗第二十二代远祖，迄于窝阔台十二年，前后约五百年左右史事，而尤详于成吉思汗事迹。全书内容次第大致是：卷一主要记蒙古族起源和成吉思汗家族世系及蒙古族的社会情况；卷二至卷十一主要记成吉思汗的活动、功业；卷十二记窝阔台事迹。《蒙古秘史》反映了13世纪中期以前蒙古族的历史进程以及与此相关的北方民族关系的变化。从今天的认识来看，它通过写成吉思汗家族的繁衍，写出了蒙古族的发展、强大，也写出了蒙古族社会的婚姻关系、财产关系、阶级关系，及军事、政治制度的建立。如写孛端察儿兄弟等通过掳掠他族，“至此有马群，家资，隶民，奴婢而居焉”[2]。写成吉思汗娶妻，颇带传奇色彩。写他被三蔑乞惕围追，历尽曲折、磨难而终手脱险，直至被立为“罕”（卷二、卷三）。写他的军事活动，而以写征服乃蛮部最有声色，其间还交织着写他与札木合合作的形成和破裂，写到了1206年“斡难河源”的大会，“建九斿之白纛，奉成吉思合罕以罕号”，“整饬蒙古之百姓”，建置“蒙古国之千户官，凡九十五之千户官”，嘉奖有功者（卷四至卷八）。写到了成吉思汗建立和完善军事、政治制度（卷九、卷十），以及他同窝阔台的大规模军事征服活动，以及窝阔台对自己的“益四事焉，作四过焉”的总结（卷一一、卷一二）。

《蒙古秘史》在表述上有两个特点。一是以写战争见长：卷七记成吉思汗与乃蛮部塔阳罕之战，卷十记征秃马惕之役，都写出了双方的士气、军容和战事结束后的场面，也写出了战役中的用智、设谋而制胜的曲折过程。二是描述与诗歌的结合：卷二记成吉思汗兄弟们幼时与其母诃额仑夫人相依为命、度过艰难岁月，其母子深情，就是用诗歌来表达的；而更多的诗歌则用以写人的谈话和人们之间的对话。

《蒙古秘史》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清人钱大昕指出：“元太祖，创业之主也，而史述其事迹最疏舛，惟《秘史》叙次颇得其实。”又说：“论次太祖、太宗两朝事迹者，其必于此书折其衷欤。”[3]它是后人关于蒙古史研究和撰述的必据之书。

《圣武亲征录》和《元朝名臣事略》，是元朝建立后史家关于本朝史的有代表性的两部撰述。《圣武亲征录》一卷，不著撰人，记成吉思汗、窝阔台统治时期史事。该书所记简略，但首尾完具、文字古朴，有时也写出了征战的军容和战役的细节，是记载元初历史的重要文献。其书久以抄本传世，讹误甚多，经钱大昕、张穆、何秋涛分别校正，渐为世所重，现有王国维校注本为最佳。《元朝名臣事略》[4]十五卷，苏天爵（1294—1352年）撰。书首有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欧阳元序和至顺二年（1331年）王理序，或可表明它撰成的时间。此书收录自元初至延祐（1314—1320年）年间太师、诸王及以下文武大臣共四十七人入传，依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为序编次。所据为诸家墓志、行状、家传，间亦取自可信之书。全书叙致井然，体例划一。各传之前有撰者所写的提要，交代传主的名讳、郡望、任官、卒年及享寿多寡。它在体例上参考了朱熹的《名臣言行录》而始末较详，又参考了杜大珪的《名臣碑传琬琰集》而不尽录全篇、有所取舍，大致反映出元初期、中期名臣的面貌，清人认为它“不失为信史”[5]。元人所撰蒙古征战及元初史事，还有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耶律楚材的《西游录》、刘郁的《西使记》、刘敏中的《平宋录》等。元朝设有翰林国史院，撰修各朝实录，附有事目和诰制录，当时文字翻译很繁难，工程很大。这些实录都已不存。

二、《文献通考》和胡三省的《音注资治通鉴》

《文献通考》和胡三省的《音注资治通鉴》是元代史学的两部名作。《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元初马端临（约1254—约1323年）撰。本书分二十四门，记事起自上古，迄于南宋宁宗嘉定（1208—1224年）六年，是继杜佑《通典》之后的又一部典制体通史巨著。此书自始撰至泰定元年（1324年）刊印问世，经历了40年时间。马端临在本书序中提出了一些认识，有理论上的重要性。第一，该书关于历史撰述，主张“会通因仍之道”，这主要反映在两个领域，一是“理乱兴衰”，二是“典章经制”，故十分推崇《资治通鉴》和《通典》的成就。第二，该书对历史进程“相因”说提出具体的分析，认为“理乱兴衰”前后并不“相因”而各有殊异；“典章经制”历代继承、损益而实“相因”。他把这二者加以区别，不免有点绝对化，但在认识上仍有一定意义。第三，该书对“文献”做了界定，认为：经史、会要、百家传记之信而有证者谓之“文”，奏疏、评论、名流燕谈、稗官记录之可证史传之是非者谓之“献”，[6]这是把叙事和论事做了区别。

《文献通考》把《通典》的九门发展为二十四门，从而扩大了典制体史书的内容和范围。它把《通典》的《食货典》析为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八门，分《选举典》为选举、学校二门，又分《礼典》为郊社、宗庙、王礼三门，增加《通典》所没有的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总共比《通典》多出十五门。马端临强化了杜佑以“食货为之首”的历史见识，又把《经籍》纳入典制体通史之中，这是他对前人的继承和发展。

《文献通考》反映了马端临的进步的历史思想，这表现在：他重视历史上的社会经济活动；他对于“异常”的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大致都做了唯物倾向的解释；他阐说，国用和政治统治的关系以及“公心”和“封建”的关系，都包含有辩证认识的因素；他批评主张恢复“封建”和“井田”的言论是“书生之论”，认为那将是“自割裂其土宇”“强夺民之田产”的危险局面，认为“沿袭既久，反古实难”，这反映了他的历史进化思想。[7]《文献通考》在历史文献上也有重要价值，其论宋代典制最详，是稍后所出的《宋史》诸志未能囊括的；它接续了《通典》，断至唐天宝之末至宋嘉定之末460多年典制发展的历史，增加了《通典》所无的五个门类，改变了“礼”在全书中所占分量的比例，《兵考》以叙历代兵制为主，《文献通考》从历史文献上丰富了、发展了《通典》。后人把《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合称“三通”，它们对元、明、清史学的发展有长久的影响。

南宋开始逐步形成的“《通鉴》学”，到了元代有了新的发展。据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卷二“编年类”所考，这方面的著作有郝经《通鉴书法》以下共十六种，其中以胡三省（1230—1302年）的《音注资治通鉴》最负盛名。胡三省同马端临一样，都是宋元之际人。他注《通鉴》有两个动因，一是承袭家学，执行先人遗命；二是痛感“亡国”，寄寓民族气节。他在自序末尾以太岁纪年书为“旃蒙作噩”（即乙酉年，是为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表示不奉元朝为正朔。这个思想也反映在他的注文中。

胡三省的《音注资治通鉴》也称《新注资治通鉴》，后人简称《通鉴》胡注或胡注。其成就首先在于它对《资治通鉴》在记事、地理、制度、音读等方面都有疏通之功。其自序说：“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同异，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悉疏其所以然。”这种疏通包括校勘、考订、辨误、训释音义等。胡注的成就，还表现在寓历史评论于注文之中，这反映出注者进步的历史思想。卷二八六注文嘲笑后晋皇后崇佛而终于“冻馁”于封禅寺，嘲笑“契丹主犹知用夏变夷”，这样的评论，由事而发，随文作注，在胡注中占有很重的分量。胡注的另一个贡献是，他最早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散于《资治通鉴》各文之下，使《资治通鉴考异》同正文直接联系起来，便利了人们对《资治通鉴》的阅读、研究，也有利于《资治通鉴》的广泛流传。在胡三省之前和之后，有很多人为《资治通鉴》作注，胡注是最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直到今天，人们读《资治通鉴》还是不能不读胡注。它同“前四史”的诸家注文一样，都是中国史学上的著名史注。

三、元修辽、金、宋三朝正史

元代官修史书，除实录、政书外，撰修辽、金、宋三朝正史是一项巨大工程，从史学发展来看，其价值也在前者之上。

早在元世祖即位之初，翰林学士承旨王鹗已提出撰修辽、金二史的建议，他认为：“自古帝王得失兴废，班班可考者，以有史在。”“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元世祖“甚重其言，命修国史，附修辽、金二史”[8]。元灭南宋后，又不断有撰修辽、金、宋三史的措施，皆“未见成绩”[9]。其主要原因是，“义例”难定，即三朝的正统地位不知怎样处置为妥。直至元代后期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右丞相脱脱等再次提出撰修三朝正史的建议，元顺帝下达了撰修三史的诏书，史臣们制订了《三史凡例》，这项工程才真正着手进行。《三史凡例》全文只有一百三十五个字，但它解决了几十年讨论中未能解决的问题。关于“帝纪”，它规定：“三国各史书法，准《史记》、《汉书》、《新唐书》。各国称号等事，准《南史》、《北史》。”这是明确承认辽、金、宋三个皇朝皆各为“正统”。关于“列传”，它特别强调，“金、宋死节之臣，皆合立传，不须避忌”。它规定撰修原则是：“疑事传疑，信事传信，准《春秋》。”于是，辽、金、宋三史陆续问世。

《辽史》《金史》始撰于至正三年四月，次年三月、十一月先后成书。《辽史》包含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表八卷、列传四十五卷、国语解一卷，共一百一十六卷。《金史》包含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共一百三十五卷。它们都是体例完整的纪传体史书，分别写出了中国历史上以契丹族贵族为主和以女真族贵族为主建立的辽皇朝、金皇朝之历史的全过程，总结了这两个皇朝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举措及其兴废盛衰之故，以及在历史上所占有的地位。《辽史》《金史》的特点，一是具有鲜明的民族史内容，二是以大量的事实反映了中国历史在这一时期的多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在历代正史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宋史》修成奏进。它包括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四百九十六卷，在“二十四史”中卷帙最为浩繁。《宋史》本纪于两宋之际，颇致意总结其兴亡之故，《徽宗纪》后论详细分析了徽宗“失国之由”。而于南宋灭亡，《宋史》本纪却也写出了悲壮的一幕：张世杰“以舟师碇海中”做最后抵抗，陆秀夫负主“投海中”，杨太后之“抚膺大恸”，最后写道：“世杰亦自溺死。宋遂亡。”

《辽史》《金史》《宋史》的表和志，都各有特色，它们表明了三朝史家的积累，也表明元朝史家在历史撰述上对表、志的重视。

元代史学在地理书和私人行纪方面的撰述也是有成就的。《元一统志》，先是七百余卷，后增为一千三百卷，是元代最重要的官修地理书。该书所叙包括山川形势、地质地理、建置沿革、历史人物及有关史事，也反映出了元代辽阔的疆域和统一的政治局面。书已佚。徐明善的《安南行记》、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记载了中外交通和域外情况；后两部书是这方面的杰作，对研究亚洲文明史以至世界文明史有重要的价值。

[1] 按：即1240年，一说为1228年或1264年。

[2] 《蒙古秘史》卷一，道润梯步新译简注（本），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5页。

[3]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八《跋元秘史》，见《嘉定钱大昕全集》第九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77、479页。

[4] 按：此书初名《名臣事略》或《国朝名臣事略》。

[5]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523页。

[6] 参见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页。

[7] 参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6页。

[8] 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二《内翰王文康公》，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239页。

[9] 宋濂：《元史》卷一百八十一《虞集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