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治通鉴》和《通志》

两宋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学取得辉煌成就的时代；早于北宋建立的辽和先于南宋灭亡的金，同两宋的关系至为密切，它们在发展史学上的成就丰富了中华民族史学的内容。

两宋史学，在通史撰述、当代史撰述和历史文献学方面都有巨大的成就，在民族史、域外史、学术史和史学批评方面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资治通鉴》和《通志》是宋代史学上影响最大的两部通史著作。

《资治通鉴》，北宋司马光（1019—1086年）主编，刘恕、范祖禹、刘攽分撰，最后由司马光删削、修订成书。全书二九四卷，编年记事，上限起自战国时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前403年），以示“周虽未灭，王制尽矣”，下限迄于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以衔本朝国史，是一部包含了1362年史事的编年体通史巨著。同时，司马光还撰有《资治通鉴目录》三十卷，“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涂”[1]。《目录》相当于大事编年提要，《考异》以明史料取舍之故，与本书相辅而行。《资治通鉴》继承了《春秋》《左传》《汉纪》《后汉纪》《统史》等书的传统和优点，把编年体史书发展到成熟的阶段。

《资治通鉴》记事连贯而丰赡，扩大了编年体史书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的容量。所记内容以政治、军事、民族关系等为主，兼及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和重要历史人物。在丰富、纷繁的历史内容中，司马光“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而特意详述，以达到“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2]，为现实提供借鉴的目的。清人王夫之认为，《资治通鉴》包含了“君道”“臣谊”“国是”“民情”等多方面内容，证明它在历史借鉴方面有广泛的作用。

《资治通鉴》对历史的表述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它写战争，善于把战事前的紧张策划、战事中的防守和奇袭写得十分出色。其中关于赤壁之战、淝水之战、西魏韦孝宽之守玉壁、唐朝李愬平蔡州之役等战事的描述，都是脍炙人口的精彩史文。它写历史场面，能使人感受到不同的气氛。如卷一九四记唐太宗置酒故汉未央宫，颉利可汗起舞，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李渊高兴地说：“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李世民也说，他不学刘邦“妄自矜大”，于是“殿上皆呼万岁”，这是写出了和谐、热烈的气氛。又如，卷二二三记郭子仪单骑见回纥，是先写出了军营中的紧张，然后转向热烈气氛。它也善于从具体的事件中写出人物的心理、精神和智慧，如淝水之战中的谢安的心理活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所用的谋略，在唐太宗盛怒之下长孙皇后“具朝服立于庭”而贺其得魏徵直臣等，都使人读后回味无穷，深受启迪。

《资治通鉴》的思想价值，在于它以极其丰富的历史事实证明：政治统治的存在、巩固和发展，离不开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为它作序的宋神宗，为它作注的胡三省，为它作全面阐释的王夫之，都十分强调它的这个价值。书中对“生民”“民心”“民事”的重视，是司马光历史观上颇有光彩的一面。《资治通鉴》又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它所引之书多达三百二十二种，“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3]，被誉为“后世不可无之书”[4]。

司马光能够同司马迁并称史学上的“两司马”，是跟《资治通鉴》作为编年体通史的多方面成就相关联的。《资治通鉴》对宋代和后世的史学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补撰，改编，续作，注释，仿制，翻译，评论，诸家蜂起，蔚为大观。宋人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人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清人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毕沅的《续资治通鉴》等，都由它繁衍、发展而来。近人张须撰《通鉴学》一书，总结了《资治通鉴》在史学发展上的影响。

宋代的另一部通史巨著《通志》，是南宋郑樵（1104—1162年）所撰。《通志》是纪传体通史，全书两百卷，包含本纪十八卷、年谱四卷、略五十二卷、世家三卷、载记八卷、列传一百一十五卷。其记事起三皇，迄隋末，诸略所记下及于唐。这六种体例中，略由书、志而来，年谱是年表的别称，世家本于《史记》，载记采自《晋书》。《通志》是《史记》以后纪传体通史的新成果。郑樵历史撰述的主旨是“会通”。他说的“会通之义”“会通之旨”“会通之道”[5]，主要包括两层意思：一是重视古今“相因之义”，意在贯穿历史的联系；二是揭示历代损益，意在“极古今之变”。这两点，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思想，在历史理论发展上是值得重视的。郑樵过分贬抑“断代为史”的一些说法，并不足取。

《通志》最重要的成就是它的二十篇略，通常称为《通志·略》或简称《二十略》。它们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立目与内容都依据前史，如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五略，大致出于《通典》；二是立目参照前史而在内容上有所继承和发展，如天文、地理、器服、乐、艺文、灾祥六略；三是立目与内容多属作者首创，这包括氏族、六书、七音、都邑、谥、校雠、图谱、金石、昆虫草木九略。郑樵所创九略涉及广泛的领域：氏族、谥，是关于中国社会的传统和特点的两门学问；都邑，讲政治与地理的关系；六书、七音，讲文字、音韵；校雠、图谱、金石，提出了历史文献学的几个新领域；昆虫草木，是在天文、地理、灾祥之外，扩大了对自然史认识和研究的范围。这都是前史诸志不曾专门论述的，是郑樵的新贡献。

《二十略》继《隋书》志和《通典》之后，进一步扩大了史学对典章制度和专史的研究，加强了对文化和自然的认识；它包含了丰富的无神论思想，对天人关系提出了新认识；它批评“穷理尽性之说”的片面性，力倡“实学”；它的各篇序言提出了不少历史方面和史学方面的理论认识，这些都表明它在史学上有很高的价值。明人龚用卿撰《刻通志二十略序》引时人之言，称《二十略》是郑樵“自得之学，非寻常著述之比”，可谓确论。

二、三部本朝史

宋代史家关于前朝正史的撰述是有成绩的。薛居正的《五代史》（即《旧五代史》），欧阳修的《五代史记》和《新唐书》，都被后人列入《二十四史》。由于宋与辽、金关系的复杂和政治形势的变幻，宋代史家对本朝史或者说当朝史显得格外关注。其中，以李焘（1115—1184年）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徐梦莘（1126—1207年）的《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1166—1253年）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最为知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全书九百八十卷，另有《举要》六十八卷，记事起自北宋开国，迄于北宋灭亡，这是中国史学史上前所未有的、部帙浩繁的编年体皇朝史，因记事上接《资治通鉴》，“纂集义例”亦悉用司马光之所创立，故称此名。本书的特点，除浩繁以外，还很翔实。李焘自谓“错综铨次，皆有依凭”；对于“大废置、大征伐，关天下之大利害者”，都“宁失之繁，无失之略”。李焘还仿《资治通鉴考异》的做法，自撰注文，以存异说。宋人叶适评论此书说：“《春秋》之后，才有此书，信之所聚也。”[6]今传《续资治通鉴长编》，系后人自《永乐大典》中录出，时已缺熙宁至绍圣年间部分记载及徽、钦二朝史事，重加编次，仅得五百二十卷，仍不失为宋人所撰最翔实的北宋史。李焘以40年时间撰成此书，他自己说“精力几尽此书”，《宋史》本传称他“平生生死文字间”，反映了他的坚韧不拔的追求。

《三朝北盟会编》，二百五十卷，是记载两宋之际历史的编年体史书。三朝，指北宋徽宗、钦宗二朝和南宋高宗朝。北盟，记事以宋、金和战为主要线索，故称。会编，此书按编年纂述史事，而每记一事则并列诸说，每取之说则原文照录，“参考折衷，其实自见”[7]。徐梦莘据两百多种书成此巨制，反映了他“自成一家之书，以补史官之阙”的“本志”。时人评价这书的价值是：“东观直笔多所资，蓬莱汉阁生光辉。”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两百卷，编年记事，起建炎元年（1127年），止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记南宋高宗朝三十六年史事，今传本亦系清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辑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比之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叙事凝练；比之于《三朝北盟会编》，采撰精审。它征引赅博，所据书在两百种左右，凡有异同，也仿《资治通鉴考异》之法多有自注，反映了作者在采撰和体例运用上的严谨。清四库馆臣认为：“大抵李焘学司马光而或不及光，心传学李焘而无不及焘。”[8]这是评价了二李及其与司马光史学的关系。

《续资治通鉴长编》撰成于淳熙九年（1182年），《三朝北盟会编》完成于绍熙五年（1194年），《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进呈于嘉定元年（1208年），在26年中宋代史家相继写出三部编年体当代史巨著。此时是中国史学史上罕见的、有重大创获的年代。历史启发着史家的沉思和撰述**，这三部当代史是极好的明证。

三、历史文献学的多方面成就

两宋时期，历史文献学有长足的发展，也有新的开拓。首先说考异、纠谬、刊误和考史。司马光为说明《资治通鉴》所据文献的同异及其取舍之故，自撰《资治通鉴考异》一书，在历史撰述和历史文献学史上都是首创，其“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涂”的主旨，在治史的理论和方法上都有重要意义，影响亦颇深远。《资治通鉴考异》原系单行，后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乃分记各条于所考之事文下，以便于阅读。吴缜作《新唐书纠谬》，擿举《新唐书》的谬误，取其同类，分为二十门。因其所得多据《新唐书》纪、表、志、传、参照、对勘而来，未必一一中肯，但确指出了原书的不少谬误。吴缜在自序中提出史学批评的三条准则是事实、褒贬、文采，而事实是根本的认识，在理论上有重要价值。他还撰写的《五代史纂误》，也是这类性质的著作。刊误，意即勘误、修订、改正之意。宋人刊误前史，重点在《汉书》和《后汉书》，有张泌《汉书刊误》，余靖《汉书刊误》，刘敞、刘攽、刘奉世《三刘汉书标注》，刘攽《后汉书刊误》，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等。宋仁宗读《后汉书》，见“垦田”之“垦”皆作“恳”，于是使侍中传诏中书俾刊正之。时刘攽为学官，遂刊其误，这件事可能推动了学人的刊误工作。考异、纠谬、刊误都关系到考史，宋人考史以王应麟为名家。他的名作《困学纪闻》二十卷，其中卷十一至卷十六专为考史，上起先秦，下迄南宋，还有专题性质的考证。所考所论，“辞约而明，理融而达”[9]。

其次是目录学的新发展。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是题解目录书的名作，在分类、解题、批评三个方面都有重要价值。最后是金石学的创立。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是现存最早的金石学专书。二书的序文和各条跋尾，包含丰富的文献学思想和研究历史的理论和方法论。欧阳修说的“为善之坚，坚于金石”[10]，就包含着深刻的历史见解。

两宋史学，在民族史、地方史、学术史、佛教史、中外交通史、野史、笔记，以及历史评论、史学批评方面，都有不少成就。它们对元、明、清史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四、辽、金史学的特点

辽、金皇朝都创制了本民族的文字，即契丹字和女真字，它们也仿唐、宋制度建立了国史院等修史机构。辽朝史家萧韩家奴以契丹字翻译史家马总《通历》、吴兢《贞观政要》、欧阳修《五代史》，参撰本朝实录、起居注，有突出的成就。耶律俨撰有《皇朝实录》七十卷和国史《辽志》。辽圣宗读《唐书》，尤留意高祖、太宗、玄宗三本纪，大臣马得臣“乃录其行事可法者进之”[11]。《辽史·列女传》记耶律氏，小字常哥，是太师耶律适鲁之妹。常哥“读《通历》，见前人得失，历能品藻”。她写了一篇政论文，辽道宗读后“称善”。

金朝在翻译汉文经史方面成绩更为突出，除《五经》、诸子，还有《贞观政要》《史记》《汉书》《新唐书》等。金朝科举考试，始以《五经》、三史内命题，后来扩大为从《六经》、十七史、诸子内命题。金熙宗读《贞观政要》，认为：“见其君臣议论，大可规法。”[12]金世宗读《资治通鉴》，说它“编次累代废兴，甚有鉴戒，司马光用心如此，古之良史无以加也”[13]。金朝重视实录的编撰，又经两三代史家的不断努力撰成《辽史》。金朝史学还有一些私人撰述是很重要的，元好问的《壬辰杂编》《中州集》和刘祁的《归潜志》，是影响最大的。蔡琏的《金石遗文》及《跋尾》《南北史志》也是当时的知名之作，可惜有的已经失传了。

辽、金史学从很多方面反映出史学跟政治的关系，史学跟多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关系。

[1] 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见《资治通鉴》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607～9608页。

[2] 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见《资治通鉴》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607～9608页。

[3]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20页。

[4]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黄汝成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84页。

[5] 郑樵：《通志》总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页。

[6] 以上引自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三《经籍考·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637页。

[7]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页。

[8]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26页。

[9] 牟应龙：《困学纪闻》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页。

[10] 欧阳修：《集古录》卷九《唐人书杨公史传记》跋尾，见《欧阳文忠公集》之五，《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第152册，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第414页。

[11] 脱脱等：《辽史》卷八十《马得臣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79页。

[12] 脱脱等：《金史》卷四《熙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74页。

[13] 脱脱等：《金史》卷七《世宗本纪中》，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