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官修史书成绩斐然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经历了多途发展的历程。隋唐五代时期，史学在发展中出现了新的重要转折。第一个转折，是皇家设立了专门的修史机构——史馆，完善了史官制度，官修史书成绩斐然。第二个转折，是产生了对史学工作进行总结的专书，史学批评趋于成熟，标志着史学的发展进入了更加自觉的阶段。第三个转折，是在编年体和纪传体史书长期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成熟的典制体史书巨著，这一新的表现形式丰富了史学的内涵，扩大了历史撰述领域。第四个转折，是通史撰述呈现出复兴的趋势。这些重要转折，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出这个时期的历史特点和史学特点，并对后来的史学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里，先说第一个转折。

隋皇朝在史学上有两件大事。第一件事，开皇十三年，隋文帝下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1]这表明皇家要垄断修史，魏晋以来私人修史之风的势头显然受到抑制。第二件事，是“《汉书》学”的兴盛。刘臻精于两《汉书》，时人称“汉圣”。杨汪学于刘臻，后为国子祭酒，炀帝“令百僚就学，与汪讲论，天下通儒硕学多萃焉，论难蜂起，皆不能屈”，为一时之盛况。萧该、包恺更是《汉书》学宗匠，“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2]。这两件事，反映出隋皇朝统治者的历史意识的强化。

唐皇朝历史意识的强化是另一种表现形式。唐高祖以宏大的气魄，下诏修撰梁、陈、魏、齐、周、隋六代史，为唐代史学发展奠定了格局。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设史馆于禁中，复诏诸大臣修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贞观十年（636年），五代史纪传同时修成，唐太宗表示：秦始皇“焚书坑儒”、隋炀帝“尤疾学者”皆不足取，而他本人“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3]。五代史纪传是：

《梁书》五十六卷：纪六卷，传五十卷，姚思廉（557—637年）撰；

《陈书》三十六卷：纪六卷，传三十卷，姚思廉撰；

《北齐书》五十卷：纪八卷，传四十二卷，李百药（565—648年）撰；

《周书》五十卷：纪八卷，传四十二卷，令狐德棻（583—666年）、岑文本（594—644年）、崔仁师撰；

《隋书》五十五卷：纪五卷，传五十卷，魏徵（579—642年）、颜师古（581—645年）、孔颖达（574—648年）等撰，其史论及梁、陈、齐三史总论皆出于魏徵之手。

五代史记述了梁、陈相继，齐、周并立，以及隋朝统一南北、由兴而亡的历史。至此，南北各朝及隋之统一的历史已粲然齐备。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又命褚遂良监修《五代史志》（亦称《隋书》志），至高宗显庆元年（656年）成书，由长孙无忌奏进。参与撰述的有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等。《五代史志》包括十志三十卷，上接《南齐书》志和《魏书》志。其中，《经籍志》在学术史、文献学史和目录学史上有极重要的价值。

在《五代史志》成书之前，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下诏重修晋史。他在《修晋书诏》中批评尚存的十八种晋史“虽存记注，而才非良史，事亏实录”[4]。重修工作以房玄龄、褚遂良监修，以曾经“总知类会”五代史撰述的令狐德棻为首，参与其事者凡二十一人。贞观二十二年撰成，包含纪十卷、志二十卷、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记述了两晋、十六国史事。唐太宗为宣、武二帝纪及陆机、王羲之二传写了后论，故新修《晋书》曾题为“御撰”。《晋书》的志有很高价值，郑樵评论说：“《隋志》极有伦类，而本末兼明，惟《晋志》可以无憾，迁、固以来，皆不及也。”[5]

《晋书》以载记体例记十六国历史，是其一大独创，在民族史撰述上有特殊的意义。《晋书》卷八十二为陈寿、司马彪等一批史家立传，反映了突出的史学批评的自觉意识。在《五代史志》成书后三年，即显庆四年（659年），李延寿撰成《南史》纪传八十卷、《北史》纪传一百卷，这是通叙南朝史和北朝史的两部著作。李延寿的撰述工作，颇得力于史馆的条件和令狐德棻的支持。

以上是唐初所修八史，占了古代“正史”即“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显示了官修史书所具有的实力。唐初所修八史都宣扬“天下一家”的观念，这同隋唐的政治统一是相关联的。唐代官修史书在国史、谱牒和礼书等方面，也多有创获。五代时期还有官修《唐书》的面世。

二、划时代的史学批评著作——《史通》

盛唐时期，杰出的史学批评家刘知幾（661—721年）于中宗景龙四年（710年）写出了《史通》一书，这是中国古代史学上一部划时代的史学批评著作。《史通》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一个更高的自觉阶段，是史学思想和史学理论发展的新转折。

刘知幾从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起担任史职，直至去世止，首尾20年。他参与了实录、国史、大型谱书等许多重要撰述工作，对史学源流，历史文献的聚散、得失、性质，以及武则天、唐中宗时史馆修史状况，均有深入的认识。刘知幾的史学批评意识由此而显得格外强烈，加之他少年读书“喜谈名理”的禀赋，也逐渐培养起一种批判精神。他撰《史通》的原因，是因为“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6]。

《史通》二十卷，包括内篇十卷三十九篇，外篇十卷十三篇，合为五十二篇。有论者认为，其中内篇的《体统》《纰缪》《弛张》三篇亡于北宋以前，全书今存四十九篇。内篇是全书的主要部分，着重阐述了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求和撰史原则，而以评论纪传体史书体例为多。外篇论述史官制度、正史源流，杂评史家、史著得失，也反映了作者对历史的一些见解。

《史通》以《六家》《二体》开篇，从史书的内容和形式阐述了史学的起源；以《史官建置》《古今正史》勾勒了史学发展大势；以《杂述》概括了史学的多途发展。这五篇，是对史学发展的历史的清理。它的《载言》《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编次》《称谓》《序传》篇，是关于史书表现形式的理论，而以论纪传体史书的结构、体例为主。它的《采撰》《载文》《补注》《因习》《邑里》《言语》《浮词》《叙事》《点烦》《核才》《烦省》篇，是关于史书编撰方法和文字表述的理论。它的《品藻》《直书》《曲笔》《鉴识》《探赜》《摸拟》《书事》《人物》篇，是关于历史认识和撰述原则的理论。《辨职》《自叙》《忤时》三篇，是阐说作者的经历、撰述旨趣和对史学社会功用的认识。外篇中的其余各篇，列举实例，杂评前史得失，以证上述有关理论。《史通》精髓在于“商榷史篇”“喜述前非”[7]，主旨是史学批评。

从今天的认识来看，《史通》的史学批评理论有它逻辑上的体系，这就是：关于史书内容，即史家对客观历史的认识和概括；关于撰述方法，而尤其强调慎于采撰；关于史书体裁、体例，认为“史无例，则是非莫准”[8]；关于文字表述，强调美、工、简要、用晦；关于撰述原则，以“直书”“曲笔”划定史家邪正、曲直的基本分野；关于史学功用，认为是“生人（民）之急务”，“国家之要道”[9]，史家则因其贡献不同而可略分等第。时人徐坚评论《史通》说：“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10]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古代史学批评理论的经典性著作。

刘知幾还提出了“史才三长”论，认为史家兼具才、学、识，方可称为良史之才。他用才、学、识三个范畴，把史家的修养提高到自觉的理论认识阶段，影响所及，直至于今。

三、典章制度史巨著的创立——《通典》

《史通·二体》篇备言编年、纪传两种史书体裁的长短、得失，但刘知幾何曾想到，90年后，即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杜佑（735—812年）所撰《通典》的面世，二体“角力争先”的格局即被雍容大度的典制体巨著的出现所改变。

杜佑在60年宦海中，勤于读书、撰述，用36年时间著成《通典》两百卷。他批评《尚书》、“三传”等“然率多记言，罕存法制”，批评“历代众贤高论，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拯之方”；指出“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11]。重“法制”即制度，这是《通典》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要求，重“施政”，这是它的撰述旨趣。

《通典》继承先秦以来礼书的传统和《史》《汉》以来“正史”书志的体例，创立了典制体通史的格局。它以典章制度为中心，附以诸家言论，总为一书，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本朝玄宗天宝之末。全书分为九门：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时人亦称为“分门书”。每门之下分若干子目，子目之下更有细目，条分缕析，结构严谨，浑然一体。《通典》创造了综合性的典制体通史形式，奠定了独立的制度史撰述的基础，扩大了历史研究和历史撰述的领域。

分门和会通是《通典》的两个显著特点，而它的分门则自觉不自觉地反映了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杜佑在《通典》自序中着重阐述了他对分门的逻辑认识：

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敌焉。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或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12]

“教化”同“衣食”的关系是精神同物质的关系，而以衣食为“本”。这是杜佑关于国家职能的总的认识。在此基础上而有各种制度和设施，其中又“以食货为之首”。这些认识，在历史理论上是前无古人的。杜佑的历史理论，在全书的叙、论、说、议、评、按中，有极充分的反映；而历史进化思想和传统门阀观念的冲突，也反映出杜佑的历史观和社会观的矛盾。

《通典》因其续作屡代不绝而被称为“十通”之首，在史学上有崇高的地位。

四、通史撰述的复兴趋势

《史记》以通史的成就饮誉汉魏两晋南北朝，然数百年间关于通史方面的撰述则甚为寥落。梁武帝曾命史家吴均等撰《通史》六百卷，北魏元晖也召集史家崔鸿等撰《科录》二百七十卷，这两部通史都没有流传下来。唐代，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至中晚唐形成通史复兴的趋势，成为古代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

盛唐时期，有虞世南撰《帝王略论》，这是一部关于历史的通论，它的价值在于运用比较的方法而展开评论，今有敦煌文书抄本和日本国镰仓时期抄本，均为残卷。有韩琬撰《续史记》一百三十卷和萧颖士撰编年体汉隋间通史，这两部书都失传了。

中晚唐时期，除杜佑撰典制体通史外，还有许嵩撰《建康实录》二十卷，编年体，今存；韩潭撰《统载》三十卷，传记体，已佚；高峻撰《高峻小史》六十卷，纪传体，已佚；马总撰《通历》十卷，编年体，今存后七卷；陈鸿撰《大统纪》三十卷，编年体，已佚；姚康撰，《统史》三百卷，编年体，已佚。这些书，除《建康实录》是通记三国·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史事外，其余都是贯通古今的著作。其中，《统载》“采虞、夏以来至于周、隋，录其事迹善于始终者六百六十八人为立传”[13]；《高氏小史》“一以《太史公书》为准”[14]；《统史》“上自开辟，下尽隋朝，帝王美政、诏令、制置、铜盐钱谷损益、用兵利害，下至僧道是非，无不备载，编年为之”[15]。加上《通典》，这四部书分别采用了传记、纪传、编年、典制等不同的体裁，通史撰述，蔚然大观。

通史撰述发展中的这一转折，具有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体裁多样，二是产生了名作，三是开拓了历史撰述领域，四是发展了史学上的会通思想。

[1] 魏徵等：《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38页。

[2] 魏徵等：《隋书》卷五十六《杨汪传》，卷七十五《儒林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394、1715～1716页。

[3] 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五五四《国史部·恩奖》，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657页。

[4] 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67页。

[5] 郑樵：《通志二十略·艺文三》，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528页。

[6] 刘知幾：《史通》卷十《自叙》，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70页。

[7] 参见刘知幾：《史通》原序与卷十《自叙》，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271页。

[8] 刘知幾：《史通》卷四《序例》，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81页。

[9] 刘知幾：《史通》卷十一《史官建置》，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1页。

[10]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二《刘子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71页。

[11] 杜佑：《通典》《进〈通鉴〉表》及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书首第1页、正文第1页。

[12] 杜佑：《通典》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页。

[13] 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五《国史部·采撰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685页。

[14] 高似孙：《史略》卷四，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0页。

[15] 刘昫等：《旧唐书》卷十八下《宣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