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学多途发展的气象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封建王朝的迭起、对峙和大规模的民族迁移活动，以及门阀地主在政治上的活跃和中外交通的发展等历史特点，史学出现了多途发展的气象。其具体表现是史风旺盛，史家辈出，史书数量剧增而种类繁多。这是秦汉时期史学所不能比拟的。

这时期的史官制度有了新的发展，大著作、佐著作郎或著作佐郎，是专掌史任的；南朝，又有修史学士的设立。其中，不乏“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选”[1]；另外，由于私家修史之风的盛行，一批“挥翰蓬茨之下”的“立言之士”适时而起。[2]370年间，史家辈出，蔚为壮观。

这个时期的史书数量的剧增和种类的繁多，可以从《隋书·经籍志》同《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史书的比较中得其大体。《汉志》以史书附于《春秋》。之后，凡十二种，五百五十二篇。《隋志》分经籍为四部，其史部又分史书为十三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共著录史书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通计亡书，合八百七十四部，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八卷。[3]这些史书，绝大部分出于这一时期的史家之手。它们约占《隋志》四部书种数五分之一弱，卷数三分之一强。西汉时，史学一度附属于经学。自司马迁倡导史学“成一家之言”，激发了史家更高的自觉意识。而史学真正成为泱泱大国之学，则在这时。

史书独立为四部之一，且又可以分为十三类，足以反映其多途发展的气象。其中，“正史”撰述尤其受到重视：“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4]刘知幾《史通》除有《古今正史》专篇（含编年体史书），还有《杂述》篇列举“史氏流别，殊途并骛”的盛况。他把“史氏流别”概括为十种：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此外，南朝萧统编纂《文选》，专立“史论”一目。刘勰撰《文心雕龙》，有《史传》篇，是关于史学批评的专文。史注也大为发展，裴骃《史记集解》、晋灼《汉书集注》、臣瓒《汉书音义》、裴松之《三国志注》、刘昭《续汉书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自注，皆史注名作。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史家视野开阔，撰述多途，除大量的皇朝史著述外，在民族史、地方史、家族史、人物传、域外史、史论、史评、史注等许多方面，都有丰富的成果，显示出史学多途发展的盎然生机。

二、撰写皇朝史的**

《史记》奠定了纪传体史书的基础，《汉书》开皇朝史撰述的先声，继而有《东观汉记》和《汉纪》的行世，于是后世史家极重视皇朝史的撰写。这一时期，由于封建政权割据、对峙和频频更迭，出现了大批皇朝，其中不少虽兴替匆匆，然皆各修其史，这是史家撰写皇朝史出现**之史学上和历史上的原因。《隋书·经籍志》以纪传体皇朝史为“正史”，刘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篇则包含有编年体皇朝史在内。这里说的皇朝史，是兼含两种体裁的。

这一时期，史家所撰东汉史有十二种，今存的只有司马彪《续汉书》八志三十卷、袁宏《后汉纪》和范晔《后汉书》。各史佚文，有清人汪文台《七家后汉书》辑本和今人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这一时期的三国史撰述有十五种，今仅存陈寿《三国志》。裴松之作《三国志注》，保存了诸史部分佚文，为世所重。晋史撰述有二十三种，包括纪传体十二种、编年体十一种，尽佚。今人乔治忠采前人所辑佚文，合为《众家编年体晋史》一册，可资参考。关于十六国史的撰述，这时期共有二十九种，以崔鸿《十六国春秋》最为完备，然尽数亡佚。清人汤球有《十六国春秋辑补》，庶可窥其一斑。这时期的南朝史撰述有二十二种，今存者仅有沈约的《宋书》和萧子显的《齐书》（后人称《南齐书》）两种。北朝史的撰述，相形之下，显得寥落不振。今存魏收《魏书》是最能反映北朝史撰述成就的著作。此外，两晋南北朝时“起居注”的发展也是这时期皇朝史撰述的一个方面。

下面，依次略述几部现存的有代表性的著作。

关于《续汉书》八志、《后汉纪》和《后汉书》。《续汉书》八十篇，西晋司马彪（？—约306年）撰，是一部“通综上下，旁贯庶事”[5]，包括纪、志、传完整的东汉史。后纪、传散亡，仅存八志，即律历、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百官、舆服，共三十篇。其中百官、舆服二志，是《史记》《汉书》所没有的。它的思想特点是：注重考察典章制度的变化以及与前史的联系，强调以“君威”“臣仪”为核心的“顺礼”等级秩序，推崇“务从节约”的政治作风。它把对历史的考察和现实的需要结合起来了，而现实的需要便是“教世”。南朝梁人刘昭注范晔《后汉书》，惜其诸志未成，“乃借旧志，注以补之”。唐太宗有《咏司马彪（续汉志）》诗，其中四句是：“前史殚妙词，后昆沈雅思，书言扬盛迹，补阙兴洪志。”[6]这都反映出后人对它的评价。《后汉纪》三十卷，编年体东汉史，东晋袁宏（328—376年）撰。他读诸家后汉书，觉其“烦秽杂乱，睡而不能竟”[7]，乃仿《汉纪》而撰此书，历时八年而成。其记事，起于“王莽篡汉”，终于魏封汉献帝为山阳公；正式纪年，起更始元年（23年），终建安二十五年（220年）。袁宏用“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撰述方法，在编年纪事中顺带写出了大量人物，以“观其名迹，想见其人”。袁宏的撰述思想是“通古今而笃名教”，而名教的核心是君臣、父子关系。袁宏生活在东晋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日益积累和发展的年代，他借撰述东汉史来阐发名教思想，是有他的一番深意的。《后汉书》九十卷，含纪十卷、传八十卷，南朝宋人范晔（398—445年）撰。范晔还打算撰成志十卷，合为一百卷，但未能完成。后刘昭以司马彪《续汉书》志补入《后汉书》，流传至今。范晔撰《后汉书》时，至少有十种汉晋史家所著后汉史作为参考。范晔自称，他的《后汉书》虽“博赡”不及班固《汉书》，但“整理未必愧也”；而其“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8]。范晔虽是据众家后汉史撰《后汉书》，而他撰述目标却是以“最有高名”的《汉书》为参照的。他对于材料的整理之功和对于史事评论的精深，是《后汉书》的两个特点。在历史观上，范晔继承了司马迁的历史哲学。

关于《三国志》和《三国志注》。《三国志》六十五卷，是唯一保存至今同时又是兼记魏、蜀、吴三国史事的优秀著作。它的著者陈寿（233—297年）大致与司马彪同时，他们是西晋最有成就的两位史家。陈寿被时人称为“善叙事，有良史之才”[9]。《三国志》记事，起于东汉灵帝光和末年（184年）黄巾起义，迄于西晋灭吴（280年），上限不限于三国开始的年代（220年），故与《后汉书》在内容上颇有交叉。陈寿的史才，首先是他对三国时期的历史有一个认识上的全局考虑和编撰上的恰当处置。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三国之间和战的展开，以及蜀灭于魏、魏之为晋所取代和吴灭于晋的斗争结局，都是在纷乱复杂中从容不迫地叙述出来的。在编撰体例上，陈寿以魏主为帝纪，总揽三国全局史事；以蜀、吴二主传名而纪实，既与全书协调，又显示鼎立三分的政治格局。这是正史撰述中的新创造。陈寿的史才，还表现在他善于通过委婉、隐晦的表述方法，写出汉与曹氏、蜀与魏、魏与司马氏关系中的真情。叙事简洁，也反映了陈寿的史才。陈寿在历史观上显得苍白，他用“天禄永终，历数在晋”[10]来说明三国的结局。后人评论《三国志》是“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11]。这里说的“风化”，跟司马彪强调“顺礼”、袁宏提倡“名教”有相通之处。陈寿死后132年，南朝宋人裴松之“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国志》”，于元嘉六年（429年）作成《三国志注》。裴注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以补其阙”，二是“以备异闻”，三是“以惩其妄”，四是“有所论辩”[12]。注文引书二百一十种[13]，约三十二万字，近于原著的三十六万字，有很高的史学价值。

关于《宋书》《南齐书》和《魏书》。《宋书》，一百卷，包含纪、传七十卷，志三十卷，南朝梁人沈约（441—513年）撰。《南齐书》包含纪八卷，志十一卷，传四十卷，序录一卷，已佚，今存五十九卷，南朝梁人萧子显（487—537年）撰。它们记载了南朝宋、齐两个皇朝的历史。《宋书》在反映门阀风气、南北对峙、人口迁移等时代特点方面有许多有价值的记载。它的志，上溯曹魏，补《三国志》有纪、传而无志的不足，显示了作者的见识。《南齐书》写人物，做到“不著一议，而其人品自见”[14]，显示出作者的史才。《魏书》包括纪十四卷，传九十六卷，志二十卷，例目一卷，已佚，今存一百三十卷，北齐魏收（505—572年）撰。它记述了中国北方鲜卑族拓跋部从4世纪后期至6世纪中期（即北魏道武帝至东魏孝静帝）的历史：拓跋部的发展兴盛、统一北方、封建化和门阀化过程，北魏早期与东晋的关系，北魏、东魏与南朝宋、齐、梁三朝的关系的发展。这使它在正史中具有突出的特色。从中国历史发展来看，它不仅是西晋末年以来我国北方各少数民族历史进程的生动记录，而且是这个时期我国民族融合新发展的历史总结。历史上曾有人把《魏书》说成是“秽史”，那是没有根据的。《宋书》《南齐书》和《魏书》，在不同程度上都宣扬了神秘思想，这是它们共同的缺陷。

三、地方史、家史、谱牒和别传

地方史、民族史，关于中西交通和域外情况的记述，以及家史、谱牒和别传，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之多途发展的几个重要方面。

地方史，如刘知幾所说的郡书和地理书，多是“乡人学者，编而记之”，“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15]。它们或侧重人物、社会，或注重自然、风俗。今存东晋常璩所著《华阳国志》十二卷，兼记巴、蜀、汉中、南中一带的历史、地理、人物，涉及政治、民族、风俗、物产，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地方史。民族史撰述，大多包含在皇朝史的民族传专篇和地方史撰述当中，其中以《三国志》《后汉书》中的民族史专篇最有价值。有的皇朝史如《十六国春秋》《魏书》，包含了更多的民族史内容。皇朝史中的民族史专篇，有的已超出了当时或今日国境的范围，这就涉及对当时或今日域外情况的记述了。如《三国志·魏书》中的“倭人”传，是关于日本古代史的重要资料，迄今仍为中外学者所重视。佛教盛行，大量的中国僧人西行“求法”，促进了中外交通和域外情况的记载。如僧人智猛于刘宋元嘉元年（424年）“求法”归来，写出《游行外国传》，惜其书早佚。稍早于他的僧人法显（约337—约422年）所写的《佛国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外交通的原始记录。它记录了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的历史、宗教，以及中国同这些国家的交通情况，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宝贵文献。

家史、谱牒和别传的发展，都是门阀的政治要求和意识形态在史学上的表现形式。家史、谱牒都出自“高门华胄”之家[16]。《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自《李氏家传》以下，至《何氏家传》止，著录家史二十九种，多为两晋南北朝人所撰，谱牒之盛，更为壮观。仅南朝梁人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引用的四十六种谱书，有四十三种不见于《隋志》著录，可见其佚亡或失于著录的数量之多。谱牒撰述之盛导致了谱学的发展，东晋贾弼之是贾氏谱学的创始人，其子贾匪之、孙贾渊“三世传学”，撰成《姓系簿状》，是为东晋南朝谱学之渊薮[17]。梁武帝时，王僧孺创王氏谱学，撰有《百家谱》三十卷，又集《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等[18]。刘宋王弘以“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而名噪一时，足见谱学地位之尊。魏晋以下，“品藻人物”，提倡“名教”，讲究“风化”，又推动了种种别传撰写的发展。《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的高士、逸士、逸民、高隐、高僧、止足、孝子、孝德、孝友、忠臣、良吏，名士、文士、列士、童子、知己、列女、美妇等传，都属于“类聚区分”形式的别传。《世说新语注》引用个人别传八十余种，《隋志》均未著录。家史、谱牒、别传的发展，说明史学跟社会的接触面更加扩大了。

在史学多途发展时期，史学批评也有了发展。袁宏《后汉纪·序》、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刘昭《后汉书注补志序》、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萧统《文选·序》，以及正史中史学家传记的后论等，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史学批评见解。南朝梁人刘勰著《文心雕龙》，其中有《史传》篇，这是关于史学批评的一篇综论，是史学批评进入更加自觉阶段的征兆。

[1] 刘知幾：《史通》卷十一《史官建置》，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8页。

[2] 参见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92页。

[3] 参见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92页。清人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统计略异。

[4] 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57页。

[5] 房玄龄等：《晋书》卷八十二《司马彪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41页。

[6] 《全唐诗》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0页。

[7] 袁宏：《后汉纪》序，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页。

[8] 沈约：《宋书》卷六十九《范晔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30～1831页。

[9] 房玄龄等：《晋书》卷八十二《陈寿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37页。

[10] 陈寿：《三国志》卷四《魏书·三少帝纪》，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54页。

[11] 房玄龄等：《晋书》卷八十二《陈寿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2138页。

[12] 陈寿：《上三国志注表》，见《三国志》，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71页。

[13] 参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889页。

[14]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九“《齐书》书法用意处”，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90页。

[15] 刘知幾：《史通》卷十《杂述》，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54～255页。

[16] 参见刘知幾：《史通》卷十《杂述》，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54页。

[17] 参见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二《文学传·贾渊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907页。

[18] 参见李延寿：《南史》卷五十九《王僧孺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