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秦与汉初历史思想的发展

秦汉的政治统一，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这种政治统一给予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推动了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秦始皇在完成统一事业之后，在总结历史经验上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即认识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因此，他采纳李斯的建议，不为封国而设郡县，这在历史认识和政治实践上都是一件大事。可惜秦始皇没有把总结历史经验的工作继续下去，竟然演出了“非秦记皆烧之”的史学悲剧，而且殃及《诗》《书》、百家语，接着又坑诸生四百六十余人，使人不敢再道及秦国以外的历史。[1]秦始皇用“焚书坑儒”的办法来统一思想，这不仅是史学工作的失误，而且是政治统治的失误。

刘邦作为楚汉战争的胜利者，在建立西汉王朝以后，起初也不曾想到总结历史经验的重要。他的高明之处，是适时地接受了陆贾的“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的启发，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于是，陆贾“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可以想见，刘邦君臣为巩固政治统治而如此重视总结历史经验，这在当时是何等庄严、深沉而又富有生气的场面！从史学上看，这无疑推动了人们的历史思想的发展。陆贾根据“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这一认识[2]，指出秦朝的统治者不懂得这个道理：“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3]他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联系，认为：“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术远者考之于近。故说事者上陈五帝之功，而思之于身，下列桀、纣之败，而戒之于己。”[4]《新语》作为汉初统治者总结历史经验的第一部史论和政论，它的历史思想和政治思想，对当时和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贾谊和晁错是陆贾之后汉初著名的政论家和史论家，他们的政论和史论，大致上都是跟陆贾一脉相承的。贾谊的论著中有不少分析秦何以亡、汉何以兴的名篇。他认为秦亡的历史教训，归结起来就是“不知守成之数、得之之术也”[5]。他列举具体历史事实，反复阐述“取与、攻守不同术”“攻守之势异”的道理[6]。这跟陆贾说的“逆取而以顺守之”，是相通的，这反映了他们在这个重大历史经验上的共识。贾谊把历史经验运用于当世，提出著名的《治安策》。其主要论点是：第一，关于封国问题，“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第二，关于秦朝以来“以侈靡相竞”的世风问题，主张皇帝本人要亲自过问“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的事情。他的这两条建议，都被汉文帝采纳了。

晁错在《举贤良对策》中，根据汉文帝诏策提出的问题：关于“明于国家大体”，他“以古之五帝明之”；关于“通于人事终始”，他“以古之三王明之”；关于“直言极谏”，他“以五伯之臣明之”；关于“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他“以秦事明之”。他论“秦事”，又是从“能兼六国，立为天子”，讲到“上下瓦解，各自为制”[7]。从五帝、三王、五伯到战国与秦，这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对这个过程的不同阶段的历史经验教训做出总结，这是很有意义的。晁错根据历史经验，在封国问题上力主“削藩”，终于为此献出了生命。

陆贾、贾谊、晁错的历史思想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十分重视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并把它同当时的政治统治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司马迁论陆贾说：“余读陆生《新语》书十二篇，固当世之辩士。”[8]班固引用刘向的话说：“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9]司马迁、班固还肯定晁错的“为国家树长画”“锐于为国远虑”的思想和精神。汉初历史思想的发展，是史学成一家之言的准备条件之一。

二、《史记》的“成一家之言”

先秦史学已初步显示出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前景，但史学之成为“家”，则是从司马迁著《史记》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的。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一说公元前135年—约公元前90年），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的史学活动是在汉武帝统治时期。他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曾总结先秦学术思想而著《论六家要指》，评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各家主旨及得失。司马谈有志于论述汉兴以来“海内一统”的历史，因未能参与汉武帝封泰山的大典忧愤而死。他临终前嘱咐司马迁“无忘吾欲论著”。司马迁执行父亲的遗言，终于撰成《史记》一百三十篇，记述了自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太初约3000年间的历史。

司马迁著《史记》有很高的目标和要求，这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0]。这包含了历史认识、历史内容、历史表述等几个方面的深思和创造。天人关系、古今变化，这是前人曾经涉及的，而把它们综合起来加以考察，使它们获得历史的形式而“成一家之言”，则是司马迁第一次提出来的。司马谈论“六家要指”而无史家，称颂周公、孔子的贡献而慨叹战国以来“诸侯相兼，史记放绝”[11]的局面，已包含了史学成“家”的思想。司马迁总结先秦史学成果，继承汉初的历史思想倾向，秉承先人的遗志，在史学上首次提出了“成一家之言”的伟大抱负，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走向成长的阶段。司马迁在青年时代曾有广泛的漫游，这对他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有极大的教益。他在父亲死后三年出任太史令，得以“纳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博览皇家藏书。他后来受到李陵事件的牵连，“就极刑而无愠色”，忍辱负重，继续撰述。这是司马迁终能“成一家之言”的几个主观方面的条件。

《史记》创造了中国史学上史书的纪传体表现形式，用以表述丰富、生动的历史内容。它包含由不同体例构成的五部分。

本纪，十二篇，有五帝、夏、殷、周、秦、秦始皇、项羽、高祖、吕太后、孝文、孝景、孝武。这是集中地反映了司马迁的“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12]的撰述宗旨，也是全书表述历史进程的总纲，意在“原始察终，见盛观衰”，阐述历代兴亡大势。

表，十篇，有世表、年表、月表，自三代迄于太初，意在反映“并时异世，年差不明”、头绪纷繁的历史事件发生的年月。

书，八篇，有礼、乐、律、历、天官、河渠、封禅、平准，涉及礼乐制度、历法、天文、地理、重大祭祀、经济财政等社会生活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之诸多方面，意在明其“损益”“改易”之迹，“承敝通变”之状。

世家，三十篇，意在记述王朝或皇朝“辅拂股肱之臣”的“忠信行道，以奉主上”的史事，也写出了朝廷与地方的关系及其变化。

列传，七十篇，是为古往今来，能够“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各种历史人物立传，写出了各个阶层、各种行业代表人物的形形色色的心态和面貌。

纪传体以纪、传隐括诸体，它实际上是综合体。其中每一种体例都可从先秦史学中找到它的踪迹，但又包含着司马迁的再创造；把诸体综为一书，为表述历史提供了广阔的领域，这是司马迁的杰出贡献，是《史记》成一家之言的一个重要方面。

《史记》是一部规模宏大的通史，是一部关于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民族、思想、文化、社会风貌及各阶层人物群像的百科全书。它以黄帝作为中国历史的开端，在历史上和史学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详尽地、深刻地、生动地写出了秦和西汉前期的历史，总结了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储存了丰富的历史智慧。这是《史记》成一家之言的又一个方面。

《史记》成一家之言，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即它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思想。司马迁在基本倾向上否认“天”有意志，明确表示：“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耶非耶？”[13]他批评项羽所谓“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14]。他嘲笑汉武帝一再为方士所愚弄。[15]同时，司马迁写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从不同的方面表明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这在史学发展上是空前的。从本纪、诸表可以看出，司马迁对历史进程有一个上下贯穿的总的认识，对历史进程每一阶段及其特点有明确的把握，并从“成败兴坏”之中总结出来“物盛而衰，固其变也”“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16]的规律性认识。他有时也讲到循环论，但他用以观察历史的方法论主要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17]的朴素辩证方法，他甚至认识到历史的变化不过是“事势之流，相激使然”的“自然之验”[18]的过程，是不足为怪的。马迁认为历史在变化中是向前发展的，他称赞秦国“世异变，成功大”[19]，这最能反映他的这种认识。

《史记》写出了多民族的历史，反映了秦汉政治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这也是它成一家之言的重要方面。

《史记》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基础。《史记》的成一家之言，标志着在意识形态领域史学已卓然成为一“家”，因而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

三、皇朝史的创立

在《史记》以后，班固《汉书》和荀悦《汉纪》的继出，标志着皇朝史创立的成功，这是东汉时期史学的主要成就。

班固（32—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他继承父亲班彪《王命论》的思想和续撰《太史公书》的事业，以兰台令史之职，积20余年，至汉章帝建初年间，大致完成了《汉书》的撰述。其《天文志》及八表，由班固之妹班昭及马续续成。

班氏父子在历史思想上主张“汉绍尧运”，不承认秦朝和项羽的功绩，不赞成司马迁把汉朝的历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20]。因此，《汉书》断汉为史，起自汉的建立，迄于王莽之诛，记西汉王朝230年历史。它包含：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作注时，对篇帙较长者析有子卷，故今存《汉书》凡一百二十卷。《汉书》的特点，第一，是以西汉兴衰为断限，突出了皇朝史的地位。第二，在继承《史记》有关汉史的基础上，补撰了汉武帝太初以后的史事。第三，内容恢宏，结构严谨。它仿效《史记》的表现形式，但不立世家，而于表、志方面有所发展，其经典之义在于是也。[21]如《汉书》新创的《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对于反映西汉官制和谱列古今人物，很有意义。《汉书》十志在继承《史记》八书的基础上创造尤多：《食货志》《沟洫志》和《刑法志》，着重反映经济和政治；《地理志》记载西汉疆域、行政建置及各地自然条件、物产、民风、人口多少；《艺文志》反映了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历史文献的成果，著录了先秦以来学术文化的门类、源流及著作，是较系统的学术史专篇。班固自称《汉书》“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22]，是名副其实的。第四，它具有突出的正宗思想。班固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来“证明”汉朝是得“天之正统”。他还批评《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23]。这些，在《汉书》中都有明显的反应。

《汉书》继承《史记》而变通史为断代，开创了皇朝史撰述的先河。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幾称道《汉书》“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24]，说明了它在史学上的重大影响。

《史记》《汉书》被后人称为“正史”的开创者，其实它们在历史思想和撰述原则上各异其趣。

东汉末年，汉献帝命荀悦据《汉书》而撰《汉纪》三十卷，其书“辞约事详，论辨多美”[25]，这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编年体皇朝史，后世史家亦多仿效。

[1] 参见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55页。

[2] 以上均见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699页。

[3] 陆贾：《新语·无为》，王利器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2页。

[4] 陆贾：《新语·术事》，王利器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7页。

[5] 贾谊：《新书·时变》，阎振益、锺夏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98页。

[6] 贾谊：《新书·过秦上》《过秦下》，阎振益、锺夏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14页。

[7] 班固：《汉书》卷四十九《晁错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296页。

[8] 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705页。

[9] 班固：《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265页。

[10]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5页。

[11]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5页。

[12]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19页。

[13] 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125页。

[14] 司马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9页。

[15] 参见司马迁：《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03～1404页。

[16] 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42页。

[17]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19页。

[18]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43、3254页。

[19] 司马迁：《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86页。

[20] 班固：《汉书》卷一百下《叙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235页。

[21] 参见班固：《汉书》卷一百下《叙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236页。

[22] 班固：《汉书》卷一百下《叙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235页。

[23]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7～2738页。

[24] 刘知幾：《史通》卷一《六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0～21页。

[25] 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二《荀淑传》附《荀悦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0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