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说、官书和史诗

史学是在先民创造出文字以后才开始产生和逐步发展起来的，最早的官书、史诗和国史，是史学产生的初级阶段的表现形式。而在文字出现以前，先民对历史的记忆、认识和传播，则反映在口耳相传的传说中。不论是从客观的历史内容来看，还是从人们的主观历史意识的发展来看，远古的传说本是史学的源头。

在文字出现以后，远古的传说经过人们的整理、加工并记述下来，从中可以看到文字出现以前的古史的一些踪影。根据现有的和比较可靠的材料，远古的传说主要是关于氏族社会里英雄人物的故事。其中包含两大类：一类是战胜自然灾害和在生产中取得成功的传说，另一类是氏族由来和氏族、部落间原始战争的传说。

治水和耕稼的故事是第一类传说中最重要的内容。有许多氏族都曾流传着治水有功的英雄人物的故事。原在今山西境内居住的金天氏的昧及其子台骀，都是善于治水的人物，台骀后来成为汾水之神。[1]原在今山东境内居住的少暤氏的脩和熙，因能治水而“世不失职”，受到后人的祭祀。[2]原在今河南北部居住的共工氏，是一个善于治水的氏族，产生了后土、四岳这样的治水能手。[3]相传，四岳曾协同禹治水，而禹是传说中最杰出的治水英雄。禹在“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的严重情况下，采用疏导的办法，制服了洪水，[4]备受后人景仰。女娲补天的故事，是中国南方和西南方许多氏族中广泛流传的治水女英雄的传说。女娲补天、正极、治水、除害，使人们得以生存，[5]成为有大功的女神。

水患而外，人们还要同干旱做斗争。相传，在羿的时候，“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人们没有吃的，还有许多妖物为害。羿射下了九个日头，除掉了妖物，人们都很感激他，[6]他也成了神。

耕稼的英雄人物，也在不同的氏族中出现过。柱，是烈山氏的耕稼英雄。[7]弃，是周人的始祖，是比柱更有影响的耕稼英雄，他在传说中的地位，差不多是同禹相等的。[8]柱和弃都成了农神，弃也被称为稷或后稷。

关于氏族由来的故事，大多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的特点。相传，夏后氏的始祖禹，是从鲧腹中生出来的；[9]商族是由于其老祖母简狄吞了燕子的蛋，生了契，才开始有了这个氏族；[10]周族的始祖弃，是因姜螈践巨人迹怀孕所生的。[11]禹、契、弃后来被尊为夏、商、周三个王朝的始祖。关于氏族、部落间原始战争的传说，《山海经·大荒北经》所记黄帝与蚩尤之战是最有名的，黄帝、蚩尤都是神通广大的英雄，他们的时代比禹、弃还要早。

传说虽然不能全面和真实地反映历史，但其中毕竟包含着一些后人无法抹去的历史真实，为后人认识和研究古史留下了可以追寻的踪迹。传说对于史学的关系，恰恰在于它是远古的和非史学的，它一方面提供了关于史学来源的最原始的资料，另一方面又曾在相当长的年代里影响着文明时代史家历史观点的发展和史学的面貌。史学要走出传说的投影，是许多代史学家经过巨大的努力才能做到的。

卜辞和金文，是中国历史上目前所知最早的官文书。卜辞是殷、周奴隶主贵族贞卜的记录，因刻于龟甲、兽骨之上而有甲骨文之称。殷代卜辞所反映的年代，自盘庚迁殷迄于殷的灭亡，所记以农事、戎事、祭祀方面的内容较多，它们作为档案被储存起来，具有官方文书的性质。金文因是铸在铜器上的铭辞，故又有铭文和钟鼎文之称。殷代晚年至战国之末，都有金文出现，而西周金文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金文所记主要内容，反映了当时王臣庆赏、贵族纠纷、财产关系等方面的情况。卜辞、金文同史学产生的关系更密切了，它们所记虽多是当时的事情，但已包含了后来的历史记载所必不可少的几个方面，即时间、地点、人物、活动，因而可以被看作历史记载的萌芽。金文中还常有“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的话，则反映了一种自觉的历史记载意识的滋生。卜辞记事，短的只有几个字，长的可达百余字；金文，从百字上下，直至五百字之多。

被后人汇集起来而称为《书》《尚书》《书经》（指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中的若干篇，也是较早的文字记载，它比卜辞、金文具有更明显的官书性质，所记都是殷、周王朝的大事。《尚书·商书》中的《盘庚》篇记盘庚迁殷这件大事，是写成最早的一篇。周初八诰即《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反映了西周征服东土、加强对殷控制的历史过程。在性质和形式上同《尚书·周书》相近的，还有《逸周书》中的《世俘解》《克殷解》《商誓解》，可信为西周初年的记载。《尚书》以记言为主，但它在表述一件事情上已显示出略具首尾的规模，《金縢》《顾命》分别写出了金縢藏书、启书的经过和成、康交替的细节，是这个发展阶段上很有代表性的历史记载。章学诚称赞《尚书》在体裁上的优点是“因事命篇”，当主要指此而言。

《尚书》在史学萌芽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成就，还在于它发展了金文中的自觉的历史意识，同时提出了历史鉴戒的思想。《酒诰》反复讲到“罔（无）敢湎于酒”和“荒腆于酒”，是殷代所以兴，所以亡的重要原因，提出了“人无于水监（鉴），当于民监”的著名见解，这个认识，也反映在《召诰》《多士》《无逸》等篇中。

这里说的史诗，是指《诗经》中的《大雅》。《诗经》是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诗歌总集，包含风、雅、颂三个部分。风，以抒情为主；雅、颂，以咏事为主。《大雅》中的一些诗篇，反映周族和周王朝某些发展阶段的传说和历史，可以作为史诗看待。如《生民》《公刘》《绵》《皇矣》和《大明》，歌咏后稷、公刘、古公亶父建立基业，王季继续经营，直至文王、武王的功业。《下武》《假乐》等篇歌咏成、康以下“率由旧章”“绳其祖武”的升平时期。《崧高》《江汉》等篇是咏颂宣王的中兴。《桑柔》《召旻》等篇是感叹、讽刺厉王和幽王时的失政与衰败。它们大致写出了西周的盛衰史。作为史诗来看，它们半是诗歌，半是史篇，写得笼统而夸张；但它们对先王的歌颂或讥刺，对史学在传记和纪事本末方面的发展，都包含着创始的意义。《大雅·**》中有“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诗句，也反映出历史鉴戒思想。

广义地看，《诗经》中的其他部分，也具有史诗的价值。

二、国史和《春秋》

西周末年，周王朝和各诸侯国已具有史书性质的史册，我们把它们称为国史。而在当时，则一般统称为“春秋”。《左传》昭公二年记晋国韩宣子至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国语·晋语七》和《楚语上》分别记有“习于春秋”“教之春秋”的话。《墨子·明鬼下》还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的引证。孟子从政治形势的变化，指出了国史代替史诗的趋势，他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12]孟子的话，说明了史学萌芽阶段的一个重要的变化。

当时的国史，没有一部流传下来。根据现有的文献记载推断，国史在形式上当具备时间、地点、人物、人物活动和这种活动的连续性的记载条件，在内容上仍是对贵族活动的记录，书写工具上主要是“书之竹帛”。国史记载人物活动的连续性，这是它的一大特点，是较之于卜辞、金文记载的一大进步。国史不独记本国之事，也记诸侯会盟与他国见告之事，所记范围较之于《尚书》来得开阔，这也是它的一个特点和进步。国史还有一个特点和进步的地方，是它的记载不像《诗经·大雅》那样带着史诗的笼统和夸张，也不像卜辞、金文和《尚书》那样突出贞卜和册祝，而着重于德刑礼义这些世俗的内容。对于国史的这些认识，我们可以通过《左传》《国语》等书的有关片断的记载而窥其踪迹。国史的出现，标志着严格意义上的史书的诞生。

春秋末年，孔子以鲁国国史（“鲁之春秋”）为基础，参考周王朝国史和列国国史，撰成《春秋》一书。对此，司马迁概括说：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13]

司马迁把这段话写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是着意于突出《春秋》产生的时代特点，上承孟子的见解而有所发挥。

《春秋》以鲁国纪年记春秋时期大事，上起隐公元年（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722年），下迄哀公十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公元前481年）。今传《春秋》止于哀公十六年，末二年为后人所补，非孔子《春秋》原文。《春秋》记事，具有严格的编年史的要求，即按年、时、月、日顺序记事，全书包含242年，每年都有史事记载。这样规范的编年体史书，是中国史学上前所未有的。《春秋》所记内容，主要是周王朝和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活动，以及一些自然现象。书中还涉及各族关系，包含许多民族历史的思想。《礼记·经解》说：“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这是指出了《春秋》在编撰体例和表述要求上的特点。属辞，是遣词造句，缀辑文辞；比事，是排比史事。它们都以严格的义例思想为指导，对后来史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春秋》在撰述思想上的核心是尊“王道”、重“人事”。尊王道，就是遵守周礼及周礼所规定的等级秩序，反映了孔子思想还不能完全适应当时社会的变化。重人事，就是着重记载了春秋时期政治上的得失成败，没有《雅》《颂》中神灵气氛，也没有国史中怪异现象，这同孔子“不语怪，力，乱，神”[14]的思想是一致的。《春秋》是最早摆脱天、神羁绊的史书，这是它在历史思想上的进步的方面。从孟子、司马迁以下，历代思想家、史学家都十分强调《春秋》的社会作用：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说明它在中国史学发展上的影响之大。

《春秋》作为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它的出现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孔子在“学在官府”的历史条件下，开创私人讲学之风，同时开创私人撰史之风，也是有划时代意义的。

三、私人历史撰述的发展

在孔子修《春秋》之后，战国时期，私人历史撰述有了大的发展，出现了多种形式的撰述。其中，有解释《春秋》的作品，有关于春秋时期历史的著作和文献汇编，有关于战国时事的辑录，还有萌芽形态的通史性质的撰述，这是先秦时代历史著作发展的时期。尽管在“百家争鸣”中史学还不能成为一“家”，但诸子百家的历史观点的展开及其在社会实践与思想论辩中的运用，反映出史学的社会作用已在更大的范围内被人们认识，人们的历史知识对于推动社会的进步有重要的意义。

《左传》和《国语》是战国早期的私人撰述，是记述春秋时期史事最重要的两部史书。《左传》是编年体史书，采用鲁国纪年，记事的上限与《春秋》相同，下限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周贞定王元年，公元前468年）。它记事比《春秋》详赡，比《国语》连贯，写出了这个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陪臣执国命的历史趋势。《左传》扩大了编年体的容量，在写战争、辞令方面显示出很高的表述上的成就。它写民族交往和民族组合的进程，在先秦史书中也是最丰富和最具有特色的。《国语》二十一卷，是分国记言的文献汇编，按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编次。所记以政治言论为主，故富于政治见解和历史见解而独具特色。《左传》和《国语》在历史思想上发展了《春秋》重人事的进步思想，但又不像《春秋》那样拘守周礼，而是重视人事的发展和历史人物对社会变动的认识。这个时期还出现了解释《春秋》的书，流传至今的有《公羊传》《穀梁传》，它们在保存史料、阐发史论和宣扬大一统思想方面，都各有贡献。近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春秋事语》，对了解先秦时期的历史观点有些帮助。

《战国策》三十三篇（卷），是记载战国史事的著作，主要记载了各国辩士的活动以及他们的策谋权变，也记载了一些军国大事和社会情况。它在记言上同《国语》相比，可谓各有千秋。它写辞令，则写出了《左传》《国语》少有的气势。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二十七章中有十七章不见于《战国策》，可据以补订后人对战国史事的记载。

这个时期，还出现了萌芽形态的通史作品。一是《竹书纪年》，编年体，记夏商周至战国后期事；一是《世本》，包含多种体例，记传说中的黄帝至战国末年事。但二书只有辑佚本行世。此外，还有《山海经》，《尚书》中的《尧典》和《禹贡》，《仪礼》和《周礼》等撰述，它们各从不同的方面影响着秦汉以后史学的发展。

[1] 参见《左传·昭公元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219页。

[2] 参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503页。

[3] 参见《国语·鲁语上》，又《周语下》，韦昭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03、166页。

[4] 参见《国语·周语下》，韦昭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03页。

[5] 参见刘安等：《淮南子·览冥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5页。

[6] 参见刘安等：《淮南子·本经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80页。

[7] 参见《国语·鲁语上》，韦昭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66页。

[8] 参见《尚书·吕刑》《诗经·鲁颂·閟宫》《论语·宪问》。

[10] 参见《诗经·商颂·玄鸟》，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22页。《楚辞·天问》，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93页。

[11] 参见《诗经·大雅·生民》，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28页。

[12] 《孟子》卷八《离娄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92页。

[13] 司马迁：《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09页。

[14] 《论语·述而》，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