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意识与史学意识

一、历史意识

在文字产生以前，先民已有了原始的历史意识，这从口口相传的神话、传说中得以反映出来，其中包含着先民对自身历史的记忆。在文字出现以后，先民的这种原始历史意识逐渐发展为自觉的历史意识，这从卜辞、金文、官文书和史官记事中得以反映出来，其中包含着对时事的记载和对历史的追述。《尚书·召诰》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这意谓我们不能不以夏为鉴戒，也不能不以殷为鉴戒。又说：“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这意谓君臣上下，常把忧虑放在心里，这样才差不多可以说：我们接受上天的大命，才能够像夏那样经历久远的年代，才不至于经历像殷那样的年代。我们希望成王以小民的安乐使上天高兴，以便从上天那里接受永久的大命。[1]《诗经·大雅·**》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2]这种历史鉴戒思想所反映出来的，正是一种很强烈的自觉历史意识。周人关于先祖和王朝的颂诗，见《诗经·大雅》中的许多篇章，也都反映出这种自觉的历史意识。卜辞和金文所记大多关于时事，它们作为文字记载由简而繁的确证，其中包含了后来作为历史记载的几个主要因素，即时间、地点、人物、活动或事件。值得注意的是，卜辞中有关祭祀祖先的记载，涉及殷王朝的世系，则已包含了追寻历史的意识。金文中“子子孙孙永宝用”的观念，反映出希望现实不被未来遗忘的历史意识。《大盂鼎》铭文关于殷人因酗酒而“丧师”的记载，同上引《尚书》《诗经》中的话属于同一种含义，也是自觉的历史意识的反映。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古代最早的史官起了重要的作用。据《周官》《礼记》等书所记，古代史官名称很多，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别。史官职责亦各有异：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礼记·曲礼上》还说：“史载笔，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这表明史官对所记之事在选择上和处理上的不同。在目前所知最早的古代文献之一《尚书》中，讲到了“册”与“典”。如《多士》篇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金縢》篇称：“史乃册祝。”《顾命》篇记：“太史秉书”，“御王册命”。册、典、志、记言、记事等，都同史官的活动相关联。到了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周王室和各诸侯国先后出现了“国史”，编年纪事。这些国史，当时统称为“春秋”，也有称为“乘”和“梼杌”的。这个时期，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史官，周王室的史伯，晋国的董狐、史墨，齐国的太史、南史，楚国的倚相，各以其见识、博学和秉笔直书的精神受到后人的称颂。春秋末年，孔子据《鲁春秋》而写出编年体史书《春秋》，成为中国史学上最早的私人撰史的史家。自此以后，直至清代，在大约2500年间，史官以及并非史官的史家层出不穷，代有名家。他们世代相承，把中华民族的自觉的历史意识传承和发展下来。

中国史学的这个特点，不仅中国古代学人有许多论述，而且为近代以来西方学人所推重。黑格尔指出：“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3]李约瑟博士在简述“中国历史编纂法”时，他根据王国维的研究成果，在评论司马迁关于商代历史的撰述中写道：

一般认为，司马迁不可能拥有足够的一千多年以前的史料来写历史。可是，当人们从无可争辩的真迹——安阳甲骨文——中清楚地找到商代三十个帝王中的二十三个帝王的名字时……大家可以想象，许多人该是何等地惊异。由此可见，司马迁一定拥有相当可靠的史料。这一事实再一次说明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也说明对商代是完全应予承认的。[4]

这是从世界各民族的比较和“中国人”这个整体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因而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这种“深刻的历史意识”在史学发展过程中，反映在史家历史观点中的突出成就表现为三点。第一，认识到历史、现实、未来的联系，如司马迁说的“述往事，思来者”[5]。第二，认识到历史是变化的，如《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史墨的话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因此，“通古今之变”成为司马迁以后不少史家追求的目标之一。第三，肯定历史在变化中的进步，如杜佑《通典》论分封、郡县的弊与利，认为“建国利一宗，列郡利万姓”[6]；论民族风尚，认为“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7]；论人才状况，认为“非今人多不肖，古人多材能，在施政立本，使之然也”[8]，等等，反映出朴素的历史进化思想。第四，这是很重要的一条，并早已有所发展的，即认为历史可以为现实提供借鉴的思想，如司马光所说“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9]。这些历史观点，还有其他一些进步的历史观点，在中国史学发展中都有丰富的积累。

这种深刻的历史意识产生于人们的社会历史实践活动，同时又反转过来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历史实践活动。秦孝公时商鞅等人关于变法和“法古”的论辩；汉初君臣关于秦亡、汉兴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后来桑弘羊同贤良、文学关于盐铁政策的论难；唐初君臣关于秦、隋兴亡比较的探讨，以及关于严刑罚、行教化的争论，关于是否还应实行分封的辩论，都直接影响到当时政治上的重大决策。唐太宗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10]这话极简洁地概括了历史意识对社会实践（这里主要是指政治实践）的反作用。

这种深刻的历史意识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对促进各族之间的历史认同、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有重要的作用。自司马迁著《史记》而以周边少数民族入史，此后这成为历代“正史”撰述的传统。北魏雄踞北方百余年而自称“中国”。唐初以北齐和隋朝所撰两部《魏书》为正史，以十六国史为“载记”写入《晋书》，于新撰南朝、北朝史中删除旧史所谓“索虏”“岛夷”的称谓，大力称颂“胡、越一家”“天下一家”的政治局面。辽、金皇朝大力翻译汉文史籍为本民族文字，金代科举考试以“十七史”为重要内容之一。元代修宋、辽、金三史，皆列为正史。《辽史·世表》序称：“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这里说的“二帝”，指的是炎、黄“二帝”。这些事实表明，中国历史上人们这种深刻的历史意识表现为大原则上的共同的社会心理和历史价值观，这是中华民族之凝聚力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渊源。

总起来看，可以认为，中华民族的深刻的历史意识，是中国史学之优良传统的核心之一。

二、史学意识

史学的发展，不仅表现在史家对历史的认识上，而且表现在史家对史学的认识上。这种对史学的认识，也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大致说来，从春秋、战国之际到秦汉时期，中国史学已经滋生了明确的史学意识并进而演变为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反映这一过程的史书主要是《春秋》《左传》和《史记》。

《春秋》在史学意识上的突出表现，一是“属辞比事”，二是用例的思想。如《礼记·经解》说：“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所谓“比事”，是按年、四时、月、日顺序排比史事，是编年纪事的概括性说法。“属辞”，是指在表述史事时讲求遣词造句，注重文辞的锤炼。“不乱”，除了编年纪事这种体裁之外，还包含了“属辞”中用例的思想。《左传》称赞《春秋》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11]司马迁评论孔子修《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12]这些都说明孔子在“属辞比事”和用例上的严格要求。《春秋》的“属辞”和用例，不只是形式上的要求，还突出地反映在孔子对于“义”（褒贬之义）即历史评价的重视上。孟子这样说过：“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13]孔子以前，已有一些史官善于指陈历史形势，对历史发展趋势做出判断；对所记史事做出评论，显示出相当深刻的历史见解。但在史学上明确提出“义”的要求，孔子是最早的，这对后来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孔子还称赞晋国史官董狐书法不隐的精神，说他是“古之良史”[14]。孔子又提出了尊重历史文献的认识，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15]论证前朝的制度，不能不以历史文献为根据，这是孔子提出来的史学上的一个基本原则。从《春秋》和孔子的这些言论来看，可以认为，孔子是中国史学上第一位具有明确的史学意识的史家。

从上引《左传》和《孟子》诸文，表明它们在史学意识的发展上都占有重要的位置。孟子不是史家，但他关于孔子作《春秋》的许多言论，在先秦史学思想中却是不可忽视的。他指出：“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16]这两句话，讲到了史家作史的社会环境、社会目的和社会作用。孟子关于史学与社会之关系的认识，在先秦时期的史学上是有代表性的，对以后史学思想的发展也有深刻的影响。

从《春秋》和孔子的言论，以及《左传》和孟子的言论，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史学意识所具有的丰富内涵：（1）重视史书的结构和文辞；（2）重视史家对史事的评价；（3）推崇“书法不隐”的精神；（4）提出了史学发展同历史发展的关系的初步认识；（5）提出了对历史撰述的社会条件、社会目的和社会作用的认识；（6）提出了事、文、义这三个史学上的重要范畴。这些，对后来史学思想、史学理论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西汉时期，司马迁把先秦时期的史学意识推进到更高的认识层次，即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阶段。所谓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它不只提出了有关史学的某些方面的认识，而且进一步提出了关于史学是史学家们不应为之中断的、具有连续性的神圣事业的认识。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深沉地写道：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17]

“先人”，是指他的父亲太史令司马谈；“小子”，是司马迁自称。他们父子是把“绍明世”“继《春秋》”的工作同周公、孔子的事业联系起来，还有什么比这更崇高的呢！在司马迁看来，“《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如此看来，“继《春秋》”确乎是神圣的事业。司马迁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可谓鲜明而又强烈。“小子何敢让焉”，显示了他的当仁不让的勇气和崇高的历史责任感。

司马迁的这种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促使他创造出伟大的成果，写出了《史记》（他自称为《太史公书》）这部巨著。他说：《太史公书》“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18]。这是他的史学发展意识在实践上的要求，即把继承前人的成果同自己的“成一家之言”结合起来，作为努力的目标。从广泛的意义上看，司马迁提出的“成一家之言”不仅仅是指《史记》说的，也是指“史家”说的。战国时期有诸子百家而无史家的突出地位，司马迁要改变这种传统，使历史撰述也能成为一“家”。“成一家之言”的庄严目标的提出，反映了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产生时所达到的高远的境界，这在史学发展上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自司马迁以后，史学意识的发展经历两汉、魏晋南北朝至唐前期而出现了《史通》，经历唐、五代至两宋而出现了史学批评的繁荣，经历元、明至清前期而出现了《文史通义》，经历清后期的社会变动和史学分化至20世纪初出现了梁启超的《新史学》和章太炎的《訄书》，以及至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李大钊的《史学要论》等，史学意识在2000年中有丰富的积累并不断走向更高的层次，逐步达到对史学的科学认识。

[1] 参见《尚书·召诰》，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13页。

[2] 《诗经·大雅·**》，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54页。

[3]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18页。

[4]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88页。

[5]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5页。

[6] 杜佑：《通典》卷三十一《职官》王侯总叙，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849页。

[7] 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五《边防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979页。

[8] 杜佑：《通典》卷十三《选举一》，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08页。

[9] 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资治通鉴》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608页。

[10] 吴兢：《贞观政要·任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3页。

[11] 《左传·成公十四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70页。

[12] 司马迁：《史记》四十七卷《孔子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44页。

[13] 《孟子》卷八《离娄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92页。

[14] 《左传》宣公二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63页。

[15] 《论语·八佾》，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6页。

[16] 《孟子》卷六《滕文公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55页。

[17]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6页。

[18]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