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批评的不同视角和层次

一、史学家和史学批评

史学家的思想和撰述一旦成为某种社会表现形态，即以各种形式的著作出现，它就成了社会的一种精神产品，从而也就必然要接受社会的评论。在阶级社会中，这种社会的评论无疑总会带着阶级的烙印。同时，每一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一思想史上的规律，也会鲜明地反映在这种社会的评论之中。此外，社会中不同身份的人，也会从各自的视角来评论各种史学成果，反映出在史学批评上不同的层次和要求。所谓不同的视角、层次、要求，只是相对来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

这里先说史学家和史学批评。在以前各篇中，已经讲到了不少史学家和史学批评的关系。现在我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明这层关系，即史书中为史家立传的问题。

史书为史家立传，尤其是历代正史为史家立传，反映了后辈史家对前辈史家业绩之社会影响的重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对史家及其撰述成果为社会生活中之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的认识。《汉书》为司马迁立传，《后汉书》为班彪、班固、班昭（曹世叔妻）立传，也为蔡邕、荀悦、刘珍等立传，就反映了这种情况。班固批评司马迁《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这反映了他对司马迁历史思想的见解；同时又引用刘向、扬雄等人的话，说《史记》可称为“实录”[1]，这说明了《史记》的社会影响。范晔认为：“司马迁、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载籍之作，大义粲然著矣。”[2]他说的“大义”，不只是从史学意义上来看，也包含了社会评价的尺度。《隋书·经籍志二》正史类后序在讲到《东观汉记》《三国志》的撰述后说：“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所谓“师法相传，并有解释”，是说它们在史学上的影响；“皆拟班、马，以为正史”，这就讲到它们的社会和历史意义了。

盛唐史家，视野开阔，他们为前辈史家立传并总而论之，有更自觉的意识。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唐修《晋书》卷八十二集中为两晋史家立传。其中包括陈寿、王长文、虞溥、司马彪、王隐、虞预、孙盛、干宝、邓粲、谢沈、习凿齿、徐广十二人。陈寿是西晋初年人，徐广则处于东晋末世，相距一百余年。《晋书》作者把这些史家的行事、著述综括起来，编在同一卷书里，这是前所未有的。它一方面表明史学家之自我反省的批评意识发展到更加自觉的阶段；一方面也表明史学家们的活动及其撰述成果，在社会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成为反映一代之史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此卷后论认为，史家的作用是“昭法立训”，这指出了历史撰述同政治统治的关系。至于讲到一些史家或“奋鸿笔”“骋直词”，或“继明先典”，或“综缉遗文，垂诸不朽”等，都是从史学成就上做出的评论。而所谓“蹈忠履正，贞士之心；背义图荣，君子不取”，则表明对于史家的批评，同评论其他历史人物一样，要受到社会伦理、道德法则的裁决。《晋书》还为另外一些史家立了传，如卷三十四有《杜预传》，卷九十二有《袁宏传》，说明《晋书》作者在为史家立传上，也有视具体情况而灵活处置的地方。

还有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刘知幾在《史通》一书中写了《史官建置》的专篇。从政治的观点或从反映一代之史的观点来看，《史通》是不能同《晋书》相比的，这首先是由它们的内容不同所决定的，同时也反映了官书和私撰在当时所处地位的差别。但是，从史学家和史学批评的发展史来看，《史通》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中《史官建置》一篇，概括地阐述了唐初以前的史官的历史，可以看作史家之史的论纲，这也是前所未有的。刘知幾在此篇中，开宗明义，指出了史学的社会功用。他认为，任何人的活动，犹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但若书于竹帛，就能做到“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这就是史官的职责，即所谓“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后人读史，就可“见贤而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就可“劝善惩恶”。他的结论是：“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刘知幾的这一段论述，过去不大为人所注意。他在这里阐述了一个很深刻的理论问题，即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是凭藉史家记事载言实现的；人们从历史中受到教育、启示，是通过“坐披囊箧”“穷览千载”而获得的。他从这样的高度来写史家之史，评论他们的得失，这就比《晋书》说的“昭法立训”具有更高的层次了。

要之，为史家立传，写史家之史，既反映了史家对史学活动自我反省的自觉意识，又反映了史学批评的社会意义。在《晋书》《史通》之后，不论是官修正史，还是私人撰述，都继续着这个传统。如《旧唐书》卷七十三为姚思廉、颜师古、令狐德棻等立传，并以邓世隆、顾胤、李延寿、李仁实为附传；卷一百二为刘知幾、徐坚、元行冲、吴兢、韦述等立传；卷一百四十九为蒋乂、柳登、沈传师等三姓父子立传。而《新唐书》则更近于《晋书》的做法，其卷一百二、卷一三二集中了唐代大部分著名史家。《宋史》于史家失载较多，但它也以欧阳修、刘敞、刘攽、曾巩等传为同卷，以司马光、吕公著、范镇、范祖禹等传前后相次。李贽著《藏书》，人物列传分为大臣、名臣、儒臣、武臣、贼臣、亲臣、近臣、外臣等类。儒臣传又分为德行、文学二门。文学儒臣又包含词学、史学、数学、经学、艺学，而于史学儒臣传中列举司马谈至欧阳玄等十七人。值得注意的是，李贽把“史学儒臣”置于“经学儒臣”之前，反映出他为史家立传的新意。

从历史的发展观点来看，史学家和史学批评，绝不只是史学本身的问题，它折射出社会对史学的评论，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史学在社会生活中所处位置的重要。

二、政治家和史学批评

政治家和史学批评的关系，比史学家和史学批评的关系，更直接地反映出史学批评的社会意义。这是因为政治家考虑问题，大多集中在兴亡盛衰、治乱成败之故这些问题上。《史记·陆贾列传》记：汉高祖命陆贾著书说，“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于是陆贾“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这是汉初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即重视对得失成败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新语》是政论，也是史论，刘邦对它的评论，反映了政治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在这方面，唐太宗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的《修晋书诏》，概括地评论了唐初以前的史家和史书，认为：“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3]他对已有的诸家晋史深致不满，一一指出它们的不足之处，提出重修《晋书》的主张，也是基于这一认识。唐太宗还曾就一部史书发表过比较具体的评论。史载，他对凉州都督李大亮“论今引古，远献直言”的正直之心极为赞赏，除赐物以为纪念外，又赠给荀悦《汉纪》一部，并下书说：

卿立志方直，竭节至公，处职当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闲，宜寻典籍。然此书叙致既明，论议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今以赐卿，宜加寻阅也。[4]

所谓“叙致既明”，是肯定《汉纪》在材料组织和文字表述上的优点；“论议深博”，是肯定它的历史见识。至于“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当指其内容及现实意义而言，也是对“论议深博”的具体说明。显然，他是从统治方略和君臣关系这两个方面来看待《汉纪》的，而且也希望他的大臣们能在这两个方面身体力行。荀悦《汉纪》序自谓：“汉四百二十有六载，皇帝拨乱反正，统武兴文，永惟祖宗之洪业，思光启于万嗣。”又说：“中兴已前，一时之事，明主贤臣，规模法则，得失之轨，亦足以监矣。”[5]联系这些话来看，唐太宗之评论《汉纪》以及把它赐给臣下“寻阅”的深意，就更加清澈可见了。

宋神宗《资治通鉴序》，也是反映政治家和史学批评之关系的一篇佳作。它起首就讲到“《诗》、《书》、《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者也”。它称道司马迁“其是非不谬于圣人，褒贬出于至当，则良史之才矣”。它概括《资治通鉴》的内容说：“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这些话。主要是从政治上着眼的。所以序文末了才写出了这样的结语：“《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6]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宋神宗时的名臣，前者以轰轰烈烈的变法而终于失败，成了政治上的悲剧人物；后者以皇皇巨制的史著而享有盛誉，成了史学上的一代名家。他们的政见不合，但他们政治目的却并不是对立的。这就如同宋神宗既支持王安石变法、又对《资治通鉴》做上述评论一样，二者在政治上的目的本是一致的。这样一个历史环境和政治背景，对于认识宋神宗之评论《资治通鉴》的社会意义，是很有启发的。

历代政治家对史书有不少评论，自唐宋以下，他们评论较多的是《贞观政要》《通典》和《资治通鉴》。《贞观政要》反映了“贞观之治”的历史和当时君臣论政的风貌，《通典》备载历代典制的源流、得失而以“经邦”“致用”为旨趣，《资治通鉴》以“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为撰述的宗旨，这是它们多为政治家所关注的原因。《通典》在当时就受到政治家的重视，权德舆评论它说：“《通典》二百篇，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7]清乾隆《御制重刻通典序》说：“观其分门起例，由食货以讫边防，先养而后教，先礼而后刑，设官以治民，安内以驭外，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8]他们的评论，强调了《通典》的“经世”“经国”的社会意义。在辽、金、元三朝，《贞观政要》《资治通鉴》都是最先被译成当朝文字的史书。金世宗曾对宰臣说：“近览《资治通鉴》，编次累代废兴，甚有鉴戒，司马光用心如此，古之良史无以加也。”[9]这个评价，也落脚在“累代废兴，甚有鉴戒”上。

总的来看，政治家的史学批评，大多包含着从史书中可以得到丰富的历史鉴戒这个根本性的认识。尽管这个认识在他们的政治活动中所产生的作用各不相同，但由此反映出来的史学批评的社会意义，则是毋庸置疑的。

三、思想家、教育家和史学批评

思想家和教育家的史学批评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更注重思想和理论方面。孔子作的《春秋》，在史学上有突出的地位，但他更是一位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孟子和朱熹，也是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他们对史书和史家都有过一些评论。孔子称赞董狐是“古之良史”，称赞他着重“书法”方面；及至他评论自己所作的《春秋》，便说是“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10]。孟子解释这话的含义是：“《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11]他还说孔子最重视史书的“义”[12]。司马迁进而解释说：“《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这都说明孔、孟之评论史书，尤其着重于“义”，即思想的作用。这种“义”，包含着等级观念、伦理观念和道德观念，故他们的史学批评，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孟子的史学批评，还包含着对政治变化与史学发展之关系的理论性认识，他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13]从今天的认识来看，这是涉及历史变化与史学发展之关系的较早的理论概括。

朱熹的史学批评，更多地反映出教育上的特点。学生问他读史之法，他回答得很详尽：

先读《史记》及《左氏》，却看《西汉》（《汉书》）、《东汉》（《后汉书》）及《三国志》。次看《通鉴》。温公（司马光）初作编年，起于威烈王，后又添至共和（即公元前841年——引者）后，又作《稽古录》，始自上古。然共和以上之年，已不能推矣。独邵康节却推至尧元年，《皇极经世》书中可见。编年难得好者……温公于本朝又作《大事记》。若欲看本朝事，当看《长编》。若精力不及，其次则当看《国纪》。《国纪》只有《长编》十分之二耳。[14]

这一段话是回答读史的方法，实则也包含着对各种史书之可接受性的先后次序的评论。所以当有人问到读《通鉴》与读正史的关系时，他明确回答说：“好且看正史，盖正史每一事关涉处多。只如高祖鸿门一事，本纪与张良、灌婴诸传互载，又却意思详尽，读之使人心地欢恰，便记得起。《通鉴》则一处说便休，直是无法，有记性人方看得。”又说：“《通鉴》难看，不如看《史记》《汉书》。《史记》《汉书》事多贯穿，纪里也有，传里也有，表里也有，志里也有。《通鉴》是逐年事，逐年过了，更无讨头处。”[15]朱熹讲读史方法，侃侃而谈，完全是从一个读者的身份来描述读史的感受；他的谈话对象，又并非治史之人，也是以一般读者的身份来请教问题。这里没有任何矫揉造作的地方，也就越发可以反映出朱熹在答问中所涉及的史学批评问题，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朱熹对纪传体史书的称赞，恰恰从它们的可接受性上说明了历代正史何以采用这种体裁的原因。这同刘知幾把《史记》的“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视为它的“短”处[16]，恰成相反的认识，这正表明刘知幾所论，有过分拘泥于史书体例的局限。由此可以进一步证明，史学批评绝不只是史学家的事情；而史学批评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参照社会的尺度。

王充、柳宗元、叶适等思想家在史学批评方面有很多见解，其见解的理论价值已不限于史学方面，而这些见解对思维历史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王充批评所谓“《尚书》二十九篇者，法北斗[四]七宿也”之说，批评所谓“《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寿九十，中寿八十，下寿七十。孔子据中寿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之说等[17]，虽属批评之批评的范围，但对于廓清人们笼罩在这些史书上的神秘迷雾是很有意义的。王充批评《史记》说：“观《世表》，则契与后稷，黄帝之子孙也；读殷、周本纪，则玄鸟，大人之精气也。二者不可两传，而太史公兼纪不别。”以致“世人疑惑，不知所从”。但他还是认为司马迁“少臆中之说”[18]，肯定了《史记》的历史真实性的价值。柳宗元、叶适的见解，已多处论及，不再赘述。

思想家和教育家的史学批评，从更高的认识层次上反映了史学批评的社会意义。

[1]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8页。

[2]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下《班彪列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86页。

[3] 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67页。

[4] 刘昫等：《旧唐书》卷六十二《李大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388页。

[5] 荀悦：《汉纪》卷三十，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47页。

[6] 司马光：《资治通鉴》序，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30页。

[7] 权德舆：《唐丞相金紫光禄大夫守太保致仕赠太傅岐国公杜公墓志铭》，见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百五，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136页。

[8] 乾隆：《御制重刻通典序》，见杜佑《通典》附录一，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513页。

[9] 脱脱等：《金史》卷七《世宗本纪中》，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75页。

[10] 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44页。

[11] 《孟子》卷六《滕文公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55页。

[12] 参见《孟子》卷八《离娄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92页。

[13] 《孟子》卷八《离娄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92页。

[14] 黎靖德编：《朱子语录》卷十一《读书法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95～196页。

[15]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一《读书法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96页。

[16] 刘知幾：《史通》卷二《二体》，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5页。

[17] 王充：《论衡·正说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27页。

[18] 王充：《论衡·案书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