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批评的批评

一、批评之批评的历史

大凡有影响的史学批评，都会在其后引出一连串关于批评的批评，以至于形成一段批评之批评的历史。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孔子对董狐的评论，《左传》、孟子对《春秋》的评论，《国语》对左史倚相的评论等，都引发后人在此基础上的许多评论。班彪、班固对《史记》的评论，张辅关于《史记》《汉书》比较的评论等，在一二千年中不断地被后人评论，成为《史记》《汉书》评论长河的滥觞。刘知幾披阅群史，评论众家，不仅涉及许多前人的评论，尤其为后来历代史家提供了评论的目标。所有这些，汇合成了汪洋的史学批评之批评的历史。

这种现象说明，史学批评作为史家对史学的一种认识活动，同人类对历史的认识活动一样，并不是一人一时所能完成的。顾炎武说：“天下之理无穷”，“故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1]。这说的是他自己对于治学的认识和境界，但这句话却具有认识论上的真理价值。史学批评之批评的历史，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历代史家对于史学不断认识的规律。刘知幾自叙其少年时代读史的心得和感受时说：“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故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共责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于是赧然自失，无辞以对。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纪。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凡有异同，蓄诸方寸。”[2]这段话或许有所夸张，但它生动地反映了史学批评确非一人一时所能完成的这一认识规律。当然，年轻时期的刘知幾对于史学批评之批评，还没有自觉的意识，只是停留在“暗合于古人”的阶段。而在他撰写《史通》时，便明确地认识到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其中便包含了对史学批评之批评的自觉意识。

史学批评之批评的历史，贯穿着史学批评家刻意创新的求异意识。顾炎武《日知录》卷首说：“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日知录》不是史学批评的专书，但其中有不少内容是跟史学批评相关的。章学诚在致友人书中诚恳地写道：

鄙著《通义》，凡意见有与古人不约而同者，必著前人之说，示不相袭，幸足下与同志诸君为检先儒绪论，审有似此者否也？如其有之，幸即寄示，俾得免于雷同剿说之愆，感荷非浅鲜矣。[3]

这里说的“有与古人不约而同者”，跟上文顾炎武说的“古人先我而有者”，是同一个意思。顾炎武的做法是“削之”不载，章学诚的做法是“必著前人之说”，反映了他们治学的严谨。章学诚认为他的《言公》《诗教》诸篇，“其言实有开凿鸿濛之功，立言家于是必将有取”[4]。他更看重的，也是自己的创新部分。

史学批评之批评的自觉意识和创新意识，也是促进史学批评发展的主观因素之一，甚至也可以说是促进史学发展的主观因素之一。还是章学诚说得好：“文章经世之业，立言亦期有补于世，否则古人著述已厌其多，岂容更益简编，撑床叠架为哉！”[5]从总的方面看，批评，以及对批评的批评，应当以此为目的。从单个方面说，则应做具体分析。

二、批评之批评的是非

史学批评之批评的历史，并非直线发展。虽说见仁见智，求同求异，各执己见，均无不可，但其中并不是不存在是非与正误的问题的。

宋文帝命裴松之注陈寿《三国志》。裴松之于是“鸠集传记，增广异闻，既成奏上”，宋文帝览而善之，说：“此为不朽矣。”[6]这是对《三国志注》最早的评论。《三国志》是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但记事简略，故宋文帝有此建议。裴松之肯定《三国志》“铨叙可观，事多审正”，是“近世之佳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所以他收集了一百多种“三国异同”的撰述，为其作注，“以补其阙”，“以备异闻”，“以惩其妄”，有时也“有所论辩”[7]。其注文字数几乎近于原书字数，从而丰富了人们对三国史事的认识，他因此受到了称赞。但后人也有不同看法，刘知幾批评裴松之《三国志注》、刘昭《后汉书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等注家，是“好事之子，思广异闻，而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群，遂乃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阙”[8]。这里，只有最末一句话肯定了“补阙”的作用，而在总的评论上是持否定态度的。与此说相近者，有宋人叶适，他认为裴注所载，“皆寿书之弃余也”[9]。他甚至认为称赞裴注是“轻立议论，误后生见闻，最害事”。于是，又产生出第三种看法，认为：“大抵本书固率略而注又繁芜，要当会通裁定，以成一家。”据称，包括陈亮在内的一些宋人颇有意于此。[10]宋人称裴注“繁芜”，可能包含一种误解，认为“其多过本书数倍”[11]，这是过分夸大了裴注的分量，而重作三国史，也只是一种理想罢了。

清代考史学者对裴注大抵持肯定的看法。王鸣盛在引证了《史通·补注》篇中另一段批评裴松之的话（“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之后，认为裴注“未可废”[12]。赵翼经过认真钩稽，一一列出裴注所引的一百五十一种书名，认为：“凡此所引书，皆注出书名，可见其采辑之博矣。”他批评有的人偶然发现一两条材料，就想批驳陈寿《三国志》及裴注和范晔《后汉书》，“多见其不知量也”[13]。

关于宋文帝、刘知幾对《三国志注》批评的批评，延续了1000多年，发表评论的也不只上面所提到的这些人。从今天的认识来看，赵翼的评论近于公允，也最有说服力；陈振孙的评论比较温和，但他同试图重撰三国史的人一样，似未深于注家之旨；刘知幾认为注史当如注经之例，叶适主观认为裴注所采皆陈书所弃，对裴注的评论都失于偏激。

再举一个聚讼纷纭的实例。《北齐书·魏收传》记：北齐魏收所撰《魏书》，一经脱稿，便在朝廷上引起轩然大波，以致北齐高洋、高演、高湛三朝皇帝都不能不亲自过问此事，魏收也奉诏两度修改《魏书》。其中症结在于，书中对北魏、东魏一些人物的门第、郡望、谱系、功业的记述，偶有不妥、失实，而其子孙仍为北齐显宦，于是“众口喧然”，指斥《魏书》“不实”。不过当时也有另外一种评论，尚书陆操认为：“魏收《魏书》可谓博物宏才，有大功于魏室。”左仆射杨愔对魏收说：“此谓不刊之书，传之万古。但恨论及诸家枝叶亲姻，过为繁碎，与旧史体例不同耳。”杨愔的话，触及“众口喧然”的起因。隋文帝时，命魏澹另撰一部以西魏为正统的《魏书》。隋承北周，北周承西魏，故此举不难理解，唐太宗时，议修前代史，“众议以魏史既有魏收、魏澹二家，已为详备，遂不复修”[14]。这是唐初史家们对《魏书》的评论。但是，七年之后，即贞观十年（636年），李百药在其所撰的《北齐书·魏收传》中，详载《魏书》经历的风波，并借用“诸家子孙”的口吻把《魏书》“号为‘秽史’”。看来李百药并未在“已为详备”上着墨，而《魏书》“秽史”说则由此而起。不过，跟李百药同时的李延寿并不同意这种评论，他在晚出的《北史·魏收传》的后论里，推崇魏收的才学，说他“勒成魏籍，追踪班、马，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序言，钩深致远”。又分析《魏书》之所以引起争议，是他“意存实录，好抵阴私，至于亲故之家，一无所说，不平之议，见于斯矣”。又批评魏收“凭附时宰，鼓动**刑”的“失德”行为。可见，唐初史家对批评《魏书》的批评，已生分歧。

其后，刘知幾承袭“秽史”说，指摘魏收《魏书》“谄齐氏，于魏室多不平。既党北朝，又厚诬江左”。又把“诸家子孙”的“众口喧然，号为‘秽史’”，改成了“由是世薄其书，号为‘秽史’”[15]。再其后，宋人刘敛、刘恕撰《〈魏书〉目录叙》，索性写成：魏收“党齐毁魏，褒贬肆情，时论以为不平”，“众口沸腾，号为‘秽史’”[16]。《魏书》“秽史”说经一再“升级”，千百年中遂成“定论”。赵翼、章学诚均持此论。[17]只是王鸣盛对《魏书》的“被谤独甚”[18]颇致不平之意。《四库全书总目》也认为：“平心而论，人非南、董，岂信其一字无私。但互考诸书，证其所著，亦未甚远于是非。‘秽史’之说，无乃已甚之词乎！”[19]

至此，关于《魏书》的批评之批评，在古代史学上的聚讼，算是告一段落了。考察这一桩史学公案的历史，至少有两点启示。第一，当“秽史”说逐步“升级”时，说者离开历史真相也就愈远。第二，“秽史”与“曲笔”并不是含义完全相同的概念；“曲笔”是与“直书”的优良传统相悖的，历来受到正直史家的反对和纠正，但有“曲笔”缺陷的史书不能简单地谥为“秽史”。赵翼曾指出《三国志》《宋书》《梁书》《陈书》也有曲笔、回护之处，批评得很激烈，但并未称它们为“秽史”。《魏书》有曲笔，同样是应当批评的，然李百药、刘知幾、刘攽、刘恕等对其脱离真相的批评，实不足取，李延寿对它的评论有偏高之嫌，但看法比较全面；王鸣盛认为它与南北朝诸史相比，“亦未见必出诸史之下”；《四库全书总目》说它“亦未甚远于是非”：这些评论大抵近于中肯。从今天的认识来看，《魏书》是“二十四史”中第一部专记少数民族政权盛衰兴亡的“正史”，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它在撰述上首创《官氏志》《释老志》等不少特点，也有不可忽视的史学价值。

关于批评的批评，在古代史学上头绪纷繁，议论横生，其中是非与正误，都须做历史的考察和具体的辨析。上述二例，可见一斑。

三、史学批评家的历史命运

柳宗元曾经批评过韩愈对史学家之命运的看法[20]。他们所讨论的，主要是关于史家本人的命运和结局。这里说的史学批评家的历史命运，着重于历史的眼光，即指其史学批评在史学发展上的命运。这里说的史学批评家，范围也比较宽，包括了那些写出了有较大影响的史学批评论著的作者。

从上文所述批评之批评的历史与是非来看，不难想象史学批评家们的坎坷的历史命运。孔、孟对史学的批评，在古代史学批评史上历来被视为“圣人”的言论，虽有王充的“问孔”“刺孟”，刘知幾的“疑古”“惑经”，他们的历史命运终究要好得多，这自然另当别论。

西晋张辅著论比较司马迁、班固优劣，他从几个方面论证班固不如司马迁，而司马迁称良史之由。后人评论他对马、班的评论，或是或否，大多只引用他说的“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21]这一条，好像张辅其人评论史书优劣，竟如此浅薄而无其他任何深意，这是张辅的悲剧。柳宗元著《非（国语）》六十七篇，从历史思想和采撰内容上批评了《国语》的不当，从基本的方面看，堪称杰作。然有宋人苏轼批评于前，认为“《非国语》论，鄙意素不然之。”“柳子之学，大率以礼乐为虚器，以天人为不相知云云。虽多，皆此类耳”[22]。这话，倒是从另一个方面揭示和张扬了柳宗元之学的难能可贵处，尚不能谓之不幸。又有元人虞仲常批评于后，“以为《国语》诚可非，而柳子之说亦非也，著《非〈非国语〉》，时人已叹其有识”[23]。时人叹其《非〈国语〉》“亦非”之识，恐怕就不能说是柳宗元的幸运了。宋人吴缜撰《新唐书纠谬》，是批评《新唐书》的专书。后人对《新唐书纠谬》的批评，不仅在意见上有歧义，而且涉及吴缜的人品。《新唐书纠谬》凡二十门，共二十卷，所纠之谬四百余条。晁公武评论说：吴缜“不能属文，多误有诋诃”，并举出此书卷二“张九龄谏而太子无患”条中吴缜之误，以证其说[24]。南宋王明清在所著《挥麈录》一书中，则进而指出吴缜“著书之本意”，大意是说：当欧阳修等奉诏重修《唐书》时，吴缜“初登第”，上书欧阳修，“愿预官属之末”，欧阳修“以其年少轻佻，拒之”。吴缜乃“鞅鞅而去”，待《新唐书》成后，便“从其间指摘瑕疵，为《纠谬》一书”，这说明吴缜所撰，是为报当年旧怨。此说又被《文献通考》所引，流传益广。尽管宋人对《新唐书》也有不少微词[25]，但对《纠谬》却持否定态度。吴缜是在绍圣元年（1094年）将此书堂而皇之上表奏呈哲宗皇帝的，但其在宋代的命运并不佳。到了清代，史家对《纠谬》的评论出现了明显的分歧。王鸣盛从历史考证方法上指出《纠谬》“止以本史自相质正”，未免过于“省事”，同时承认“其指摘却亦有精当处”[26]。这已不同于宋人的评论了，吴缜的命运可望有所转机。然而钱大昕却对《纠谬》采取严厉抨击态度，他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校阅此书后，仿虞仲常《非〈非国语〉》之例，写了一篇《新唐书纠谬跋》，列举实例，批评吴缜“读书既少，用功亦浅，其所指摘，多不中要害”，说他“未达于”地理、官制、史例、小学。跋文起首引《挥麈录》的说法，并加上“诋毁不遗余力”数字；文末又说，《新唐书》“舛谬固多”，吴缜所纠“非无可采”，“但其沾沾自喜，只欲快其胸臆，则非忠厚长者之道。欧公以轻佻屏之，宜矣”。以此来看，则吴缜的历史命运比之在宋代更加不幸。不过吴缜终究还是幸运的。乾嘉时期另一位史学名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里也写了篇《唐书纠谬书后》，其论旨则与钱大昕大异其趣。他称赞吴缜所列二十门“贯串全书，用心精密，诚有功于研唐事者，前人比之箴膏肓、起废疾，殆将过之无不及也”。他据理力驳王明清、晁公武之说，认为批评应着重“问其理之当否”；吴缜“颇识文章体要，史氏鸿裁，而竟因一言之失，谓其不能属文，何恶之甚邪！”他批评欧阳修主裁史局而缺“大匠度材”之器，殊为可叹。[27]章氏此论，因《纠谬》而发，意义却超乎《纠谬》之外，是关于批评之批评的一篇鸿文。这不独是吴缜之幸，更是史学批评之幸。

章学诚还概括了刘知幾的历史命运，说：“《史通》多讥先哲，后人必不服从，至今相去千年，其言颇验。盖其卓识不磨，史家阴用其法；其论锋可畏，故人多阳毁其书。”他又结合《新唐书纠谬》说：“人情不容一人独是，故击人者人恒击之。”[28]这两段话，是说到了对古代史学批评家的历史命运之规律性的认识。

[1] 顾炎武：《日知录·自序》，黄汝成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页。

[2] 刘知幾：《史通》卷十《自叙》，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8页。

[3]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九《与陈鉴亭论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5～86页。

[4]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九《再答周筤谷论课蒙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8页。

[5] 章学诚：《文史通义》补遗续《与史余村》，刘公纯标点本，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336页。

[6] 沈约：《宋书》卷六十四《裴松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01页。

[7] 陈寿：《上三国志注表》，《三国志》，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71页。

[8] 刘知幾：《史通》卷五《补注》，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22页。

[9]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八《蜀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05页。

[10] 参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徐小蛮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00页。

[11]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五，孙猛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81页。

[12]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三十九“裴松之注”，黄曙辉点校，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279页。

[13]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裴松之三国志注”，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33、134页。

[14]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8页。

[15] 刘知幾：《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39页。

[16] 魏收：《魏书》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063～3064页。

[17] 参见《廿二史札记》卷十三“《魏书》多曲笔”；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63～264页。参见《文史通义》卷三《史德》，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19～229页。

[18]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五“魏收魏书”，黄曙辉点校，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540页。

[19] 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五《史部·正史类·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07页。

[20] 参见《柳河东集》卷三十一《与韩愈论史官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98～500页。

[21] 房玄龄等：《晋书》卷六十《张辅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40页。

[22] 苏轼：《与江惇礼秀才五首》之二，见张志烈等主编：《苏轼全集校注》第十七册《文集八》，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264页。

[23] 宋濂：《元史》卷一百八十一《虞集传》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182页。

[24] 参见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七《唐书辨证》，孙猛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06页。

[25] 参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二《经籍考·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627～1628页。

[26]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九“新唐书纠谬”，黄曙辉点校，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596～597页。

[27] 参见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八《唐书纠谬书后》，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69页。

[28] 章学诚：《文史通义》补遗续《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刘公纯标点本，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357～3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