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史学批评的误区

一、从“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说起

《世说新语》有《识鉴》篇，讲的是对人的鉴识。《文心雕龙》有《知音》篇，讲的是文学作品的鉴识之难。它指出：“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作者刘勰认真地分析了文学作品的“知音其难”的种种原因，从另一方面看，也可以说是指出了文学批评中存在的一个个误区。同时，他也十分谨慎地指出了批评家如何走出文学批评误区的途径。刘知幾《史通》有《鉴识》篇、《探赜》篇，章学诚《文史通义》有《知难》篇，虽论史学批评，而其意多与刘勰相通，反映了批评家们的共识。

《史通·鉴识》篇以评论人物开篇，随即转向评论史传。刘知幾写道：

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欲求铨核得中，其唯千载一遇乎！况史传为文，渊浩广博，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致远钩深，足以辩其利害，明其善恶！[1]

这里，刘知幾提出了“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的命题。意思是说，事物自身本有一定的尺度，而人们对它的审察、评论往往是不一样的。他认为，这种情况是由于人们的学识、思想的差异造成的，所以才会出现对于同一事物的“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的现象。因此，他提出了“探赜索隐，致远钩深”的重要性，认为这是“辩其利害，明其善恶”的关键。

刘知幾把《鉴识》同《探赜》联系起来，从认识论上阐述了史学批评是一件严肃而又艰难的事情。这就是说，在史学批评上，人们只有通过“探赜”，才能达到“鉴识”。从今天的认识来看，这涉及史学批评中之主体修养与正确认识客体之间的关系。浦起龙《史通通释》按语说：《鉴识》篇是“人之辨史”，《探赜》篇是“论论史”。他说的“史”，指的是史书，这说明浦起龙是深于这两篇的论旨的。

刘知幾认为“欲求铨核得中，其唯千载一遇乎”，这是极而言之。他说的“世缺知音”，显然是受了刘勰讲的“逢其知音，千载其一”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章学诚的认识似近于符合实际。他论《知难》说：

夫人之所以谓知者，非知其姓与名也，亦非知其声容之与笑貌也；读其书，知其言，知其所以为言而已矣。读其书者，天下比比矣；知其言者，千不得百焉。知其言者，天下寥寥矣；知其所以为言者，百不得一焉。然而天下皆曰：我能读其书，知其所以为言矣。此知之难也。[2]

章学诚指出所谓《知难》，不仅在于“读其书，知其言”，而尤其在于“知其所以为言”，这就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把刘知幾说的“铨核得中”讲得更具体、更深刻了。知言之难，故于评论不可不慎。在这一点上，刘、章主旨是一致的。至于章学诚所批评的“天下皆曰‘我能读其书，知其所以为言矣’”的现象的存在，恰是道出了史学批评之误区的难以避免。这正是刘知幾《史通·探赜》篇所要论述的主旨。

二、误区种种

《探赜》篇首先指出，评论的失误会造成不良的后果，这就是：“前哲所作，后来是观，苟失其指归，则难以传授。而或有妄生穿凿，轻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误生人之后学，其为谬也，不亦甚乎！”[3]如果评论曲解了作者的思想而贻误后学，这是双重的错误，自应是不良后果中最为严重的。这些话，反映出了刘知幾对评论的严肃态度。

根据刘知幾的概括，史学批评大致有以下几种误区。

一是猜度。刘知幾针对孙盛“称《左氏春秋》书吴、楚则略，荀悦《汉纪》述匈奴则简，盖所以贱夷狄而贵诸夏”的说法，认为这是“强奏庸音，持为足曲”的做法。刘知幾从春秋时期“诸国错峙，关梁不通”的历史实际，说明“史官所书，罕能周悉”，同汉代“四海一家”之史官所具备的条件是不可等量齐观的。他又举出《左传》详载戎子驹支、长狄、郯子之事，证明《左传》并不是要通过记载之略以表示“贱夷狄”的思想。他还指出《汉纪》取材于《汉书》，“其取事也，中外一概，夷夏皆均”，并不是有意于“独简胡乡，而偏详汉室”。刘知幾对孙盛的批评，不仅有历史上的和史学上的根据，而且也反映出他在夷夏问题上的一贯见解。《史通·称谓》篇说：西晋末年，“戎、羯称制，各有国家，实同王者”，而晋朝史臣们“党附君亲，嫉彼乱华，比诸群盗”，是一种“苟徇私忿，忘夫至公”的做法。这是刘知幾在史学批评上表现出来的民族问题方面的鉴识，实为难能可贵。

二是穿凿。葛洪评论《史记》说：“司马迁发愤作《史记》百三十篇，伯夷居列传之首，以为善而无报也；项羽列于本纪，以为居高位者非关有德也。”[4]刘知幾认为这属于“强为其说”。他指出，司马迁著《史记》，“驰骛今古，上下数千载”，春秋时期以前，得其遗事者，只有伯夷、叔齐二人；作者“考其先后，随而编次”，属于常理，有什么奇怪的呢。他进而论证说，如果一定要认为司马迁是以“善而无报，推为传首”，那么《史记》所记伍子胥、大夫种、孟轲、墨翟、贾谊、屈原等人，为什么作者不“求其品类，简在一科”呢？关于《史记》为何以伯夷居列传之首，评家、注家，众说纷纭，至今仍有作种种解释者。葛洪之说，并非全无根据。一则司马迁“发愤”著史，在《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都有明言。二则《史记·伯夷列传》中，司马迁针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说法，确实讲过“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但是，葛洪把这二者直接联系起来，以寓“善而无报”之意以自喻，那无疑是曲解从而也贬低了司马迁著史的崇高目标。刘知幾从客观历史和史书编次两个方面批评葛洪，所驳甚是。至于刘知幾批评葛洪所谓“项羽列于本纪，以为居高位者非关有德也”的说法，可谓是非参半。所谓是者，刘知幾认为司马迁并不是以此来“怨刺”汉武帝。所谓非者，刘知幾认为司马迁以项羽列为本纪，正是他的“纰缪”之一，又“何必有凭”呢，这是他拘于史例而不察司马迁著述之深意所致。刘知幾曾为《汉书》为吕后立纪做了解释，说是“吕宗称制，故借其岁月，寄以编年”[5]，这无疑是对的，而《汉书》之前，《史记》已经这样处置了。按大致相同的道理，司马迁为项羽立纪，是因为项羽“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6]。根据同样的道理，《史记》还列了《秦楚之际月表》的专篇。故刘知幾的“纰缪”之说，既不能完全澄清葛洪之误，又不足以使后人信服。仅此一点而论，或可说明“知音其难”，“欲求铨核得中，其唯千载一遇”。这也说明，史学批评的误区是极难避免的。批评家孜孜追求的，只是尽可能少地陷入这种误区罢了。

三是凭虚。隋朝内史李德林在北齐时，曾就《齐书》起元（纪年之始）事与魏收讨论，有书信往还。《隋书》本传记中，他在答魏收书中有一句话是：“陈寿，蜀人，以魏为汉贼。宁肯蜀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刘知幾把此事概括为：“隋内史李德林著论，称陈寿蜀人，其撰《国志》，党蜀而抑魏。刊之国史，以为格言。”刘知幾是尊汉的，认为刘备“方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譬以侯伯，宜辈秦缪、楚庄”，可是陈寿的评论“抑其所长，攻其所短”。他还认为，曹操是“罪百田常，祸千王莽”式的人物，曹丕也不是像样的君主，而陈寿对他们的评论，“皆依违其事，无所措言”。刘知幾的结论是：《三国志》“曲称曹美，而虚说刘非，安有背曹而向刘，疏魏而亲蜀也？”[7]陈寿本是蜀汉臣子，后为西晋史官。他撰《三国志》，于蜀、魏关系的处置上，颇为棘手。但西晋“受禅”于魏，故《三国志》以魏为“正朔之国”，在当时实别无选择。他从《魏书》《蜀书》《吴书》分记三国史事，而于《蜀书》中称刘备为先主、刘禅为后主。这在历史编纂上确是一个创举，也隐约可见其不忘曾是蜀汉之臣的心迹，这些都是客观事实。刘知幾尊汉情重，对此缺乏冷静分析，故认为陈寿“曲称曹美”，“虚说刘非”，似有未妥。李德林从正统观念出发，也是尊汉的，认为“汉献帝死，刘备自尊崇”，陈寿既为蜀人，必当“以魏为汉贼”。可是李德林的说法，在《三国志》中实难找到有力证据，所以刘知幾批评他是“无其文而有其说，不亦凭虚亡是者耶”。应当承认，刘知幾对李德林的批评在总的结论上是对的；而他在批评李德林中涉及对陈寿的许多指摘，有些是难以成立的，以致不免也有凭虚之嫌。同时，这也使他陷入对陈寿的评价自相矛盾的困境。刘知幾在《史通·史官建置》篇中指出，为史之道，其流有二：“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董狐、南史自不待言，班固也是备受刘知幾推崇的史家，陈寿能与他们并列，实在是非同小可之事。然而他在《探赜》篇中，其地位又跌落到如此地步。陈寿其人其书未变，而是刘知幾陷入了一个《史通·探赜》篇中所没有说到的误区：抵牾。

上述种种误区，带有举例的性质，尚难以概括这一问题的全貌。如前文所论《国史、野史、家史的是非》《时有古今述有体要》等，也都与误区和走出误区这两类问题相关联。

三、走出史学批评的误区

史学批评的目的，是鉴别历史撰述在史事、思想、体裁、体例、文字表述等方面的高下优劣，考察史家的素养、职责和成就，探索史学在社会中究竟起了何种作用，以辨明得失，总结经验，推进史学的发展。《史通·自叙》篇说：“《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又说：“夫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章学诚也说他的《文史通义》议论开阔，“为千古史学辟其蓁芜”[8]。他们的这些话，或有自我评价过高之嫌，但绝非有意自夸之辞，其诚恳愿望、良苦用心，流露于字里行间。然而欲达此崇高目的，则必须有正确的史学批评。倘若批评陷入误区，那就使任何良好愿望都付诸东流，甚至会给史学发展造成新的障碍。从这一点来看，刘知幾在《史通》中撰《鉴识》《探赜》两篇，尤其寄有深意。由此也可认识到，走出史学批评的误区，实为史学批评家们不能不再三思之的大问题。

那么，史学批评家怎样才能走出史学批评的误区呢？或者说，怎样才能不陷入或尽可能少地陷入这种误区呢？在刘知幾的史学批评论中，他没有着意于从理论上来正面阐述这个问题。他的见解，多包含在具体的批评之中，从上文所述可窥其大概。不过，他在《鉴识》篇开篇时提出的“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的命题，对于强调批评者应重视鉴识的锤炼，是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他引用“探赜索隐，致远钩深”的古训，作为人们提高鉴识水平的途径，也是有方法论的价值的。他在《探赜》篇中写道：“明月之珠不能无瑕，夜光之璧不能无颣，故作者著书，或有病累。而后生不能诋诃其过，又更文饰其非。”[9]这指出了史学批评应取辩证的态度，不苛求也不掩饰前人。此篇末了又写道：“考众家之异说，参作者之本意，或出自胸怀，枉申探赜；或妄加向背，辄有异同。”[10]这总结了史学批评往往是在众说纷纭中展开的，而其最基本的方法是要“考众家之异说，参作者之本意”，以寻求正确的评价，避免发生“出自胸怀”“妄加向背”等错误。他的这些认识，结合他在一些具体的评论中提出的见解，大致反映了刘知幾关于如何开展正确的史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

应当承认，在同样的问题上，章学诚虽没有像刘知幾那样做较多的具体评论，但他在理论和方法论的阐述上却超过了刘知幾。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篇中提出“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遽论其文也”的原则，以及上引《知难》篇中说的“读其书，知其言，知其所以为言”是为真知的标准，都是史学批评中最基本的理论和方法论。他举例说，对于《史记》《汉书》，详察徐广、裴骃、服虔、应劭诸家注释，“其间不得迁、固之意者，十常三四焉。以专门之攻习，犹未达古人之精微，况泛览所及，爱憎由己耶？”[11]这个例子有力地说明，“泛览所及，爱憎由己”是史学批评之大忌。刘勰论文学批评说，要达到能够具有全面分析批评的水平，一是“博观”，二是做比较，三是“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有了这三条，才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12]。这个道理，在基本原则上也是同史学批评相通的。

从史学批评的理论和实践来看，不陷入误区或走出误区，都不是绝对的，也不可能是绝对的，它们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平理若衡，照辞如镜”，作为批评家追求的目标，诚然是可贵的，也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即使是优秀的批评家，也只能做到不断接近这个目标。章学诚在讲到史家撰述历史过程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时说：“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13]他深知“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这个境界和目标是极难达到的，即历史撰述中是极难排除史家的主观作用的；但他仍然认为这是史家所必须追求的。对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亦应作如是观。

[1] 刘知幾：《史通》卷七《鉴识》，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9页。

[2]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四《知难》，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25页。

[3] 刘知幾：《史通》卷七《探赜》，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94页。

[4] 刘知幾：《史通》卷七《探赜》，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96页。

[5] 刘知幾：《史通》卷七《鉴识》，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90页。

[6] 司马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8～339页。

[7] 刘知幾：《史通》卷七《探赜》，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97页。

[8]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九《与汪龙庄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2页。

[9] 刘知幾：《史通》卷七《探赜》，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96页。

[10] 刘知幾：《史通》卷七《探赜》，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98页。

[11]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四《知难》，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27页。

[12] 刘勰：《文心雕龙·知音》，周振甫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18页。

[13]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史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58页。